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家“善教”政治思想的基本內涵
1.“善教”與儒家的政治觀
《孟子》首先提出了“善教”的思想，他在《盡心下》中說：“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實際上，孟子之善教思想直接源自於孔子，孔子麵對學生問如何治國，孔子的回答就是：“庶之”、“富之”、“教之”。孟子對孔子“教之”的主張更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孟子提出“善教”，並且與所謂的“善政”做了對比，指出“善政不如善教得民心”。一方麵，我們需要認識到孟子口中的“善政”與今天的政治既有些聯係也有很大的區別。在孟子的時代，政與刑緊密相關，古人常以“政”“刑”連用，可見古人眼中政與刑內容相近，都是國家強製力的體現，因此，孟子說“善政，民畏之”。孔子也說“道之以政、齊之以行，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由此，也更證明所謂“善教”思想不是孟子獨創，而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另一方麵，儒家對政治的認識也與其他各家學派以及今天人們對政治的定義有所不同。法家將政治視為純粹的權術，與道德、教化都沒有關係，除了嚴刑峻法，法家根本排斥道德與教化在政治中的作用。今人認為政治是關於社會資源分配、權力歸屬、社會管理等問題的科學，西方政治學自馬基雅維利時起就與道德完全脫離了關係，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儒家對政治的看法十分獨特，在儒家看來政治與道德其實沒有區別，孔子就曾經這樣論述自己的為政之道：“《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梁啟超將儒家的政治概括為道德和教育，他在強調儒家政治思想的特點時說：“以目的言，則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以手段言，則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在梁啟超看來，儒家的政治思想從根本而言不外兩端：一是以正己之德約束君主與群臣的行為，二是以教育提高每個個人的道德水平，從而達到天下大治的局麵。
儒家的“善教”又與德治的理論緊密相關。德治的關鍵在於統治者能否先盡其德，要求統治者自身應該首先具備合格統治者所必需的德性。而儒家的“善教”其關注的出發點與德治基本相同，都是首先要求統治者具備必須的德性。這種對君主的道德規範，就德治的角度而言可以稱之為“正君”，而就“善教”的方麵而言，也就是統治者自己反躬自省的“正己”之道。《孟子·離婁上》說：“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朱熹對這句話的注釋是：“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朱熹一語揭示了“正己”和“正君”的關係，儒家所謂“正君”，正是通過君主自身的“正己”來達到“格君心之非”的目的。《論語》中所謂“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及“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也都是這種思想的表達。
2.儒家之教在修己治人方麵的區別
一直有人認為，儒家“風行草偃”的教化是樹立以君子為典型的道德楷模，然後要求全社會效法君子之行的道德教化。因此，有人將儒家的“風行草偃”之教與現在的道德教育相比較，認為這樣的做法不僅造成教化者假話空話大話連篇，而且在社會上釀成了偽善成風的局麵。樹立君子為榜樣，要求一般百姓人人向君子學習，要求人人致聖，會導致強製推進道德，消滅公權力與私人生活的界限，使得個人自由的空間消失殆盡。這種對儒家的指責實際上並不能成立，將“忠恕之道”一以貫之的儒家怎麼可能認可這種強人從己的思想呢？“子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其實，儒家不僅不可能要求人人學習聖人君子的道德品質，相反，儒家一定會反對道德教化的強製推行。這也就是儒家在修己治人上的不同標準。
《中庸》特別強調“慎獨”的意義，也是通過自省而內聖外王的唯一途徑，但是這隻能作為個人修己的標準，不可因此而作為政治上要求人民人人都去施行的標準。《禮記》中說的“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也正是這個意義。“議道自己”的“道”，就是儒家所要求的修身致聖的做人的標準，這種標準隻能自己給自己設立，是自我約束的。“置法以民”，就是社會一般人的生活規約，這種規約的製定標準顯然不能是君子修身致聖的標準，而隻能以社會一般大眾所能實踐的日常倫理為依據，也就是“中庸之道”。董仲舒也曾經說：“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製以容眾……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可以看到，儒家之教，嚴於正身正己而寬於以道德約束百姓。
儒家之“教”強調在修己治人上的區別有兩個方麵的意義：一方麵是如果以修己之道來要求百姓，勢必會導致程朱理學教導人們寧可餓死不可失節，所謂“以理殺人”的局麵。期待人人修身而成君子，終究將使人人變成偽君子。同時，如果統治者強製在百姓中推行自己的所謂君子的道德，不論這種道德的內容如何，都將導致政治權力介入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來，導致個人自由的空間日益縮減。百姓以統治者的道德為道德，統治者的是非為是非，其實就是一個極端集權的社會，從肉體到靈魂都受到統治者的約束，也必將使百姓失去自己的是非判斷，迎來一個道德淪喪的社會。而儒家強調修己治人之別恰恰就是對這種政治與道德不分的最有力度的批判，不僅具有曆史意義而且兼具現實意義。
