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值得特別提出的是趙本學的《孫子書》。這是明代孫子兵學的明珠。它在《直解》的基礎上對十三篇文字和義理，作了許多頗有價值的校訂和闡釋。如通行本《地形篇》“六過”一節，有“非天地之災”句，也有作“非天之災”者，曆來注家均未予辨析，獨趙能正其誤，謂應作“非地之災”，可謂有見。於《軍爭篇》末與《九變篇》首之錯亂現象，也全麵地提出了自己的意思。這些意見雖未必盡是，但也非率爾之言。趙本學乃抗倭名將俞大獻的老師，也許由於這個緣故，所以他的書在日本甚為流行，而在國內卻幾乎是默默無聞，直到清末，日本文久刊本書板從日本運回，楊守敬在《日本訪書誌》上加以稱道之後繼為人們所重視。此書刊本最早有隆慶間薊遼刊本，原刻已流落美國，國內隻能見到膠卷。此外尚有萬曆間梁夢龍刊本、郭惟賢湖湘刊本、梁見孟鄖陽刊本，日文久本即自鄖陽本重刊。
除劉寅、趙本學外還有鄭靈、陳天策、李貴、周國雝、何守法、郭良翰、黃華暘等人的注本。由於這時期《武經七書》係統占主導地位，注《孫子》者多以《武經》為底本，《十一家注》本在相比之下，是被冷落了，但其刊本還是有的。這裏值得特別提及的，則是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以及茅元儀的《武備誌》。戚繼光根據自己在浙東長期抗倭的實踐經驗對孫子思想多有發揮。例如他要求將帥“常察士卒饑飽、勞逸、強弱、勇怯、材技、動靜之情，使之如依父母”，如此才能“氣和”、“心齊”，“指呼如一人”。論賞罰，他說：“如該賞者，即與將領有不共戴天之恨，亦要錄賞，患難亦須扶持；如犯軍令，便是親子侄，亦要報施恩仇。”論軍紀，他又說：“殺敵隻是萬人一心，強者不得先進，弱者不得後退。如臨敵敢有一人非令進，即斬賊首得馬而還，亦以違令，軍法從事。”凡此種種顯然都是對孫子思想的新發揮。在其《止止堂集·愚愚稿》中，又對十三篇文字做了若幹解釋，如謂孫子“詭道”之說乃反映“詭其形以示敵，非在我治兵為將、存心製敵、發號施令俱要詭也”，就很有見地。他對孫子所抱的“師其意不泥其跡”的態度，無疑也是正確的和可取的。至於茅元儀，他在《武備誌·兵訣評》中對《孫子》也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意見。如謂《九地篇》“四五者”乃“此三者”之誤，就頗有見地。他對《孫子》的評語“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也可謂至理名言。
明代還有一部仿《孫子兵法》的軍事著作，即嘉靖萬曆年間何守法的《投筆膚談》。該書本《孫子》“遺旨”，也寫成十三篇，篇名與《孫子》相參，而文義則別，是以《孫子》思想為指導，結合曆代戰例，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看出了戰爭有“義”與“不義”之分，而且注意到了士卒的作用。雖然其中也夾雜一些“天命”之類的東西，但總的說，它在明人的軍事著作中也不失其為一部有價值的作品。
（六）清代孫校《十家注》的問世與孫子兵學的進一步繁榮
清乾隆時期修《四庫全書》，世人多以其為文化史上的盛舉。其實，它與秦始皇的焚書相同。秦始皇的焚書、曆代皇帝的聚書，清修《四庫全書》，其目的都在於統治思想，僅僅是變換手法而已。清修書時曾大肆搜索民間的藏書，而收入四庫的《孫子》隻有白文本(《武經》本)一種；收入《四庫》各書，凡被認為有“違礙”者都被刪改；不收入的，也有的被抽毀，有的被全毀。我們由此可以明白：為什麼明代的《孫子注》有那麼多，而失傳的數量也很大；甚至有些書外國有而我們本國倒沒有，有的書還要從外國倒傳回來。可見清代修《四庫》也是孫子兵學史上一大厄運。
《武經七書》(清康熙以後隻用三書試士)流行最廣的時候，也就是它流行最濫的時候；它流行最濫的時候，也就是它快要停止流行的時候。這個轉變的契機，就是孫星衍校《十家注》的問世。孫星衍以《道藏·孫子集注》為底本，以《通典》、《太平禦覽》為主要根據，對傳本各注家在編排時代上的混亂現象做了訂正，對十三篇文字也做了許多校改，並據《宋誌》改稱《孫子十家注》。孫校本乃近世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孫子書，其成就和貢獻自不容抹殺。其校說也頗有善者，如謂《虛實篇》的“出其所不趨”應改為“出其所必趨”，《勢篇》的“以碫投卵”之“碫”應從“段”作“碫”等，都是有價值的校說。孫校刊本，當以嘉慶二年究州本為最早，後又收入《岱南閣叢書》，鹹豐、光緒間也有幾種刊本，再後又有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等。
