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窮理以致其知
“知”在理學中分為“見聞之知”、“德性之知”，程朱、陸王兩派對於知識是否能夠促進道德觀點不同。程朱一派認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要致知必先“格物”，窮理也要“即物”，因此重外在窮理、致知；陸王一派認為心即理，強調從心中求理，否定程朱一派賦予見聞之知對德性的促進意義，比如陽明就認為：“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變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
張伯行與朱熹一樣，主張通過讀書來“盡知”。在其看來，“天下事物皆有所以然與所當然之理。窮理者務有以盡知之，知其所以然，則理之本原洞然。”這與朱熹的事事物物有定理的觀點是一致的。但是，張伯行並不特別主張外在格物，也不關注見聞之知，而是關注於義理層麵的、內在於人心的德性之知，指出：“欲求進於學問，則非知無以明理。”
張伯行與朱熹一樣推重儒家經典，尤其重視其中的義理及其現實功用，認為：“古人之書其理無所不備，而其用亦無所不該。”“經書為義理之淵源”，並對《易》、《詩》、《春秋》、《小學》、《四書》等一一做出評論，認為這些儒家經典深刻地體現了儒家所提倡的“天理”、“義理”。
但是張伯行並不是簡單重述朱熹的讀書法，而是致力於對程朱一派所提倡的行為規範進行總結，並以之作為學者持身要有的“法度”。張伯行為此選編了諸如《學規類編》、《養正類編》等諸多類書。僅以《學規類編》為例，張伯行從各個方麵為儒家道德實踐提供了“法度”，除極少部分涉及道體之外，主要包括四類，擇其要者如下：
學規類：朱子白鹿洞教條、程董二先生學則、西山真先生教子齋規、胡文敬續白鹿洞學規、白鹿洞講義、麗澤堂學約並序、布衣章璜為學次第八條。
讀書法：諸儒讀書法一、諸儒讀書法二、讀經、諭解經、讀史、程端禮讀書日程述語、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陳北溪嚴陵講義以及史學、字學、科舉之學、論詩、論文。
為學工夫：諸儒總論為學之方一、總論為學之二、存養、持敬、論靜、省察、知行、言行、致知、力行、克己、改過、雜論處心立事、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論出處。
人物品評：老子、列子、墨子、管子、孔叢子、申韓、荀子、董子、揚子、文中子、韓子、蘇子（附王安石）。
箴銘類：程子四箴、朱子敬齋箴、張南軒主一箴、真西山勿齋箴、思誠齋箴、夜氣箴、薛文清謹言箴、慎行箴、懲忿箴、改過箴、存理箴、持敬箴、程子顏樂亭銘、張子東銘、楊龜山書銘、朱子敬恕齋銘、學古齋銘、求放心齋銘、尊德性齋銘。
其中，學規類中“條”、“則”、“諭”、“約”、“序”就是張伯行對於現實倫理的規範做出的規定；讀書致知之法極為詳密，不僅涉及經史子集，還包括讀書日程，前賢讀書之法亦多備載；為學工夫涉及到現實的踐履，所以張伯行從存養、持敬、論靜、省察等諸多方麵進行了全麵的選輯；人物品評，以程朱理學的立場對曆代著名思想家做了褒貶；“箴銘類”從本質上而言也是為學工夫，除了誠、敬、慎、恕等之外，還細致到“衣冠”、“書櫥”等。這些儒家道德修養原則與踐履規範，就是張伯行“德性之知”的主要內容。
張伯行致知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窮理”，與“主敬立本”一樣也是要確立“心”這一道德本源的地位。因此，張伯行指出：“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其實，這與張伯行主張“致知”並不矛盾，因為在張伯行看來，見聞之知、德性之知的獵取隻是手段，君子、小人的義利之辨，亦即窮理才是根本。其門徒蔡世遠就認為張伯行“學以立誌為始，以複性為歸”，“學必先於義利之辯。”張伯行將“致知”與“窮理”兩者緊密結合，認為隻有通過讀書才能“洞見本源”，才能確立為聖為賢的誌向：“學必窮理致知，先明諸心，使不迷於所往，然後身體力行以求至乎其域。”張伯行進一步指出：“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吾心之知識有限，以有限之知識當無窮之義理，必不能盡知而盡識之……君子所以務窮理，以為躬行之地也。”在確立“心”作為道德本源的基礎上，張伯行展開對儒家倫理知識的講求，這與陸王的思路一致，當然從具體途徑（讀書）到最終目標（確立外在道德軌範）兩個方麵仍是朱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