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學流傳與編注述略(1 / 3)

孫子兵學流傳與編注述略

徐則平

所謂“孫子兵學”,是指圍繞著孫子及其兵法的整理、研究和運用而形成的一種專門學問。它是我國軍事學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文化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孫子兵學源流問題不但可以使我們了解其發展過程及其廣泛的思想影響,而且也可以使我們更好地以古鑒今,使之為現實社會服務。

一、《孫子兵法》的成書與流傳

關於《孫子》的成書,司馬遷說得明白:“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對這種看法,自秦漢至隋唐,都從未有人提出過異議,至宋才成了疑問,以後也一直存在著意見分歧。一說作於春秋孫武,一說作於戰國孫臏,甚至說孫武即孫臏,一說作於某無名氏,各持己見,相互排斥。這種種猜測和臆斷,終於被當代考古成果所消除:1972年臨沂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兩種竹簡,從而使籠罩於《孫子兵法》及孫武本人頭上的種種迷霧,立刻消散。

春秋末期《孫子兵法》誕生後,就廣為流行。《尉繚子·將理》:“兵法: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就是引用《孫子·作戰》篇中的成文。尉繚又讚譽道:“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而作為“武之後世子孫”的孫臏在其《孫臏兵法》中不但運用並發揮了《孫子兵法》的某些思想觀點,而且甚至在語言上就有許多相同或相似之處,如“避而驕之,引而勞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以及“料敵計險,必察遠近”等,都幾乎全是《孫子兵法》原文。《荀子·議兵》說:孫吳用兵,“無敵於天下”。關於《孫子兵法》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影響,韓非指出:當時“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也就是說,到戰國末,孫子其人其書已是家喻戶曉的了。

秦漢時期《孫子兵法》普遍傳頌,魏晉時期被尊為“兵經”。這一時期,《孫子兵法》不但經曆了多次編訂,確立了體製,而且由於戰爭較頻繁,故其指導作用也很明顯。韓信背水破趙,雙方都曾援引孫子之言以為指導。武帝也曾欲教其愛將霍去病學“吳、孫兵法”。衛青因蘇建亡軍,征詢部下處置意見,也有人援引孫子“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一語來表示自己的態度。宜帝欲討伐西羌,問於馮奉世,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名將趙充國,他“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出鎮西陲,與屯田、治甲兵、知彼知己,戰無不勝,卒敗羌人貴族。他上書數言兵事,皆尋《孫子兵法》之言以為指導。

隋唐之際,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統帥下,出了許多傑出的將領,而尤其值得稱道的則是李靖。他是隋將韓擒虎的外甥,“少有文武才略”,韓擒虎“每與論兵,未嚐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唯斯人矣”。他用孫子思想指導戰爭所向無敵,所以太宗深倚重之,常與論兵。後人遂據其與太宗論兵之語而演繹為《李衛公問對》。詩歌鼎盛的唐代詩人也多不忘情於孫子。劉希夷、高適、李商隱等人的詩歌,韓愈的文章,都曾提孫子或其兵法之名言。羅隱《題杜甫集》亦有“忍教孫武重泉下,不見時人說用兵”的詩句。至於杜牧,那自然就不隻是稱引《孫子》的問題了。這是繼《文心雕龍》和《文選》之後,孫子兵學在我國文學藝術上所產生的強烈折光。

宋代邊患頻仍,朝廷雖重文治,然有識之士也多主張重視武備。嘉祐間,胡瑗就曾上疏,建議朝廷成立武學,並請梅堯臣去“講孫、吳,使知製勝潰敵之術”。晁公武《郡齋讀書誌》又說:“仁廟時,天下承平久,人不習兵。元昊既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孫武書者,大抵皆當時人也。”南渡之後,邊境形勢江河日下,講武之事不絕於書。據《宋史·選舉誌》載,紹興間,高宗趙構也曾“詔兵部討論典故,參立新製”,“凡武學生員,習七書兵法”。傑出的愛國詞人辛棄疾,也是個傑出的愛國將領。他在《美芹十論》、《九議》中運用孫子的某些基本觀點,聯係當時宋金對峙的形勢,提出了個人的主張和建議,如在《議練民兵守淮疏》中,建議以民兵防禦,采取類似遊擊戰的戰法,“彼進吾退,彼退吾進”;正規軍則集中機動作戰,並重視戰地居民條件,等等。宋代的孫子兵學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繁榮起來的。

孫子兵學至明代,由於邊患始終存在,所以講武之風也頗盛行。洪武三十年曾旨令兵部複刻元板《武經七書》。景泰二年,又詔“內外諸學生徒合令兼習”。同時,朝廷也頗注意從科舉中選拔人才。就在這種情況下,《武經七書》本《孫子兵法》便廣泛流傳開來。這時期的孫子書,見於著錄者約五六十種(《明史·藝文誌》隻著錄數種),其中《武經七書》的注本就有二十餘種,其他專著於《孫子兵法》正文也多采用《武經》本。在這些孫子書中,為應付策試而刊印的標題講章之類,也逐漸發展起來。

清代由於朝廷的提倡,同時也由於清中葉以前的社會生活比較安定,再加上漢學的複興,孫子兵學亦很發達。這時期,注解《孫子》者共五十餘家。順治間鄧延羅的《孫子集注》(在《兵鏡備考》內)乃清代最早的注本。王瞰的《孫子集注》是為初學而作,於字義、節義、篇義均詳作解釋,注解能兼存異義,亦能存疑,提出了一些校勘意見而慎於改動,故不失為清代初期可取之作。這一時期注家最有成效者為孫星衍校《十家注》和於鬯所著《香草續校書》。由於以孫星衍、於鬯、王念孫、孫治讓等大師為代表的學者們的努力,清代的孫子兵學在文字校勘和訓詁上是有重大突破的,這是這時期的重大成就。這種成就就其對孫子兵學在其發展的意義上說,並不亞於漢代的編訂與宋代的“欽定”。

