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後新進的教徒中，情況也很類似，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白碧（六十八歲，草塘新川人）：她被認為是草塘的第一個新教友，在談到自己信教原因時，她說：“我年輕時病得厲害，當時信巫教、敬鬼神，寸把大的菩薩都去燒香，結果搞得晚上鬼在耳邊叫，信過基督教也不行。新川醫院的吳奶奶家長期信天主教，我去醫病，她就向我宣講，後來就跟著吳奶奶信天主教，醫院的袁學珍的嫂子在團坡教堂，知道了我的情況就過來輔導我。我信教以後病就好了。”
李先（六十多歲，住清池村下浦）：“1994年我二兒子醫病花了三千多元，家裏很貧困。車水壩的周叔方知道我的情況後，叫我用天主教的方法試一下，後來沒有醫好，兒子死後是寨子裏第一個按天主教教儀式埋葬的，不久我們全家都領洗入教了。”
陶明（七十六歲，住草塘木瓜河）：“我家四姑娘小時候得了腦病，發病後就像瘋子一樣亂跑，什麼都信了也不見好。有人建議去找天主教的人看，白碧信教時間長，她給處理後好了一點。後來我四姑娘的病還是沒有好，跟人跑了。白碧時常來給我們講一些天主的道理，我覺得這個教好，就信了。”
表麵看起來，一些人是因為天主的“靈驗”而選擇入教，這與中國傳統宗教的功利性極為相似。但應該注意到，在自己或家庭成員長期受到疾病折磨的過程中，這些人麵對生活和精神的巨大壓力，彷徨無助。天主教徒主動表達對他們的關懷和幫助，一定讓他們心存感激，對天主教產生了一定的情感依附。隨後，如果病碰巧好了，就很可能入教；即使天主不“靈驗”，在情感依附作用下也可能入教，李先一家和陶明一家就是如此。這說明疾病隻是誘因，疾病、危機期間與天主教建立起來的情感依附，才是其後入教的真正動因。
另外一些因生活危機而入教的例子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教徒龔紅（三十五歲，住草塘街上）：“我母親去世得早，1988年我十七歲時在太平開了個門麵打衣服，家裏給我介紹了一個男友，我不喜歡他，家裏逼我，我特別煩，經常想到自殺。後來跑出去打工，亂走到了安順（貴州一個城市——筆者注），複活節時，我進了教堂，教堂裏的老神父對人特別溫和，裏麵的其他人也都非常溫和善良，我很感動，老神父說無論我是否信教他們都會幫助困難的人，並說我要待多久都可以。我在那裏一住就是三個月，看了很多書，九個月後我就領洗入教了。”
我們看到，龔紅因為婚姻的和生活的不順碰巧進入教堂時，天主教會用他們的溫和、善良與幫助，成為了龔紅最重要的“情感歸附”。即便如此，她也是在教堂住了三個月、不斷地強化這種“情感歸附”後，才最終入教。
（二）“繼發性歸信”的穩定路線——配偶、家庭成員、親屬、朋友關係
上述因為疾病等生活危機，直接與天主教組織發生聯係而信教，我們把這種稱為“原發性歸信”，這樣的信徒數量不少。然而，就絕對數量來說，大多數教徒是在配偶、家庭成員、親屬、朋友等信教後跟著入教，這樣的歸信稱為“繼發性歸信”。在“繼發性歸信”中，“情感依附”的作用更加突出。
1.配偶之間的特殊情感依附關係，使一方信教以後，另一方絕大多數會隨之歸信。這從對“已婚者配偶是否信教？”這一問題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
近76%的夫妻是雙方信教的。比如陶明歸信後，他的妻子隨後也歸信了；通水村教徒曹福的母親本來一直在做祖傳的“叫魂、栓胎、燒蛋”等手藝，但後來丈夫信天主教後，她就完全拋棄了自己的那些手藝，改信了天主教。冉家塘村下河壩組的張才入贅草塘的老教友潘家後，也跟著入了天主教，後來與妻子離婚後就開始動搖，天主教會的人對他做了很久工作才又把他穩住。
2.家庭成員由於相互情感依附強弱的不同，會使“繼發性歸信”出現差異。
一般而言，如果子女對家長的情感依附很強，父母信教後，子女一般也會跟著成為教徒。在“子女是否信教”這一問題上，調查的結果可以看出：
有近58%的家庭至少有一個以上的子女是跟著入了教。子女幼小時，對父母的情感依附很強，子女跟隨父母成為教徒的可能性非常大，如孫軍家，由於父親在他一歲時就去世了，信奉天主教的外公和四個守貞娘娘（姨媽）把他們三兄弟撫養長大，他們自然對天主教徒有強烈的情感依附，即便後來在寨子裏長期隻有他一家信教，鄉鄰們經常嘲笑他家，但在強烈的情感依附下，他們也堅持了信仰。下司村的餘江夫妻在1980年代初期開始信教時，子女最大的都不到20歲，所以全家都跟著領了洗，這樣的例子在草塘很普遍。
相反，那些在子女年齡比較大後才開始信教的家庭，由於子女有了獨立的生活空間和新的情感依附，跟隨父母一起進教的比例就要小得多，特別是分家單過子女更是如此。比如陶明夫妻在1985年信教，一起居住的女兒和嶽父都跟著進了教，但是兒子分家單過，就一直沒有入教，後來在埋葬陶明妻子時還與兒子發生了矛盾。冉家塘村的老王夫妻信教後，與兩老關係密切的二兒子、三兒子及女兒女婿都跟著進了教，但分家單過、與大家庭關係不好的大兒子一家，則一直沒有進教，並曾為信仰問題對老王夫妻大打出手。
另外，家庭中某一非核心的成員信教，與家庭中的情感依附核心成員所起的作用又是不一樣的。龔紅的例子就很典型，她說：
1988年我17歲時入天主教，後來被父親知道了，父親和哥哥們堅決反對，父親曾以挑斷我的腳筋相威脅，要求我退出天主教，我上過幾年神學院，信仰很堅定，不僅沒有放棄，還反複的勸說哥哥和父親進教，但都沒有成功。後來，與我感情很好的妹妹在我的影響下進了教，入了神學院並在上海做修女。前年，我和妹妹將父親接到上海的神學院，在上海的日子裏，父親與眾多高素質的上海教友接觸並聽他們慢慢講天主的道理，他終於改變了，決定領洗入教。
可以看到，由於龔紅不是家庭情感依附的核心，因此，她雖然受過神學院三年嚴格訓練和有過近六年的修女生涯，都沒能幫助她用天主的“道理”來說服家人信教。她的妹妹之所以入教，似乎更多源於與她同為女性的特殊感情。而她的父親，最終在上海領洗，龔紅把這歸結為父親接觸了高素質的上海天主教徒後的覺悟。但是可以想象，一個農村老伯，離開土生土長的環境後，與兩個作為天主教徒的女兒來到陌生的大都市，他對兩個女兒及其所處的天主教環境會產生多強烈的情感依附，這同時也會大大衝淡他原來一直習慣了的情感依附體係，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女兒勸說他入教，該是一件比較輕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