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彷徨與抑鬱
基於阮籍對人的肉身的有限性認識，我們可以認為阮籍這種“大人先生”式的生死超越隻是一種主觀思想上的超越，以有限的肉體追求無限，試圖泯滅生死之間的差別，超越是非生死，從而達於逍遙之境。這種對絕對精神自由的論證和構架隻是阮籍在無奈現實麵前所做的退縮，企圖掙脫肉體的、世俗的束縛，尋求自身的解脫。在本質上，它並沒有解決如何抵製作為生命承載物——肉體消亡這一中心問題，因而，這種主觀思想上的超越並不能使阮籍擺脫對肉體消亡的恐懼，也就無從擺脫對於死亡的焦慮心理。
阮籍清醒地認識到在肉體上延年的不可行。在死亡的憂愁和焦慮之中，阮籍不由地萌發了延年之思，自言：“獨有延年術，可以慰吾心”，渴望與雲間鳥一樣，千裏一哀鳴，“三芝延瀛洲，遠遊可長生”。但在理性上，阮籍清醒地認識到人是不能夠長生的，對於“飄若風塵逝，忽若慶雲晞”的生命，阮籍悲傷地歎曰：“黃鴣呼子安，千秋未可期”，故而阮籍獨坐山岩中，惻愴傷懷。
死亡超越的主觀性和肉體消亡的不可抗拒性使得阮籍始終無法從死亡的陰影中走出來，對於阮籍來說，那揮之不去的生存焦慮正是來自動蕩的社會對人的生命的威脅。“焦慮是一種自我機能，它使人警惕將要來到的危險，並對之做出相適應的反應”。生存還是毀滅，這個困擾人類的難題極為現實的擺在了阮籍的麵前，阮籍在死亡恐懼的威迫下，艱難地選擇了生存，這也就決定了阮籍的一生將在委曲求全中苦悶度日，矛盾充斥了其一生。
其一，生活上的放浪形骸與政治上的小心謹慎。阮籍耽酒而常醉，醉後坦然地臥於賣酒美婦之側；在司馬昭的宴席上，箕踞嘯歌，酣放自若；臨母喪吃肉喝酒，散發箕踞，旁若無人；對叔嫂不通問的禮教不屑一顧，在嫂歸寧時出門送行；兵家女未嫁而夭，不顧與其父母並不相識而徑往哭吊；凡此等等足以說明阮籍可謂是任性而為、放浪不羈。正由於阮籍在生活上對禮教的鄙視，導致一些禮教之士紛紛指責，伏義批評他說：“言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年時，以自疑外”；何曾也曾上奏司馬昭，言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要求將阮籍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阮籍在政治上的小心謹慎，“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其友嵇康也說：“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故司馬昭嚐言：“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發言玄遠，而未嚐評論時事，臧貶人物，可謂至慎乎！”
其二，不仕之心與入仕之行的矛盾。阮籍早年亦有壯誌，“壯士何慷慨，誌欲威八荒”。但是隨著時局的變化，阮籍清醒地看到實現人生抱負的條件正在逐漸喪失，於是阮籍開始處處逃避入仕，渴望過著“從容與道化同，逍遙與日月並流”的生活，並先後辭去了蔣濟和曹爽的辟命。但是後來他還是出仕了，為三百斛美酒而求為步兵校尉；樂東平風土而求為東平相。在對司馬氏的態度上，阮籍從未公開表示反對，而是小心翼翼地與之周旋：不願與司馬昭結親但又絕不公開挑明，於是大醉六十日得免；以沉醉來搪塞司馬昭要他寫勸進表的要求，最終卻還是寫下了《為鄭衝勸晉王箋》；對司馬氏語及玄遠，卻又讚其“皇靈誕秀，九德光被，應期作輔，論道敷化，開辟四門，延納羽翼賢士，以讚雍熙”，並為司馬昭推薦盧播。
其三，真實世界與彼岸世界之間的矛盾。應該說，阮籍一生都在這種矛盾的境地中掙紮，他生存在一個虛偽、荒謬、醜陋的真實世界之中，獨自麵對著世俗世界的冰刀霜劍，感受著生命的短促和脆弱，“生命有年，時過慮深”，翹首期待著彼岸世界的逍遙自在，“豈若遺世物，登明遂飄颻”，“豈若遺耳目，升遐去殷憂”；既希望彼岸的實在，“茲年在鬆喬，恍惚誠未央”，又自知彼岸的縹緲，“可聞不可見，慷慨歎谘嗟”，“三山招鬆喬，萬世誰與期？”既明白彼岸的虛幻，卻又期待著采納，“招彼玄通士，去來歸羨遊”。期望能夠過著神仙般的逍遙生活，卻又對現實生活中的求仙持一種批判的態度。王子晉成仙，“清蕩易恍惚，飄搖棄其身。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阮籍指出世人視王子晉成仙是清蕩恍惚，飄搖棄身，摒棄肉體；而王子晉本人是心懷辛酸，不忍離開人間的。黃侃就明顯地指出：阮籍“言神仙難信，富貴無常。”阮籍通過對“成仙”的否定，直言：“采藥無旋還，神仙誌不符。”