除孫校本外，這時期的注本還有多種，如鄭達《孫子附解》、鄭端《孫子彙征》、魏源《孫子集注》等。王念孫、牟庭、淩堃、汪宗沂等也都有校本，惜多不傳。清末注家，可堪稱道者，唯黃鞏與顧福棠兩家耳。黃氏《集注》對十三篇文字提出不少校釋，雖不乏牽附之處，但善者亦頗有注。顧福棠的《孫子集解》多引外國戰史，並試圖用資產階級的觀點來解釋《孫子》，這也是前所未有的。而值得特別注意的則是於鬯，他在所著《香草續校書》中對十三篇文字共校訂了六十多條，其中有價值者頗不少。如解《作戰篇》“兵聞拙速，未睹巧久”雲：“孫子之意不過欲極言久之無巧，而非敢言速之無拙；蓋久必拙速必巧。然因過速而取敗者亦有之矣，是拙速也。而卒無因過久而巧者。兩者相較，究貴速不貴久，而豈有貴拙之意乎！”此實道前人之所未道，又如同篇“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曆來注家皆隨文衍義，故上下文意多有不通。而於說則謂“百姓”二字乃衍文，此雲“財竭”乃指軍中，非指百姓。如此，則問題遂得以完滿解決。不過，於說也有牽附之處，如謂《九地》“入深則拘”之“拘”應訓“健”，就是不對的。此外，葉大莊的《退學錄》(卷二)也校有十餘條，但較之於說，則不達遠甚。這裏需要補充的還有：王念孫校的抄本雖不可得見，但他的名著《廣雅疏證》卻多次引用《孫子》之言以釋古訓。古音韻學家江有誥的《音學十書》和姚文田的《古韻譜》，也均辟有《孫子韻讀》。這都是前所未有的。據上可知，由於以孫星衍、於鬯、王念孫、孫治讓等大師為代表的學者們的努力，清代的孫子兵學在文字校勘和訓詁上是有重大突破的，這是這時期的重大成就。這種成就就其對孫子兵學在其發展的意義上說，並不亞於漢代的編訂與宋代的“欽定”。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孫子兵學的發展既不能脫離各個時代的環境條件，也就帶著各個時代的特點。
三、《孫子兵法》的拓展與應用
《孫子兵法》誕生兩千多年來，有過傳誦與秘藏的不同命運，也有過成為法定軍事教科書的風光。隨著中國社會曆史的發展變化，作為學術文化組成部分之一的孫子兵學，也在不斷向著深度和廣度發展變化著。
《孫子》之入詩於唐代，其義理又發明於宋代，而考訂卻發達於清代，這都不是偶然的。實際上，《孫子兵法》的思想已超出了軍事領域。據《史記·貨殖列傳》載，魏文侯時有個頗有名氣的人叫白圭，他“樂觀時變”，善“治生產”，曾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鞍行法是也。”這裏還有二事值得提及：一是太平天國建都後，洪秀全曾詔令頒行《欽定武略》，內有《孫子》十三篇，惜國內今已無存。二是《孫子》的某些原則這時已開始被運用於醫學領域。清初有個名醫叫徐大椿，他在《用藥如用兵論》中就明確指出：用藥與用兵，“其道同也”。他又根據各種不同的病症具體地說明如何運用孫子關於“知彼知己”、“攻其所必救”、“以十擊一”、“因敵變化而取勝”等原則來進行辨證施治。最後，他結論說：“孫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盡之矣。”
孫子和《孫子兵法》被推崇為“兵學聖典”、“武經的冠冕”、“世界第一兵書”、“百世兵家之師”、“東方兵學的鼻祖”，受到各國重視，在世界軍事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軍界、政界、學術界、工商界、體育界得到廣泛運用。
孫子兵法在社會其他方麵也有著廣泛的影響：文學家：“不朽不滅的大藝術品”；哲學家：“人生的哲學”；政治家：“政治秘訣、外交教科書”；醫學家：“治病之法盡之矣”；商人和管理學家：必讀教材。
評定《孫子兵法》的曆史地位，最妙的言辭則出自兩個晚明的人。茅元儀《〈武備誌·兵訣評〉序》：“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謂五家為《孫子》注疏可也。”梅國禎《〈孫子參同〉序》更進一步：“今古兵法盡於《七經》(指《武經七書》)，而《七經》盡於《孫子》。”
由此，若說要懂中國曆史不能不懂中國軍事史，要懂中國軍事史不能不懂《孫子兵法》，絕不是什麼誇飾之詞。當然，《孫子兵法》以後的中國軍事思想不可能真的沒有任何發展，但一來在冷兵器時代，再發展也終究有限，二來好像無論如何發展也隻是證明了《孫子兵法》思想的永恒性，所以才有這樣不遺餘力的讚頌。雖然這世間很難說真有什麼思想是永恒的，特別是在西方軍事思想主導了世界戰爭模式的當下，可《孫子兵法》對戰爭普遍規律的高度概括與那樣完整周密的論述正是它得以彪炳軍事思想史乃至人類思想史的根本原因，它不僅難以過時，更超越了戰爭的實用性，而成為人類認識、理解世界與自身的智慧和哲學。
紙上也能談兵。談兵也能入道。孫子以其所著的《孫子兵法》十三篇而被後世尊為兵聖，而這部兵書也被後世尊為兵經。這部兵法書是我國古代最負盛名的兵書，也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軍事理論專著。書中係統地總結了當時及之前的戰爭經驗，在論述戰爭的本質及戰爭與政治、戰爭與經濟關係的同時又揭示了普遍的戰爭規律。在孫子的著作中不僅僅是計謀與爭戰，其中所包含的心理學內容和其中的一些應用價值，早已滲透到中國人的生活中。而且到了現代，依舊被應用到沒有硝煙的戰爭——經濟競爭中。《孫子兵法》不僅僅是一部兵書，更是一部心理學著作，一部管理學的著作。《孫子兵法》豐富的管理思想，深刻的博弈理論，還被後人運用於商業經營和體育競技之中。
舉世公認，孫子和《孫子兵法》是跨越漢文化圈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少數中國偉人和中國偉大著作之一，《孫子》已成為全人類的精神財富。它不僅影響過去，也影響現在，並將影響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