梁啟超曾經提出以《孟子》中的章句來解釋“民可使由之”的含義，這樣的思路恰好可以為正確的理解孔子思想提供一個視角。孟子曾說：“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矣。”《周易·係辭傳》中也有“百姓日用而不知”一語，今天也有人指出，這種觀點是貶低百姓，認為百姓天生不能理解大道，因此需要聖人教化。其實，如果這樣理解，那麼又是斷章取義了。其實，儒家所提倡的教育出發點在於良好的道德習慣的養成，並且仁義等等道德價值都是內在於人心的，都應該是個人的內心認同的產物，因此，偉大人格的養成僅僅在於個人的“存心”“養心”過程並不決定於外在的“教化”。孟子也反對戕賊人性而為仁義，指出人的向善就如水之向下。因此，百姓的良好政治道德的養成也應該在不知不覺之中養成，任何外力的教化和約束都是對人性的破壞。因而，在此不知不覺的過程中，百姓“徙善遠罪而不自知”。這才是“民可使由之”一句的正確理解。
《孟子》中說“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矣”，可知儒家始終認為民眾不能理解“道”的深層涵義，對百姓也無需以修身平天下的致聖之道來進行教化，隻需要百姓能夠體認日常的生活倫理即可。所謂“修齊治平”的內聖外王之道，對百姓而言，太過高深，也太過奢侈，如果讓普通草民也去以“平天下”為己任，終日以修身至聖為目標，不僅不可能，也會造成普遍的偽善。人人以聖人君子為目標，最後使人人變成偽君子。對百姓而言，無恒產則無恒心，因此，首要的是治民之產，使人們有私產而“養生喪死無憾”，對百姓而言不僅不能“狠鬥私自一閃念”，而且要為自己的產業而努力生活，這才是儒家所謂“小人喻於利”的真實涵義。對於蒼生百姓，讓他們整天去高呼解放全人類的口號，整天對自己的私心私利進行批鬥，這樣的社會一定是一個政治與生活混同的變態社會，對百姓而言，天生就應該“喻於利”。而對於那些以兼濟天下為己任的君子而言，他們處於社會管理者的角色，他們所考慮的就不僅僅是個人的私利和幸福，而應該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因此，君子應該“喻於義”。如果這樣理解孔子所說的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問題，就可以使原本的非議和困惑得以解決。
二、儒家對民性的基本認識
1.儒家對人性善的討論
性善，是儒家思想家對人性的基本認識和總體態度。過去，人們常以為孟子講“性善”，而荀子主“性惡”，孔子則僅僅講了一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以為孔子對人性的看法是人性之初無所謂性善性惡，是後天的教育、習慣等使人產生了善惡。實際上，從孔子開始，儒家對人性的基本看法就是性善的。孔子雖然很少談論“性”與“天道”的問題，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隻是說明孔子對於人性和天道的問題十分慎重，但是從孔子思想的整體來看，孔子依然堅信人性本善。首先，孔子曾說：“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此處的人，乃指普遍性的人而言。既以“直”為一切人之常態，以“枉”為一種變態，即可證明孔子是在善的方麵來說性相近。其次，孔子雖不曾談過“性善”，但是“仁”卻是孔子思想的一大核心，孔子自己也承認自己一生學問的“一以貫之”之道就是推己以及人的“仁道”。試言之，若孔子不相信人性之善，如何會將“仁”的基礎建立在“推己”之上。人如果人性本惡，處處利己害人，又怎麼可能以己心度人，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如果沒有性善的人性基本前提，那麼，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就根本不可能實現。其實，孟子就曾說過，“仁，人心也。”仁，實際上就是人心、人性的指稱，孔子言仁，也就是在言人心人性之仁。
荀子思想體係龐大、而且雜糅王道與霸道，禮法兼用，不僅是儒學在戰國時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對法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思想與學說比較複雜。人們一般認為，在人性的問題上，荀子與孟子思想對立，孟子道性善而荀子則說“性惡，其善者，偽也。”然而，徐複觀先生卻指出：“荀子對於孟子主張性善，而自己主張性惡的爭論，不是針鋒相對的爭論。”實際上，荀子與孟子根本沒有在同一個層麵上使用“性”的概念，荀子所稱之“性”，乃是指人的本能與本能所產生的欲望而言。“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饑飽、寒暖、勞休這些概念都是人的基本欲求，這些欲求如果不加以節製或者一味地放縱，當然會產生爭奪，這也就是荀子所說的“性惡”。這一層麵上所言的“性惡”，即使是孟子也不會反對，孟子甚至指出人與禽獸之別“幾希”，如果人放其心而不知求，就和禽獸沒有區別。人之所以為人，乃是因為人能夠保全自己天生的羞惡之心，即所謂的“仁之四端”。因此，孟子言性善，乃是指人的天生的同情心、羞恥感、道德感而言，也正是因為人具備這些天生的仁心仁聞，才是後天加以修養、擴充的基礎，故孟子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而孟子所說的這種人性中先天具備的為善的可能性，人見鄰家之子落井而起惻隱之心是人之常情，乃是基於人性觀察的經驗判斷，是人之所同然，則雖是荀子也不能反對。荀子也強調這種人性中向善的力量，隻不過，荀子不將其稱為性善，而稱之為“知”，“凡以知，人之性也”。荀子認為人與禽獸之別在於人能知禮義，“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人生而有知，故而可以通過學習修身致善甚至成為聖人，“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通過這樣的比較可以發現，我們可以說，荀子所言“性惡”是在人的本能的基礎上而言的，而荀子與孟子都認為人性中有可以為善的先天因素，隻不過孟子是從經驗的角度論證人所具有的同情心和道德感，而荀子則認為人性有可以通過學習致善的能力。也可以說，荀子所謂“性善”，是指人有可以為善的能力而言，這種能力是人人生來就有的。
