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研究 從佛道關係的演變看北宋道教理論轉型的實現
隋思喜
研究唐宋曆史的學者們指出，唐宋時期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社會與文化的“轉型”，如日本學者內滕湖南認為：“唐宋時期一詞雖然成了一般用語，但如果從曆史特別是文化史的觀點考察，這個詞其實並沒有意義。因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社會與文化的轉型也反映在道教方麵。北宋時期道教的轉型是多方麵、多途徑的，而核心則是道教思想的理論轉型，確切地說，“道教思想最突出的轉變主要表現在由注重本體論、重玄學、心性論的探討而轉向了內丹心性學。內丹心性學在唐末五代興盛，其影響力逐漸超過了外丹，在宋代以後成為道教思想與實踐的主流”。北宋以後道教內丹心性學興起的主要原因是道教自身在思想義理和修煉實踐等方麵深厚積累的基礎上實現了突破性的發展，其中，佛道思想的融通互補與道教方麵援佛詮道從而實現了理論的開拓則是關鍵因素之一。北宋時期道教理論轉型的實現與佛道關係的演變有密不可分的內在聯係，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正是由於道教方麵自覺地實現了佛道關係的轉折從而推動了道教理論轉型的實現。
佛道關係的演變經曆了既差異有衝突又融通求共存的複雜的曆史過程，在北宋時期，佛道關係實現了從激烈的“衝突對抗”與思想的“融通互補”共存的局麵走向以彼此間平等的“對話”與“共存”為主要關係的重大轉折。“對話”與“共存”是宗教與宗教之間經過長時間的激烈對抗之後認識到的最有利的相處模式，佛教與道教關係的演變就體現了這一點。
一
佛道關係的演變往往與佛道兩家實力的消長變化有密切的聯係，主要表現在：在佛道兩教的發展興盛時期，佛道之間雖有主張融通與共存的良好願望，但往往更多地表現為激烈的衝突和對抗；而在佛道兩教的發展衰微時期，佛道之間的關係則表現為比較友好，能夠實現思想的“對話”，尋求共存和共同發展成為主導的關係模式。佛教傳入中國之時正是道教的草創時期，在佛教與道教的初期接觸中，佛道關係並沒有後來發展中所表現出的那麼“水火不容”，其間雖有互相批判的現象，但總體來說表現出了可以“共存”的傾向。這主要歸因於佛教初傳因力量弱小而采取的依附態度以及人們對佛教的“誤讀”：一方麵，佛教本是外來的宗教，初傳中國時力量非常弱小，不易為人們接受和廣泛的傳播，而當時的道教正處於創教興起階段，有深厚的文化傳統資源、廣泛的信眾基礎以及濃厚的神仙方術信仰氛圍，因此為了更好地適應中國的社會和文化以及更廣泛地傳播，佛教便有意識地依附與迎合中國本土文化尤其是黃老神仙方術與老莊道家思想從而在中土紮根，進而為人們所接受；另一方麵，佛教初傳中國之時人們對其並不了解，往往將佛教看作是黃老神仙方術的一種，將佛陀等同於神仙真人而信仰，甚至當時有“老子化胡”的說法以說明佛道同源，因此對於佛教並沒有激烈的排斥。
經過魏晉時期的積澱，南北朝時期，佛教和道教都獲得了繁興的發展。就佛教來看，隨著經典的翻譯以及佛教學者們的深入闡釋，佛教已經從思想上擺脫了依附玄學的困境而獲得了獨立發展，形成了研習不同經論的諸多學派。同時，在統治者的大力扶持下，修建了大量的寺廟和普度了眾多的僧尼，僧官製度也得以確立，寺院經濟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佛教發展獲得了堅實的思想、信仰和經濟基礎。同一時期，隨著信眾階層從平民擴大到士族階級，統治者的支持以及大批士大夫的皈依信仰，道教從內容到形式都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製作了大量的道書，出現了新的教派如上清派、靈寶派、樓觀道等。而陸修靜與寇謙之在南北兩方對道教進行的全麵改造，則使之成為符合統治者需要的官方宗教，道教也因此實現了快速的發展。在實力增長的基礎上，佛教顯然不能容忍自己繼續受道教的歧視以及作為道教附庸的現狀，因此同道教展開了激烈競爭和思想論戰，而道教麵對勢力日益壯大、信眾日益增長的佛教也展開了激烈的排斥和攻擊。
當時南齊道士顧歡著《夷夏論》抑佛揚道，引起了佛道之間思想上的激烈衝突。《夷夏論》中雖有調和二教之語，如稱“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等，但論述重點還是明二教之異，倡“夷夏”之別，認為二教雖皆可致教化，但各有其適用之範圍，即道教適用於中國，而佛教隻適用於夷狄：
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