另一方麵，儒家對待百姓“寬製以容眾”，力圖在思想道德領域造就一個有一定的寬容、自由度的社會。而與此同時，儒家對待君子的要求是嚴於正身，實際上就是對那些掌握社會權力的人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希望在德性上對居於統治集團的人提出約束。這也正是儒家之“教”對君子的要求，儒家所謂“風行草偃”並不是通過樹立道德楷模之君子來教化百姓，而是首先對統治者提出更高的道德標準，要求統治者自身作表率，成為百官和萬民的榜樣。“成王之孚，下士之式”，詩經中的這一句，看似是在歌頌成王，實際上是說明統治者應該以身作則。孟子在“風行草偃”的前一句中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是闡明了這樣的政治心理現象：專製時代的民眾總是會投統治者之所好。因此，統治者更應該格外重視自己的模範意義，對自己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儒家嚴於正己，關注的正是權力執掌者自身的德性，希望能通過“正己”來約束統治者的權力行使。
3.“可由而不可知”：儒家對百姓的教
儒家相信人類的普遍道德感和道德規範都必須深植於普遍的人性之上。既然，人在性善的基礎上是平等的，人性皆有所同然，那麼儒家的道德規範就不隻是按照君子的道德情感來設計的，或是依照聖人的標準來要求的，儒家的道德規範其實就是普羅大眾所能實踐的日常倫理。儒家的道德規範既不企圖矯正人性，也不奢望超越人性。從這一點而言，儒家道德規範應該是能夠使百姓做到“日用而不知”的。百姓每日就是按照這樣的道德規範來待人接物的，他們天生依照自己的樸素的良心就能夠實踐儒家的道德規範，但是作為大眾，他們卻不能自覺的反省這種道德的來由，這才是真正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使由而不可使知”的道德規範是儒家之教的基本內容，因此，理解儒家的“善教”思想必須從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語的真實含義的理解入手，對整個儒家思想進行一種體係性的解讀。
儒家之所以如此重視對百姓的教化與其對政治的認識息息相關，儒家始終認為良好的政治不僅僅是一二賢人在位而可實現的，必須植根於“全民”之上。禮治秩序的重建、仁政王道的實現都不僅僅依靠統治者的“正己”之功，而有賴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之道德在全民中的接受與自覺的踐行。因此，梁啟超這樣評價儒家的政治思想：“儒家所謂人治主義者，絕非僅恃一二聖賢在位以為治，而實欲將政治根基於‘全民’之上。”這樣的政治思想雖為“人治”，但在今日也有其意義，如何培養體製中有德行、有責任、有擔當的公民，如何恢複並重建一個社會的普遍價值與道德基礎，儒家的經驗都值得我們認真總結。
關於以上的探討我們發現，儒家的教並不是朝三暮四的愚民之教，也不是政治領袖與精神導師、偉大舵手三位一體的政治教化。儒家的教根植於對人性善的基本認識，以百姓日常實行的“中庸之道”為內容，乃是一種旨在養成百姓良好倫理習慣的日常之教。
結語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語實際上是儒家“善教”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其中表達的思想涵蓋了儒家對民性的認識、對教化意義的認識等等重要內容，我們可以通過對這一句話的解讀作為理解儒家善教思想的一把鑰匙。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要正確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也需要我們首先對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品格有一個大體的判斷。研究思想史，需要對原典進行解讀。在解讀原典的過程中，我們不能斷章取義，脫離思想的整體邏輯結構和思想的獨有品格來解讀原典中的語句，也不能僅憑文字的文義注釋和斷句來對原典中的思想進行任意的解釋。脫離思想的原有結構來解讀思想勢必導致對思想的誤讀，要麼是任憑己意的貶低、批判，要麼是根據現實需要加以無限製的拔高。這兩種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研究思想史，一方麵是還原思想家的原始麵貌，另一方麵涉及到評價，對儒家的善教思想也不例外。儒家“善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對中國的政治實踐有著相當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一方麵儒家的“風行草偃”之教強調權力行使者自身的德性，要求他們通過“正己”來實現統治的正當。任何社會的統治者都需要有一定的品德，這即便是在今天的法治社會也依然需要。另一方麵，儒家“善教”在民間倡導一種植根於普遍人性基礎上的道德規範，這種道德既不超越人性，也不扭曲人性，強調道德本身應該是百姓可以踐行的日常倫理。對於經曆了“四萬萬人皆堯舜”、“狠鬥私字一閃念”的中國而言，這樣的思想尤其具有反思的價值。
然而，對於儒家“善教”政治思想中的局限，我們也應該有著正確的認識。其中，儒家思想最大的局限就在於，他僅僅奢望統治者能夠憑自身覺悟實現“正己而物正”，總是從統治者的思想內部尋求解決權力濫用的方法，從來不曾研究過如何合理分配權力、如何使權力能夠互相監督的問題，不希求從製度上解決權力的難題，權力的濫用是永遠無法得到克服的。同時，儒家思想使每一個人都與政治的問題息息相關，政治問題的解決需要從百姓“孝悌”的日常倫理入手，這樣的思想從表明上看不存在問題，然而，在實踐中卻會造成個人缺乏獨立於政治的生活空間。現代的中國就曾經經曆過一個人人參與政治，政治像陰霾一般籠罩人生的時代，因此，這樣的思想難道不應該被我們警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