其四，否定名教和信奉名教之間的矛盾。一方麵，阮籍直指：“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另一方麵，阮籍又是極為信奉名教的，這與阮籍出身於世儒的士族家庭是密切相關的。阮籍少年時是按照儒家的理想和信念來修身並設計自我人生的，“昔年十四五，誌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違禮不為動，非法不肯言”。聖人“明於天人之理，達於自然之分，通於治化之體，審於大慎之訓”，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製，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法天道順自然而立人事。同時阮籍甚至還提出了以“禮樂德治教化”為主，以“刑政名法強製”為輔的政治理想，“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馳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
從以上的矛盾中，我們可以看到阮籍的生活是何等的吃力，任誕不拘於禮法，又處處小心謹慎；不能做斂跡韜光之隱，了卻塵念，入仕又不願同流合汙，多有回避；內心信奉禮教，在表麵卻又否定禮教；企盼延年益壽生命長存卻又知仙人難相隨，不滿於喧囂塵世卻又不得不居住其間。由此可見阮籍生活之彷徨，從這些彷徨，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窺見阮籍懼禍心理之重，阮籍醉酒猖獗，其實質是佯狂避世，“蓋身不能維世，故逃為驚世。廣武之歎，蘇門之嘯，窮途之慟，綜憂樂而橫歌哭，亦夫大不得已者乎！”羅宗強先生經過分析後指出，阮籍之出仕，“與其說他是耽於仕祿，毋寧說他是懼禍”。
阮籍就這樣在彷徨和猶豫之中，苦苦地追尋生命的出路：追求友情，而人與人間多有疑惑，不能相互直言議論評說，“損益生怨毒，咄咄複何言”；追求彼岸世界，而“天階路殊絕，雲漢邈無梁”；醉酒，也有醒時。阮籍始終無法擺脫內心的孤獨和憂慮，“徘徊將何見，憂思傷我心”，故阮籍時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卻迷茫於車跡所窮之處，隻能慟哭而返。這時候的阮籍在放達與至慎的矛盾中掙紮，陷入一種進退失據的精神困境。阮籍是軟弱的，他推崇舍生取義、效命沙場，卻在險惡的政局下苟安；他崇尚自然，追求個性獨立和自由，卻從來沒有超脫現實的羈絆。在恐怖黑暗的社會中，阮籍不安於生，也不甘於死，伴隨他終生的隻能是痛苦和憂傷，焦灼和恐懼。他嚐試了多種擺脫人生痛苦、超越生存困境的方式，諸如清談、飲酒、放誕，但卻唯獨沒有選擇一了百了的結束痛苦的方式——死亡，過著一種不生不死的矛盾生活方式。
關於阮籍的一生，餘嘉錫先生曾經有過一段精彩的評價：“嗣宗陽狂玩世，誌求苟免，知囊括之無咎，故縱酒以自全。然不免草勸進之文詞，這司馬昭之狎客，智雖足多，行無故取。”因而，我們可以說，在阮籍複雜而矛盾的思想中，對死亡的恐懼是貫穿始終的。“自然有成理，生死道無常”，麵對著無情的流逝時間和無可奈何的現實，阮籍痛苦的呻吟道：“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凸現出不可解脫的悲淒與焦慮，這是阮籍對死亡徹底悲嚎，儲滿了冷寂悲苦的情愫。故而阮籍的一生都處於殷憂和怵惕之中，“殷憂令誌結，怵惕常若驚”，在歲月不居、人生短促的悲歎中度過了彷徨、抑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