顧歡以“老子化胡”說論證佛道二教同源，並且主張“夷夏”之別說，這自然要受到已經興盛起來的佛教的大力駁斥。《弘明集》中收錄了不少佛教徒駁斥《夷夏論》的文章，可概見其爭論之激烈。如僧紹作《正二教》揚佛抑道，稱：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覩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
是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
對於“佛即道”的主張都不能認可，更何況刻意貶低佛教的其他觀點更不可能獲得佛教的認同了。
此後又有道士假托張融之名作《三破論》，更是直接稱佛教為“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的禍害，甚至謾罵說：“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胡人粗狂，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當時的道教從各方麵對佛教發起了猛烈的攻擊，如釋僧佑就曾列舉了包括道教在內的疑佛排佛論的六種觀點：“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征；二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
道教的猛烈批判也激起了佛教徒的激烈反擊。當時的佛教徒們從各方麵回擊了道教的批評，如有的佛教徒通過比較佛教與道教解脫方式之差別來對道教神仙信仰、長生久視方術等內容進行批判，稱神仙信仰為道教愚惑世人之手段：
二教真偽，煥然易辯。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暗者戀其必終，誑以飛仙。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偽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乃棄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知。
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沿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偽托遂滋。張陵米賊，述紀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歟？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
有的佛教徒則直接從理論思維入手批判道教，認為道教無論是在思想理論還是在宗教實踐方麵都完全背離了老莊思想，試圖通過這樣的批判從根本上動搖道教的理論基礎。如北周僧人道安在《二教論》中指出：
老氏之旨，蓋虛無為本，柔弱為用；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己。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屍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
南北朝時期佛道激烈對抗的局麵也延續到了隋唐時期，這一時期的佛道兩教，其發展均處於鼎盛時期。經過南北朝時期的充分醞釀，佛教在隋唐時期進入了建立宗派的發展階段，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這些宗派具有獨特的思想體係、詳細的教規戒律、完整的修持方法以及大量的寺院經濟，從而獲得了相對獨立的發展；而道教也獲得了“國教”的地位，政治上受到李唐王朝的青睞，在宗教地位上居於佛教之上，思想上也開始融合儒學與佛學的理論和思維來進行理論體係的建構，從而能夠與佛教進行思想理論的抗衡。
李唐王朝建立之初，佛道關係就隨著兩家實力的增長而更趨緊張。例如，武德四年（621）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條，對佛教進行了猛烈的批判，稱佛教“不忠不孝”、“虛多實少”、“舍親逐財”、“畏壯慢老”，並且說“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為了捍衛佛教，法琳著《破邪論》與傅奕展開激烈論辯，針對傅奕的批評一一回應。武德九年（626），又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人著排佛論，法琳則著《辯正論》與之回擊，通過曆數各代帝王名臣的佛教信仰，論證佛先道後以及道教經典、教義、修煉方術的偽妄謬誤等內容宣揚佛教高於道教的觀點。僧人靜泰與道士李榮也曾就“老子化胡”說往來辯論，靜泰旁征博引駁斥此說，稱《老子化胡經》為道士王浮之偽作：
