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宗教政策對沿河佛教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寺廟進行調查統計：第一區(含縣城)34座，有和尚、尼姑46人；第二區8座，僧尼3人；第三區五座，男僧3人，尼姑2人；第四區4座，男僧5人，尼姑5人；第五區11座，男女僧尼25人；第六區21座，男僧15人，女僧13人；第七區11座，僧尼7人；第八區5座，僧尼4人；第九區9座，男女僧尼12人；第十區8座，男女僧尼15人。共計寺廟116座，僧尼155人。僧尼多數靠在廟會中承接香火、供品、代人祈福為生。
中國共產黨製定和實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三條規定，政府依法征收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在農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第十三條第五款規定，農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及阿訇，有勞動力，願意從事農業生產而無其他職業維持長期生活者，應分給與農民同樣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第二十一條規定：……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築和地主的房屋，均不得破壞。
民國時期，由於僧尼中通曉經典的人很少，傳播形式轉為信徒父子、母子口頭相授，自傳自信，參加誦經拜佛，超度亡魂。出家者多數是被生活所迫，家境貧困或從小就是孤兒。新中國成立以後，進行土地改革，僧尼跟常人一樣分得了土地，紛紛還俗。由於很少有人出家，原有僧尼年老去世，後繼無人，1990年統計，全縣僅有僧尼4人，年齡大都在八十歲以上。2008年，天柱人羅孝文（法名釋祖法）來到天緣寺任住持。
沿河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沿襲國民黨時期占用的寺廟作為辦公、教育用地，對大量的祠堂、廟宇、寺院沒有進行保護和修複。由於大量僧尼還俗，許多寺廟長期無人看管，最終導致破敗而倒塌。大多數地方幹部和群眾沒有文化，錯把佛教當作封建迷信而加以抵製，給僧尼亂扣“牛鬼蛇神”的帽子。在大煉鋼鐵時，大量宗教法器被當作廢舊物品處理。
“文化大革命”全盤否定黨的宗教政策，寺觀教堂被封閉或占用，正常的宗教活動被禁止，文物古跡被破壞，宗教書籍、物品被焚燒，僧尼被批鬥，信教群眾受衝擊，造成不少冤假錯案。原金仙寺內兩尊千年銅佛被作為“四舊”被搬到搬運社門，後被人“屍解”換成三千元錢。
在大量寺廟被破壞的同時，也有不少佛教界人士為保護寺院及文物作出努力，如鍾嶺山龍興寺趙鳳鳴，在“文革”期間巧妙地保存了寺內的大量文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近年來，隨著佛教文化的複興，信人自動集資，興修寺廟，如在官舟由張氏族人集資修複飛龍寺，內置如來佛、彌勒、燃燈古佛、觀音娘娘等神像。在縣城東岸觀音岩、屏峰寺、清風寺、中界天緣寺、河西洞靈山寺、鍾嶺山龍興寺、譙家鎮黑神廟、沙子觀音寺等都有佛教活動。每年農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中元節（盂蘭節）、九月十九，主要信仰人士要開展誦經、辦廟會等活動接待信教群眾燒香進供。每個活動點都有1—2名長期住寺，主要人員4—5名。誦的經書主要有《金剛經》、《皇經》、《大部經》、《觀音救苦經》、《觀音保生經》等。
教務活動
佛教傳播在沿河民間有其特色：一是自傳自信。未設佛教會前，係由父子、母女口碑相授，既無組織又無經典。因佛教浩繁邃密，難於以通曉，僧尼中能談經論典的甚少，故佛教信徒一般皆屬家傳。二是誦經禮懺，搞超度，消災免難，談生死輪回的佛、巫摻雜。奉佛者形成多神教的信仰者。即一般寺廟、會館、神祠，佛教的菩薩和其他神像皆雜處一塊為人供奉。
