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者的扶持政策使得佛道兩教在南北朝隋唐時期實現興盛發展的局麵，這期間，也由於統治者的政策導向，佛道之間不僅有思想的論爭，而且也往往演化為現實的流血衝突事件。三武一宗滅佛事件的背後就有道士參與其中。北魏太武帝滅佛起因於懷疑長安寺廟的僧人與蓋吳通謀造反，但也與佛道之間的衝突以及魏太武帝的道教信仰不無關係。北周武帝的滅佛與道士張賓以及還俗僧人衛元嵩的排佛論有直接的關係，張賓就曾屢屢向周武帝進言，稱“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短”，佛教無益於治世且有損教化，應該下令廢黜。唐武宗繼承了李唐王朝的“崇道”政策，據史料稱“帝在籓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登基以後，“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並“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為銀青光祿大夫，充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令與道士趙歸真於禁中修法籙。”在道士的影響下，唐武宗於會昌年間采取了廢除佛教的行動：“時帝誌學神仙，師歸真。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歸真自以涉物論，遂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帝遣中使迎之。由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真膠固，排毀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而最終的結果便是：“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堤、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佛教史稱此為“會昌法難”，是佛教發展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擊。此後又有後周世宗崇信道教，采取滅佛行動。他一方麵寵信道士，如史書記載其曾召見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另一方麵則采取強硬手段大規模的拆毀佛寺、佛像，禁止私度僧尼，嚴格限製佛教的發展，其結果是：“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此後佛教的發展日益衰落。雖然三武一宗的“崇道滅佛”運動包括經濟、政治等多方麵的因素，但佛道之爭在其中顯然也起了催化劑的作用。
北宋時期佛道兩教的發展也因統治者的政策導向而呈現不平衡的態勢。宋王朝的曆代統治者多崇奉道教，在他們的一係列推動道教發展的政策支持下，改變了五代末“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難解散，經籍亡逸，宮宇摧褪”的局麵。而佛教的發展卻多次受到統治者的限製，如宋太祖下令“禁鐵鑄浮屠土及佛像”，宋真宗下令“禁毀金寶塑浮屠象”，宋仁宗也下令“禁以金箔飾佛像”，宋徽宗也曾下詔要“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並“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北宋道教雖然處於相對繁榮的發展局麵，但與儒學的蓬勃發展相比仍然不足，也受到儒家學者的猛烈批判，而其自身也麵臨著諸多的問題和困境。例如道士數量的急劇增長素質良莠不齊，尤其是北宋政府采取“進納”法更是嚴重影響了道士素質，宋人王栐就曾評論說：“自昔歲度僧道惟試經，且因寺（觀）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舉。然雖奸猾多竄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無所容。自朝廷立價鬻度牒，而仆廝下流皆得為之，不勝其濫矣。”
在北宋時期，儒、佛、道三教之間形成了以儒為主、佛道為輔的關係格局。佛道兩教的實力與儒學處於不平衡的狀態，無力與之對抗，此時三教關係的重心與中心便集中在儒佛、儒道關係身上，佛道關係反而漸趨邊緣化和非主題化，與魏晉南北朝時期佛道關係為三教關係的重心和中心的情形截然相反。佛道彼此之間不再是相互競爭的主要對手，由此佛道關係便隨之發生轉折，從激烈的對抗轉向彼此“對話”，努力實現共存和共同發展。
三