泰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雲：“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搜神記》、《幽明錄》等亦雲“王浮造偽之過”。
並且從佛教與老莊思想的差異處加以論證“老子化胡”說的虛妄：“《老子》二篇，《莊生》內外，或以虛無為主，或以自然為宗，固與佛教有殊。”而李榮則堅持“老子化胡”的說法，借以抬高道教的地位：“靜泰無知，浪為援引。榮據《化胡經》雲‘老子化胡為佛’，又《老子序》雲‘西適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隋唐時期的佛道論爭在延續了之前的老子化胡、夷夏之爭與禮義之爭等問題的同時也擴大到具體的思想觀念和理論範疇的相互辯論，較之以往在理論深度和思維方式等方麵都有明顯的深化和細化。例如，唐高宗時曾召見道士與僧人彼此進行辯論，當時僧人會隱法師、神泰法師等提出佛教的“五蘊義”、“九斷知義”、“因緣義”、“三性義”、“四無畏義”等內容與道士論辯，而道士李榮等人則根據老莊思想提出“道生萬物”、“擬佛法六通為六洞義”、“本際義”等命題與之論辯。
唐朝中後期，由於安史之亂以及唐武宗滅佛等因素，佛教的發展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漸趨衰落，此時的道教雖有所發展，但已不複之前的盛況。五代十國時期政權割據，戰亂頻繁，佛道兩教的發展均受到非常大的影響，此後的佛道之爭便不像之前那麼的頻繁和激烈。北宋以後儒學興起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潮和意識形態，佛道兩教則處於附屬地位，為了爭取繼續發展的可能，佛道兩教都逐漸放棄“對抗”的態度而明確開始提出了“三教合一”、“佛道合流”的主張，通過吸收其他兩家的思想內容以豐富和促進自身的發展，“合一”的主張超越了彼此之間的衝突對抗成為此後佛道關係的主流。
二
可見，佛道實力的消長變化往往會影響佛道關係的發展，而佛道實力的消長變化又往往與統治者針對佛道而采取的不同宗教政策有密切關係，統治者的宗教政策導向往往會對佛道關係的變化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佛道兩教的發展離不開統治者的支持，“一般的說，在古代中國，不管哪一種意識形態，如果它想獲得大規模的發展，就必須為王道政治服務，取得統治階級乃至皇帝的支持，舍此任何發展都將十分困難。反之，如果一種意識形態受到統治者特別是皇帝的反對，那麼它的生存就遭到威脅。”南北朝隋唐時期佛教與道教的繁興局麵就與統治者的支持密不可分。南朝的曆代皇帝大都崇信並倡導佛教，其中尤以梁武帝對佛教的支持最為用力。梁武帝蕭衍（464-549年）原先崇信道教後轉向信仰佛教，他在位期間廣建佛寺，盛造佛像，組織僧人講習經論，親自著書立說，闡釋佛理，同時還大量布施財物，甚至多次舍身寺廟，由大臣出錢贖回，給寺廟供奉了大量的經濟財產。在梁武帝的扶持下，佛教實現了興盛發展的局麵。北朝的統治者也大多奉佛，除了北魏太武帝時曾進行滅佛運動給佛教的發展帶來短暫的阻礙以外，佛教在北朝的發展也相當興盛，據史料記載，至北魏末，有寺廟三萬餘所，僧尼二百萬人，可見佛教之興盛。南北朝時期，道教也在統治者的支持下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信奉道教，在他與宰相崔浩的大力支持下，嵩山道士寇謙之改革天師道，使天師道從民間宗教的形式上升為統治階級的官方宗教，改造後的天師道在魏太武帝的支持下在北魏境內迅速發展，據史書記載：魏太武帝“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李唐王朝以老子後裔、神仙子弟自居，對於道教格外扶持，如唐高宗李淵就努力提高道教的地位，曾經先後三次召集道、釋、儒三教人士進行道教與佛教孰先孰後的辯論，在辯論無果的情況下則親自裁定“道大佛小”，又於武德八年（625）頒布詔令，明確規定：“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唐太宗也主張“李家據國，李老在前”。在李唐王朝“崇道”政策的支持下，道教獲得了蓬勃發展。而武則天“改唐興周”以後則采取“崇佛”政策，抬高佛教的地位，詔令佛教居於道教之前，在利用佛教為其統治的合法性進行辯護的同時，也積極扶持佛教的發展，武則天本人還親自參與和組織了對《華嚴經》的翻譯，並且支持法藏創立了佛教史上影響巨大的華嚴宗，佛教發展實現了鼎盛局麵。而實現“中興”的唐玄宗基於武則天利用佛教篡奪李唐王朝的教訓，則恢複開國以來的“崇道”政策，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提高道教的地位，使唐代道教的發展達到全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