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躬以踐其實
宋明時代，理學的理論形態處在創造變化過程中，當時諸大儒均比較重視宇宙生成、理氣關係、人性之辨等問題。清初，“崇實黜虛”之風興起，一派學者走向考證之實，一派學者走向踐履之實。張伯行是後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謂“反躬以踐其實”，“反躬”是指反之“身心”，“踐其實”是指踐履，亦即對儒家先驗道德在現實中的一種踐行。
張伯行“反躬踐實”基於對當時學風的批評：“自異學紛起，其所宗主者雖不一其名，要之皆缺下學之功，妄議上達之效者也。”張伯行也不認同理學過多形而上的研究：“善學者學問所至，其淺深高下，惟領之於心而不出之於口；不善學者，不務實求諸己，徒好為高論以誇於人，言雖是而其中之所得則無幾矣。”在其看來，為學必須首先反諸自身、培養心體、最後於踐履之中去落實：“學問之道不外知行……故聖人之教人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所以致吾心之知……胸中光輝明徹，觸處旁通，而即其所知之理，見於踐履服行之間，真誠無妄，而無一事之不實矣。”隻有胸中光輝明徹，即亦首先必須培養心體，踐履才能達到“真誠無妄”，它是“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的進一步演繹。
張伯行仍然試圖為踐履尋找一種外在的道德標準，以便對“心”這一道德源泉及“身”之行動進一步規範。在其看來，儒家的下學功夫與禮教恰可當此重任，張伯行批評道：“今日小學之功既廢，而禮教又不講。人家子弟，自幼便驕惰壞了，安能望其有成，故欲人材之成就，須是要興禮教。”由於張伯行將道德式微、人才不振歸之於禮教，因此不遺餘力地推崇朱熹的《小學》，在其看來朱熹著此書的原因是：“以為人之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並認為《小學》乃是儒家最急需、重要的經典：“孔子教人之道，學者有誌聖賢，誠未有於是書也。”即不經過“掃灑應對”的“小學”熏陶，就不能進入大學離經辨誌、敬業樂群、齊治均平等新領域，“大學”與“小學”一樣也無外乎倫理，即所謂“學以敦倫為本”，亦即實踐儒家的禮教。
張伯行特別將理學“敬”、“愛”等基於“天理”的精神植入到儒家禮教之中。張伯行認為禮就是天理在人類社會中的表現：“禮者，天理之當然也。”這些“天理之當然”的法則使禮教成為本末一致之學：“吾儒之道，惟在日用事物之間，循循下學，久之功力既至，自馴致乎上達之詣，此本末一致之學也。”隻有從“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常”這五種關係入手，同時秉以之理學“敬”、“愛”等精神，才能建立起符合天理的人間倫理秩序。
在張伯行看來，“孝”是五倫秩序的核心：“天子至庶人，孝道無終始貴賤之異。”孝與敬、愛一體，最集中體現於父母、子女之間：“父母生子，形氣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所以當愛也。有君之尊，有親之親，恩義之厚，莫此為重，所以當敬也。君子愛敬盡於事親，而後推此心以愛敬他人。謂之順德、順禮。苟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則悖乎德禮之序矣。”因此，孝是倫理中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並且可以推之於“愛”、“敬”他人，從而使儒家倫理在整個社會中得以實現。
君臣關係、朋友關係作為五倫之一，也受到張伯行的重視。張伯行既強調君主的絕對尊地位，也認為應該用“禮”調節君尊臣卑的現實。他在解釋《論語》中“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時，認為“君臣泰交之道，君以尊臨卑，易於慢，當盡其禮；臣以下事上，易於欺，當盡其忠。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認為禮可以矯君之慢、臣之欺，使君盡禮、臣盡忠，從而維持君臣之間的正常關係。同時，張伯行將“義”、“性”與之結合，認為：“君臣為五倫之一，而大義則與生俱來。蓋上下交而誌同，君之禮臣，臣之忠君，皆自至性中流出。”明代中後期由於黨社興起，朋友之倫也變得重要起來，清初這種遺風仍在，張伯行也同樣受到影響，他認為：“夫朋友列於人倫，所關甚重。非尋常泛交可以當也。”因為朋友講學，是對於躬行踐履有促進作用的：“人之為學，不外乎致知力行二事，而皆必須友以成之。”對於如何處理朋友關係，張伯行指出：“朋友之倫，以敬為主也。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將“敬”作為朋友之交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