《孫子兵法》飲譽千年,傳抄翻刻者曆代不斷。自曹操開注《孫子》先河之後,更是注家蜂起,產生了眾多的版本,有抄本、印本、紙本、竹簡本、白文本、注解本、單行本、叢書本、漢文本、少數民族文本(如滿文本、西夏文本)等。據現存有關書目統計,中國曆代注解批校《孫子》者有兩百一十家,各種版本近四百餘種。現存最早的版本是銀雀山漢墓竹簡本《孫子兵法》,1972年4月臨沂銀雀山一號和二號西漢墓出土的竹簡,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等先秦古籍。大批竹簡出土,特別是失傳一千多年的《孫臏兵法》等古佚書的重新發現,具有重大的科學研究價值。竹簡出土時浸泡在爛泥汙水中,朽壞殘斷情況十分嚴重,由中國大陸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等單位清洗整理。山東省博物館、北京大學、中科院曆史研究所等單位考釋校訂,逐步將全部四千多號整簡和殘簡編輯成書,由文物出版社陸續出版。1975年出版譯文本,戰士出版社1976年翻印。

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間的《武經七書》本和南宋寧宗年間的《十一家注孫子》本。宋刊《武經七書》現藏日本靜嘉堂。國內通行的是193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采用中華學藝社借照靜嘉堂藏本膠片影印出版的《續古逸叢書》本。宋刊《十一家注孫子》存世有三部,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足本和一部殘本。現存最早的《孫子》單注本是影宋本《魏武帝注孫子》。最早的少數民族文本是西夏文本。宋以後,《孫子》的版本很多,但大體上都是從《武經七書》本、《十一家注孫子》和《魏武帝注孫子》這三種版本演化而來,其中尤以《武經七書》本為最多。

現代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孫子》的首推郭化若將軍,其代表作是《孫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校刊用功最勤的是楊炳安《孫子會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以注解信達準確見長的有軍事科學院戰理部《孫子兵法新注》(中華書局1977年版)。解說通俗而深刻的有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

《孫子兵法》不僅在中國傳頌不絕,而且遠播全世界。孫子兵法在唐朝時傳入日本,1660年譯成日文,1772年譯成法文,1905年譯成英文,1910年譯成德文。據統計,被譯成日、法、俄、英、德、意、捷克、羅馬尼亞、希臘、丹麥、西班牙、希伯來、阿拉伯、印度、泰米爾、印尼、朝鮮、蒙古、越南、緬甸、泰國、馬來西亞等二十七種語言文本,不少文本還有不同譯本。全世界已有數千種關於《孫子》的專著先後問世。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十三篇奠基於春秋時代的孫武,基本完成於戰國中期或稍前的兵家,而定型於秦漢之際。以後雖有多次編訂之舉,但其基本內容和體製則無大變化。它的成書與《管子》、《墨子》相類,不但有一個過程,而且也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它是我國春秋戰國時代戰爭經驗的基本總結和理論概括。

二、《孫子兵法》的注解與編訂

(一)《孫子》的幸免秦火與漢代的三次大編訂

《孫子兵法》一書問世後,雖受到普遍重視並得到廣泛流傳,但過了戰國,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眾所周知,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了加強其思想統治,曾大肆焚書。那麼,《孫子兵法》是否也被焚了呢?《史記·秦始皇本紀》說:“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所謂“不中用者”,自然是指那些儒家的“詩書”之類,而《孫子兵法》作為一種“用之無敵於天下”的兵經,自然會被看得較“詩書”為有用。所以估計它不會被燒。再從臨沂漢簡保存有大量兵書,而儒家經典則一無所獲這一事實來看,這種推斷也可得到旁證。果真如此,那麼,蕭何入關,收秦圖籍,《孫子兵法》就必在其內。餘嘉錫先生也說:“始皇不燒之,何又從而收之?”這話是可信的。

《孫子兵法》幸免秦火,至漢,又經曆了三次編訂。

第一次是張良、韓信“序次兵法”。所謂“序次”,餘嘉錫先生說,就是“校理”,至於是否曾編定目次,則不敢肯定。這次編訂,“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其時間當在韓信被貶(高帝六年,前201年)至被殺(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之間。這時,秦亡未久,挾書之律未除(惠帝四年,即前191年始除),獻書之路未開,在此情況下,竟得到一百八十多家,除來自鹹陽秘府外,絕無其他可能。其所定著之三十五家,雖文獻無征,未可確知,《孫子兵法》卻必在其中。漢簡《孫子兵法》,據考證,係漢初寫本;這樣,它就很可能是出於張、韓所序次的本子。而且,在臨沂漢簡逸文《見吳王》中既明確說是“十三扁(篇)”,那麼,我們也可以由此推斷,《孫子兵法》在秦以前很可能就是十三篇,它的基本體製就是十三篇。

第二次是武帝時楊仆“紀奏兵錄”。張、韓所定三十五家兵法,至“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以“書缺簡脫”,“於是建藏書之策”,因而有楊仆“紀奏兵錄”之舉,其時間據餘嘉錫先生的考證,是在元朔五年(前124)至元狩四年(前119)之間,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則在太初元年(前104),即在楊仆奏錄之後不久,司馬遷既曾大量檢閱金匱石室的藏書,故必得見楊錄;司馬遷又說:“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所以,我們也可由此推知:楊仆奏錄當是在張、韓序次的基礎上進行的,它的體製也是十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