佛道關係的演變能夠實現轉折的最主要原因則是佛道思想發展演變中蘊涵著“三教融合”、“佛道一致”的基本要求，這一思想的發展最終促成了佛道關係轉折地實現。自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即使是在佛道關係漸趨激烈緊張的時候，也有要求佛道彼此之間實現對話與共存發展的良好願望。《牟子理惑論》中就表達了“三教一致”、“佛道共存”的願望，該論作者牟子自稱其為學宗旨在“銳誌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並站在佛教立場上援引老子的觀點以佐證佛教理論的合理性以及佛道一致的思想，如用老子思想“無為”思想來附會佛教教義，認為佛道思想有共同處：“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為”、“佛與老子無為誌也”。
即使是在佛道表現出激烈的“衝突”與“對抗”關係的南北朝隋唐時期，主張“三教融合”、“佛道一致”的呼聲也不絕於書。南北朝時期，佛教方麵，例如，晉宋之際的宗炳著《明佛論》提出了“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的主張，梁武帝亦以帝王的身份主張“三教一致”的思想，在崇信佛教的同時對於道士也非常禮遇，如對茅山道士陶弘景就“恩禮愈篤……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往谘詢”；道教方麵，例如，南齊時的道教信徒張融著《門津》認為“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逢跡成異。……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道士陶弘景也持調和佛道兩教的觀點，他認為“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之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因此主張“崇教惟善，法無偏執。”此外，道教徒製作的道教經書中也吸收了大量佛教的內容，如《太上洞玄靈寶智慧定誌通微經》中引大乘空宗的思想來討論“生死”問題：“當知三界之中，三世皆空。知三世空，雖有我身，皆應歸空。明歸空理，便能忘身，能忘身者，豈複愛身？身既不愛，便能一切都無所愛，唯道是愛。”至於佛教的因果報應、天堂地獄等說法在道教經書中更是隨處可見。
隋唐時期，佛道兩教在彼此激烈論爭的同時也感受到了相融互補、共同發展的必要性。在佛教方麵，不僅有佛教學者提出了三教融合、佛道一致的主張，如神清認為：“三教玄同，彜倫克諧。但法被乎多方，經籍出乎多門。釋宗以因果，老氏以虛無，仲尼以禮樂，沿淺以洎深，籍微而為著，各適當時之器。相資為美。”宗密主張：“然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塗，內外相資，共利群庶，策勤萬行，明因果始終，推究萬法，彰生起本末。”而且此時的各個佛教宗派也在建構自家理論體係的同時吸收道家道教的思想，比如禪宗，作為一個典型的中國化佛教宗派，在其思想演變發展過程中就吸收了不少道家的自然、無為等思想，禪宗後期的“無情有性”思想也受到了莊子“道遍在萬物”思想的影響。在道教方麵，這一時期道教的理論體係、戒條教規以及修行方式等方麵都受到了佛教的影響，此時的道教大量吸收佛教的思想、戒律、實踐等內容以充實道教的發展，如重玄學的興起就是吸收融合佛教般若中觀思想的產物。
入宋以後，“三教融合”、“佛道合一”既是佛道兩家共同的主張，也是佛道關係演變的主要趨勢。此時的佛教學者如智圓、契嵩等人都提出了融合三教的主張，如智圓說：
嚐謂三教之大其可遺也。行無常、正三綱，得人倫之大體，儒有焉；絕聖棄智，守雌保弱，道有焉；自因克果，反妄歸真，俾千變萬態，複其心性，釋有焉。吾心其病乎，三教其藥呼！矧病之有三，藥可廢耶？吾道其鼎乎，三教其足乎，欲鼎之不覆，足可折邪？
而道教方麵主張“三教合一”、“佛道合一”觀點的更是很多，其中尤以張伯端最著名。他說：
釋氏以空寂為宗，若頓悟圓通，則直超彼岸；若有習漏未盡，則尚徇於有生。老氏以煉養為真，若得其要樞，則立躋聖位；如未明本性，則猶滯於幻形。其次，《周易》有窮理盡性至命之辭，《魯語》有毋意、必、固、我之說，此仲尼極臻乎性命之奧也。
教雖三分，道乃歸一。奈何後世黃淄之流，各自專門，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沒邪歧，不能混一而同歸矣。
可見，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佛道兩教就已有相融互補的“合一”主張與實踐，但真正將主張轉化為思想的現實實踐，並將“合一”主張明確為佛道關係發展主流的，是在宋代，才真正地實現了思想上的“三教合一”、“佛道合一”。正如日本學者窪德忠所說：“宋代宗教的特點是儒佛道三教各自吸收其他兩教的優點，以豐富本教的教義內容。……但隻要仔細想想，各教互相學習的情況不僅宋代才有。漢代的老子化胡說，南北朝時代的清談、格義佛教、新天師道等，全都可以作為這種例子。因此自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的中國宗教史，不妨說是儒佛道三教的滲透史或交流史，而且其傾向在宋代以後也繼續了下來，不過清楚地顯現這種交流或滲透現象的是宋代，從這個意義上也許可以說宋代具備了某種轉變時期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