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是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當時朝廷“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孫子兵法》亦在搜求之列。由劉向任校書的總負責人，任宏以步兵校尉負責專校兵書，並分類為四即“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孫子兵法》被列為“權謀”之首。劉向死後，其子劉歆就把任宏所校錄入《七略》之《兵書略》，其分類亦仍任宏之舊；此外，班固又采《七略》而刪其要以入《漢書·藝文誌·兵書略》，《孫子》題曰：“《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本書是十三篇，這時卻成了八十二篇，圖九卷，其原因何在?有人說這是“兩種傳本”，也有人說這八十二篇是由十三篇“擴充”而來，究竟哪種說法更接近事實呢?看來，最大的可能是：八十二篇乃是以十三篇為主體，另合其後學所衍繹，附益的六十九篇而成；原來十三篇的基本體製似乎並未打亂而保存於八十二篇之中了。《通典》、《太平禦覽》以及張預、何氏等家注文所引《孫子兵法》逸文，從其內容多係補充、解釋十三篇來看，可以都是屬於這六十九篇的東西；至於陣圖，亦當如此。
我國古代典籍的體製，原來大都比較繁亂，至劉向，始各標篇目，厘定次序，並命以書名，從此始成定製。我們現在所見十三篇的篇名和順序，很可能就是劉向、任宏確定下來的。而臨沂漢簡，由於寫成於校書之前，尚未形成定製，所以無論是篇目或次序，與今本相較，都有許多出入。
（二）三國時期曹操注解《孫子》的開始及其影響的擴大
三國時代，由於中國曆史由統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走向統一，戰爭的勝負關係著各自的命運，所以，同東漢時期形成鮮明對比，《孫子兵法》又受到重視。諸葛亮因街亭失守而斬馬謖，蔣琬曾深表惋惜，諸葛亮揮淚說道“孫武所以能製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孫權也曾教其大將呂蒙與蔣欽“急讀《孫子》”。司馬懿老謀深算，常常引用孫子之言以指揮戰爭。袁紹、張郃、鄧艾、鍾會自不用說，連袁煥、滿寵、丁奉、和洽、陳群與辛毗等人的傳記或傳注中都保存有關於他們如何運用孫子的原則去指揮戰爭，或評論戰事的資料。但他們都偏重在實用，對孫子兵學理論的發展並沒有作出多大貢獻。既能創造性地運用《孫子兵法》，又對孫子兵學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則是曹操。三國時，去先秦年代已遠，某些古語，不加注解則難通其意，且經過東漢時期的衰落，故對《孫子兵法》作注便成了必要。而曹操其人，眾所周知，不但行軍布陣“仿佛孫吳”，“因事設奇，請敵製勝，變化如神”，而且“博覽群書，特好兵法”，對《孫子兵法》備加讚賞，說“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不僅如此，他又在戎馬倥惚之際為《孫子兵法》作注，從而使孫子兵學進入了注解的新時代。他的注解簡明質切，最為後世所推重。他還常常根據“禦軍三十年”的經驗，提出自己的體會和見解。如說“安不忘危，常設備也”，“禮不可以治軍也”，“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以及“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等等。這就不但更好地解釋了孫子的原意，而且又豐富和進一步開發了孫子的思想。不過，他的注也並非沒有缺陷，有時往往失之過簡，言不盡意，而且也有失誤，如謂《形篇》“九天”、“九地”之“天”、“地”乃實指天時、地利等即是。
曹注《孫子兵法》最早見於《三國誌·魏書·武帝紀》注，以後，隋、唐、宋的官私書目也多於著錄，《宋史·藝文誌》又錄有《魏武·王淩集解》、《曹蕭（吉）注》、《曹杜（牧）注》與曹、杜、陳（皞）、賈（林）、孟氏《五家注》等好幾種合刻本，而且都是以曹注為首。這說明在宋代以前，《孫子》主要是靠曹注流傳的，同時，也標示集注的開始。到了宋代，曹注本被收入《武經七書》，又與其他十人之注彙集於《十家注》和《十一家注》，形成了《孫子》書的兩大傳本係統。
（三）隋唐時期杜牧等注家的蜂起與孫子兵學的初步發展
隋唐時期，隨著統一帝國的再建和封建經濟文化的恢複發展，孫子兵學開始進入注解的繁榮時期。
唐代注家很多，計有李筌、孫鎬、賈林、杜牧、陳皞、紀燮，杜佑沒有專門注《孫子兵法》，他隻是在《通典》的引文中附以自己的意見；如果把他也算上，就是七家了。孫注，日昌平板《十家注》收之。關於紀注，宋晁公武《郡齋讀書誌》說是集孟氏、賈林和杜佑三家之注而成。至於李筌、賈林、杜牧和陳皞的注，後皆被收入《十一家注》，杜佑之說亦並收入。