出家僧尼與在家“居士”(多為女姓)的活動各有不同特點。出家僧尼，有嚴格的宗教儀式和教規，長年茹素，不娶不嫁，僧尼每日燒香拜佛，定期送經禮懺，以及承接香火供品，代人祈禱。較大寺廟的僧尼多誦《楞嚴咒》、《大悲咒》、《彌陀咒》等佛門正宗經典，小寺廟的僧尼多念《救苦經》、《保生經》、《解冤經》、《血河經》、《眼光經》等小經，為人消災免難。僧尼有時也應人之請上門做法事，超度亡魂。
在家“居士”婚嫁自由，可葷可素，有的吃“長齋”，有的吃“花齋”，即逢年過節和每月的初一、十五日吃齋，家中設立佛堂神龕，早晚誦經膜拜。“居士”們常自願向廟堂捐助香火油資。每逢“廟會”，“居士”相互邀約，結伴朝山拜佛，到寺廟敬神獻會，燒香還願，頂禮膜拜。
寺廟定期舉行迎神賽會(廟會)，農曆二月十九觀音菩薩的生日和出家道士六月十九日(得道日九月十九日)舉辦觀音會。每年正月初一及十五日，寺廟香火最為興旺，寺廟內盞盞神燈通宵不滅。特別是舉辦東嶽會和城隍會更為隆重。
農曆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為東嶽會期。相傳東嶽係泰山神，掌管人間生死禍福，故人們十分敬畏。縣城東岸東嶽廟，信眾用檀香木雕塑東嶽神像祀於廟內正殿，飾以王冠、蟒袍、玉帶，兩廂塑以十殿閻羅，千奇百怪，猙獰可怖。每值會期，先一日散花，接著大做法事，進香信眾熙來攘往。後三日則舉行“迎春”(遊亭子)盛會，四鄉百姓皆入城觀“春”、“還願”。出會時，以旗鑼執事開道，豪紳子弟華妝麗服，騎“擺馬”繼之，間以彩棚笙簫細樂、鑼鼓、嗩呐，吹吹打打喧鬧盈途。隨後便是“春台”，挑選民間窮家孩童，施以精巧打扮，用帛捆紮於木柱鐵樁上，裝出各種折子戲中的某一姿態，用四人肩抬，讓人觀賞，謂之“妝春”。依次即為“頂案”，酬願隊伍、酬願者扮成乞丐、囚犯，偽作提罐拄拐和戴紙枷紙鎖、木栲鐵鏈、狂暴凶顛等狀，佝僂前行。最後是東嶽神像神氣十足坐在八抬彩轎中。拱衛神像、手捧果品的善男信女於香煙繚繞中肅穆緩步而行，場麵極為熱烈。
農曆五月二十八日為城隍會期，屆時，舉辦祭祀城隍活動，仍按東嶽會形式，將城隍“行身”用隆重儀式抬了擺隊遊行，日“出會”。城隍神像遊到哪裏，哪裏的街坊住戶均焚點香案虔誠迎送，叫“接城隍”、“送城隍”，祈求保佑。
除了佛教外，沿河的道教、地方巫教也摻雜佛教內容。民國時期，縣內出家道士有二十多人。道士皆結發成髻、身著青色圓領道袍，腳穿白布青襪和雲履青鞋，傳道授徒一般都與巫教混為一體。新中國成立後，初步統計全縣有道教班子一百餘壇，每壇五至八人，當地稱主持人為“陰陽先生”，平時經常應請從事送葬、消災、賀生等道場活動。其經書與佛教大同小異，主要有《血河經》、《太陽經》、《觀音救苦經》、《地母經》、《大乘妙法》等，教義也基本同於佛教，即主要是勸人為善，尊老愛幼和超度亡人、祛病消災。
地方風物
唐宋以後，在沿河出現了許多佛教古刹和名山，宋朝皇帝敕賜沿河境內的福常寺為土城忠勝院。沿河境內有東山、觀音岩、佛山頂、鍾嶺山、洞靈山、貴陽山、木魚山、朱瑙岩、龍頭岩、天馬山、蓮峰山、鳳凰山、困龍山等佛教名山。
在碑碣石刻方麵，主要有：蠻王洞石刻、白雲寺碑、天緣寺石碑、龍興寺古石碑、觀音岩石刻、白鶴洞石刻、清涼洞石碑等。
在民間傳說中，關於佛教方麵的傳說主要有：《文昌閣傳說》、《文峰塔傳說》、《和尚岩傳說》、《蠻王洞傳說》、《媳婦坨傳說》、《黑獺堡傳說》、《田妃傳說》、《金仙寺銅佛傳說》、《觀音岩傳說》、《九姑傳說》、《海音和尚傳說》、《僧碧澄傳說》、《張三豐傳說》、《冉法通傳說》、《封管帶遭雷擊》、《蒲溪觀音寺的傳說》、《白雲寺的傳說》、《鍾嶺山蛇墳的來曆》等。
在地方史誌中，明嘉靖《思南府誌》、道光《思南府誌》、《貴州通誌》、民國《沿河縣誌》、《貴州古跡誌》等書都記載有沿河境內的古寺院。其中明嘉靖《思南府誌》中記載有常樂寺、金仙寺、沿豐寺、雲台觀、觀音閣、清緣廟等處；道光《思南府誌》中記載有報恩寺、屏峰寺、觀音寺、財神閣等十多處。民國《沿河縣誌》中記載有四十多處。
在文物方麵，主要有常樂寺、天緣寺、龍興寺。常樂寺建於唐代，宋時“敕賜”忠勝院，明成化三年(l467)，沿河副土司冉懋重修改名常樂寺，民國時寺內尚存有銅佛、羅漢、鍾磬等，皆唐代法物。清《思南府續誌》：“常樂寺……寺內銅佛二，高九尺，羅漢九十四，鍾磬皆千餘年物，思屬寺觀，惟此最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