2.對儒家性善論的理解和評價
儒家的性善又不單純指人的先天具有的為善的能力，而且體現了儒家對人性的一種信任，是儒家倫理思想的人性基礎和出發點。也正是因為性善，儒家尊重人人生而就有的道德感和同情心，儒家的道德規範都是建立在人的普遍的道德感基礎之上，從來不曾提出扭曲人性的道德要求。儒家的道德倫理要求儒家必須順應人情、人性製定禮義規範，而不是超越人性，提出人性所無法承受的道德理想。因此，儒家所提出的倫常之教是以百姓的日常之道為基礎的，這也就是儒家所說的中庸。現在的人們往往以為中庸就是不敢超越、不敢突破、思想保守、平庸的代名詞，以為中庸就是做和事佬、不得罪人，不偏不倚的做人做事就是中庸，其實這些都是對儒家中庸思想的誤解和濫用。朱熹注“中庸”之意時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所謂平常之道，也就是每個人可以實現，而且應該實現的道德，既然可以是為普通人所日常實踐的道德，那也必然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有人批評性善論追求至善，企圖實現一個道德上的烏托邦，最後造成的結果卻是造成人們的全麵偽善。這樣的批評並不適合儒家思想，中庸思想充分說明儒家的目的並不是追求人的至善，對於施行於全社會的道德而言，一定是普通人所能日常實踐的道德，既不對人性失去信心，同時也不奢求人性能有所超越，造就全社會的聖人君子。中庸的思想品格是保守的，它警惕一切企圖在人間打造一個天堂的社會烏托邦思想，也反對一切大規模的社會工程來改造人性、改造社會，那種以秋風掃落葉式的社會運動來治理國家的思想是不符合中庸的思想品格的。
同時，值得指出的是，儒家的性善思想雖然是對人性的信任，但其對於人性中的惡也有充分的認識和警惕。荀子一方麵指出人有善質，“塗之人”通過學習積累都可以成為聖人，另一方麵也警告人們，人性本惡，所有的人類善行都來自於後天的學習修養，如果人失去了對自己本性的控製，就會墮落於罪惡。更為重要的是，儒家對於人性惡的警惕往往集中於對掌握權力的人身上，儒家通過義利之辨來告誡掌握權力的君子們應該追求公義和道義而不能汲汲於自己的私利，如果君子不修德不養性，專門謀取一己之私，那麼就將隳落為小人，不再具有掌握社會管理權力的資格。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僅在乎一線之間，關鍵就在於能否修持自己的心性，故而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有人通過儒家主張性善來說明儒家忽視了對人性中的陰暗的警惕，從而試圖解釋為什麼儒家沒有提出控製權力的法治思想。這種對儒家性善論的批判不僅是對儒家思想的誤讀，其實也犯下了一個決定論的錯誤，我們不妨重溫波普爾的告誡：“事實上，我們可以設想，不能引用‘人性’的某些傾向來解釋的事件是極少的。但是，能夠解釋一切的方法恰恰有可能什麼也解釋不了。”
3.儒家對民性的認識與儒家之教的關係
首先，儒家對人性的認識是經驗的，一方麵承認人性中有樸素先驗的道德感存在或者可以認識學習道德的善質，這就是儒家的性善；另一方麵，儒家也認識到世間的惡也與人心緊密相關，孟子說的放其心而不知求，就是對人心中的墮落的警告。荀子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人若不經後天的道德學習與修養，人就無法克製膨脹的欲望和本能，自然會導致惡的產生。因此，無論荀孟，儒家都十分重視後天的道德學習和修養。儒家的所謂君子之治，首先表現的就是君子的修身之學。《中庸》中說：“修道之謂教。”可見，君子的個人修身養心，是儒家之教的重要部分。儒家也正是通過對人性的認識來論證“教”的重要的。
其次，儒家強調普遍的性善，在人性的善質和普遍的道德感麵前，庶人與君子、聖賢人人平等，人皆有“心之所同然”。這一點，更可以證明那些批評儒家輕視民眾，認為民眾天生與君子存在道德上的差異上的觀點的荒謬。君子與小人在人性的普遍道德情感麵前是平等的，其差別隻在於後天之教。君子能夠自養其心，而小人則放其心不知求，需要依靠君子風行草偃的教化之功。因此，“教”是儒家區別君子、小人的重要內容。
最後，儒家基於性善而對人性有著足夠的信任，因此儒家的教化就要求按照一般人的道德倫理觀念來約束普羅大眾，而不是超越人性、扭曲人性，提出違背人性發展的道德要求。法律和禮製等社會製度產生目的在於順應人性和人情，社會製度的創製也不能背離人性的要求。孟子批評告子的“性如杞柳”的觀點是“戕賊人以為仁義”，孟子的意義就在於指出政治應該考慮人性中的正當需求，順應人性而設計製度，仁、義、禮等社會規範都是人性的體現，是內在於人心的。荀子也指出，禮的作用就是要使人類情感的表達抒發在一個適當的度裏，使人能夠“相與群居而無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