在唐注家中，成就較大，影響也較大的是杜牧，他的注博大恢弘，且大量征引戰史，開後人以史作注的先河，對《孫子兵法》本旨多有發明，不愧是曹操以來的第二大注家。《郡齋讀書誌》說：“牧慨然最喜論兵……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如兵者有取焉。”他本人對自己的成就也頗得意，曾在上宰相周樨書中表露過。不過，他畢竟是一個文人，既缺乏實戰經驗，學力也似有未足，故失誤往往有之。陳皞就常常揭他的短處。陳注雖寸有所長，但總的說來，他的成就較之杜注則不逮遠甚。李筌《讀書誌》說他“以魏武所解多誤，約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李注也保存了許多值得注意的異文，但由於他以陰陽遁甲之說作注，所以在注中夾雜了些荒誕無稽的東西，這就不可取了。賈林，乃德宗時人，應在杜牧之前，《十一家注》本卻列之於陳皞之後，其注過簡，影響不大。《宋誌》所錄《五家注》，其中有賈隱林，疑即此人。
唐人於孫子兵學，還有一事值得一提，即趙蕤《長短經》。這部書，《四庫提要》說它“辨析事勢……大旨主於實用……其文格亦頗類荀卿、申鑒……”。該書不但多引十三篇舊文，且又以《孫子》思想為指導來評議有關軍事問題。它是曆代依據《孫子兵法》而編撰的一般兵學書的先驅。
（四）宋代兩大傳本係統的出現與孫子兵學的深入發展
宋代注家有十多人，而主要的則是梅堯臣、王皙、何氏與張預，其注皆存於《十一家注》。梅堯臣，北宋時的學者兼詩人，其注雖不似曹注之精切與杜注之博大，然亦簡整明順，多中要旨，深得歐陽修的稱許，說它當與曹、杜“三家並傳”。王皙，亦仁宗時人，以古本校正缺誤，於孫子兵學固有貢獻。何氏，《通誌略》稱何氏名延錫，孫星衍定其為宋人，其注過簡，發明無多，唯保有若幹逸文，可資參考。張預，南宋時人。其注征引戰史而不繁蕪，辨微索隱而不詭譎，中肯條理，堪稱佳作。除上述注家外，鄭友賢《孫子遺說》(傳本《十一家注》附)對孫子思想多有發明，於十三篇文字也有所校勘，為研究《孫子兵法》者所不廢。陸達節《孫子考》還錄有胡箕與葉宏之注，孫詒讓《溫州經籍誌》又錄有陳直中、王自中的注，《宋誌》又有宋奇的《孫子解》，惜皆逸。宋人在刊刻《孫子兵法》方麵，有兩件大事值得稱道，即《武經七書》的刊行與《十家注》、《十一家注》的輯刊。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孫子書兩大傳本係統。知此以後的《孫子兵法》刊本在文字上的差異，主要存在於此二係之間。
《武經七書》是元豐年間由武學博士何去非受詔校勘，國子司業朱服審定，並由國子監刊印頒行的官書。時尚無儒家經典“四書”之名，此書所收《孫子兵法》為曹注本並加編訂，這是繼漢代三次編訂之後的又一次編訂。這次編定確立了《武經·孫子》的體製和風格，從而使之同《十一家注》區別開來。該書元豐監本因本來印數無多，靖康間汴京為金人攻破，圖書又遭毀劫，故非但不見傳本存世，且諸家書目亦均無著錄。清代孫星衍《平津館叢書》中刊有顧廣析影寫的《孫吳司馬法》本，“購”字、“慎”字缺筆，當是南宋孝宗時或其後的重刊本，宋刊《武經七書》另一種白文大字本，據書主陸心源考證，乃孝宗時所刊。此陸氏故物，清光緒間流落日本。1935年商務印書館所印《續古逸叢書》本《武經七書》即用“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靜嘉堂所藏陸氏故物影印，關於《十家注》，《宋誌》錄有吉天保輯《十家會注》，然未著十家姓名。傳本《十一家注》約刊於南宋寧宗時代，初見錄於尤袤《遂初堂書目》，即1962年中華書局據以影印者，該書雖有注家姓名，但不知輯者為誰，附有鄭友賢《孫子遺說》。清代畢以珣與餘嘉錫先生均謂此書即吉輯，並謂杜佑實未注《孫子》，稱“十一家”者，或以佑為一家耳。所以，一般也都把這兩部書看做是一部了。至於宋人編撰的一般兵書，如曾公亮的《武經總要》和許洞的《虎鈴經》，也都引有《孫子兵法》。而沈括的《夢溪筆談》、何去非的《備論》與辛棄疾的《美芹十論》、《九議》及其他論兵文章，則直接以孫子兵法為指導研究戰爭問題。這種探索標識著運用孫子思想從宏觀上去總結曆史經驗和研究現實對策的新方向。這在孫子兵學史上是值得稱道的。
與宋同時的北方女真族金國，也有一種孫子書刊行，即施子美的《武經七書講義》，這要算是《武經七書》的最早注本了。它是當時武學上舍的通用教本，雖較詳細條理，但新見無多，唯注中引有五代時張昭之語多處，則為他書所未見。至於刊本，江伯虎序稱金貞祐年號，而書中“殷”，“慎”字則避宋諱改為“商”與“謹”，似施是宋人，其書則刊於金。該書國內官私書目很少著錄，可知其流傳不廣，而日本則有刊本、鈔本多種。孫子兵學在宋代，一方麵出現了注解和刊刻的繁榮局麵，另一方麵也呈現出空前活躍的討論氣氛。大家各抒己見，自由爭鳴。《武經七書》至元代亦有刊本行世，今已無傳。從明初複刊本觀之，《孫子》有曹注，其他六書無注，仍宋本之舊。然校勘殊劣，非善本。
（五）明代《武經·孫子》的廣泛流行
在明代有關《孫子兵法》的著述中，值得稱道的首先就是劉寅的《武經七書直解》。它是明代最早的《武經七書》注本。清代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說該書“詮解暢達，為明代七書善本”。《直解》首先刊於建文四年（1402），以後雖有數次刊刻，皆已難以見到。1933年南京國民黨軍事編譯處影印本，乃據明萬曆刊本。繼劉寅《直解》之後，萬曆年間張居正增訂了《直解》，於十一家、紀燮、蕭吉、沈友、孫鎬、賈詡、呂惠卿與張載等二十餘家中，進取注文補入劉書。因此，從保存舊注來說，不為無功，然其說乃沿襲劉說而稍有增補，新見無多，價值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