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張伯行對朱學的傳承與發展
王勝軍
張伯行（1651-1725），河南儀封人，字孝先，晚號敬庵，諡清恪，康熙中後期理學名臣。曆任福建、江蘇巡撫等職，累官至禮部尚書，被康熙帝稱之為“天下清官第一”。學界目前對張伯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書院教育方麵，對其理學思想的關注尚不足；同時，對張伯行理學多也停留在“專宗程朱”這樣一個籠統的認識中。的確，張伯行是程朱理學的信徒，但是其理學卻絕不是對宋明時代程朱之學的簡單重複，而是在運用程朱理學中“理”、“敬”等概念的同時，又批判並吸收王學的若幹精神，將程朱理學由宋明時代的形上探討轉變為清代理學的形下工夫，具體表現在“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三個方麵。
一、主敬以立其本
所謂“立其本”之“本”，是指“心”而言。眾所周知，陸王認為“心即理”，“心”在陸王一派具有本體意義，王陽明認為無善無惡是心之本體，強調心體虛明。朱學以外在格物為特征，雖然解“心”為“道心”、“人心”，但是對於與天理合一的道心更多用“性”來表達，認為“性即理”，肯定人的本性之善。
張伯行論“心”，繼承了朱熹道心、人心兩分，肯定人性本善，同時又特別強調王學意義上心的虛明性。張伯行認為“有口腹即思飲食，人心為之也。非道義，萬鍾不取，道心為之也”，既將心視做客觀存在的、可以觸摸的“血肉之心”，又認為心被仁義禮智所規定：“心者，所以具乎天德者也。天德如仁義禮智之類”，與朱熹“心具眾理”相比較，張伯行論心更集中在道德義理與現實倫理層麵。在解釋現實人性時，張伯行與朱熹的觀點卻又不完全相同，朱熹強調氣稟清濁，實際上將惡作先天存在來看；王陽明則強調氣的積極意義，認為性善必須通過氣來展現，在其看來，人性之惡更多隻是被後天物欲所蔽而已。張伯行之論“心”，一方麵承認朱熹先天“氣稟”說，但是更重視物欲之蔽，並且強調心的虛明，他指出：“心者人之神明，原無不活，惟為私欲蔽錮，故滯而不通。若無私欲則虛靈而活，由是窮理處事，自然周流無間。”“心者，虛靈不昧之體”，這裏所謂“心之神明”、“周流無間”、“虛靈不昧”，實際上是吸收了若幹王學的形而上取向，而將程朱理學中人先天中的性惡一定程度給祛除了。
為了祛除物欲之弊，張伯行主張“主敬”。在其看來，“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學莫先於主敬”，因為“心一不敬則欲動情勝，而群邪得以中之”，“惟主敬而其進自有不能禦者，此致知存養之功，所以為力行之要，而學者所當急務也。”從中不難看出，張伯行是用“主敬”來約束王學的高舉的“心”，是即所謂“立其本”，不是形而下的血肉之心，而是虛明的本體之心。因此，張伯行同意朱熹以“畏”釋“敬”，並進一步又主張以“心為嚴師”，認為：“人唯不知敬畏，故此心常放蕩而入於邪。欲正其心者，當以己心為嚴師，常臨於上。凡動作之間，凜然如有所督責而知畏懼。”同時，張伯行還指出：“心思誌意謹恪而不放肆則謂之敬，然必中實有是敬，而恭始非虛飾，必外能致其恭，而敬始有所持，則內外又交相養也。”由此看來，“敬”在張伯行是屬於道心的一種功能，它能正人欲之心。同時，在其看來，“敬”不僅僅是一種心理活動，而且與外在道德——“恭”是交相而養成的，因此張伯行進一步提出：“誌氣嚴恪，容貌端莊，自然心存理得而諸妄絕矣。是敬之一念，實有以勝乎百邪也。”
“主靜”作為一種涵養工夫傾向於在無事時去涵養，而“敬”作為涵養工夫是不管有事無事、也是無關動靜的。王學發展至其末流，援佛入儒，主張主靜，產生了許多流弊。在這一點上，張伯行的“主敬”論，與朱學及王學末流均有不同。張伯行尤其反對“靜坐工夫”，引陸隴其的觀點認為：“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高攀龍）《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麵目，然後有以為下手之地也。”“動靜交養”這個命題實際上是王廷相提出，將其與“敬”結合則是王陽明。張伯行認為無論“靜”、“敬”，根本之處均是要“立本”，亦即培養“心”這一道德本源，如其指出：“心能自得則無時不悅，何必處靜而後悅，如人平居能敬，則無往不敬，豈待入廟而後敬乎？若以靜為悅者，則必以動為厭，是方靜之時而後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其本能悅哉？”“敬”貫通內外，不論有事無事，均可使心“無時不悅”，從而人的道德即可更好地落在現實行動中。
張伯行“主敬”論最終還是“立本”，在這點上與象山“先立乎其大”、陽明致內心良知的精神一致，雖然此“心”不像王學一樣是道德判斷標準，但與傳統朱學相比則具有主動精神與道德本源意義。張伯行認為：“心之所之謂之誌，立則專於是，而無他歧之惑也。人苟誌之不立，將見異必遷。”“心”具有一種“本”的作用，是道德踐履、成聖成賢的根本與前提，它具有將人的主體道德發揮於外的作用，是儒家道德實踐及齊治均平事業的本源，張伯行認為：“心一暗昧，邪僻皆得而中之，事者當時時提醒此心，使正大光明，一如日之方升，照臨天下，將群邪自然潛藏伏匿，而不敢一至吾前矣。提醒之法則惟主敬其要哉！”在其看來，主敬的作用不外“提醒此心”，使心這一道德本源恢複到與天理合一的境界並成為踐履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