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宋朝對大理國與越南的治策
於愛華
《宋史》將大理國與交趾（元之安南）同列為《外國傳》，這是宋人的看法，亦是後來元人的態度。宋朝之前，大理國和越南同屬於中原王朝的郡縣，宋朝立國後，大理國和越南都建立起了獨立的地方政權，元以後，大理國和越南分別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乃至到清朝後半期法國入侵後，越南正式脫離中國版圖成為東南亞地區獨立國家之一。曆史上，中原王朝的治策對中國邊疆的發展以及中華民族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對宋朝時期宋對大理國和越南的治策進行比較研究不僅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而且還具有現實意義。
一、宋朝對大理國與交趾的共同治策
宋朝自立國之始便將大理國和越南視為化外，不予統一。由於奉行“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的治國理念，宋朝主張“治國在乎修德爾，四夷當置之度外”，即國家施政應集中精力防禦“內患”，對外則“慎守祖宗疆土”，勿“勞民動眾，貪無用之地”。建隆三年（962）宋太祖就以“德化所及，蠻夷自服，何在用兵”為由放棄對大理國的統一。乾德三年（965），宋軍平蜀後，王全斌又主張“欲乘勢取雲南”，太祖“鑒唐天寶之禍起於南詔，揮玉斧劃大渡河以西曰：‘此非吾有也。’”“宋揮玉斧”的典故並不表示宋朝與大理國的關係完全斷絕，不過它卻表明自立國之始，宋朝便將大理國列為徼外，不予統一。宋朝對越南的態度亦是如此。景德三年（1006），邵曄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控製宜州山川四圖，宋真宗則認為：“交州瘴癘，宜州險絕，若興兵攻取，死傷必多。且祖宗開疆廣大若此，當慎守而已，何必勞民動眾，貪無用之地。如照臨之內，忽有叛亂，則須為民除害也。”可見，宋朝也是缺乏武力統一交趾的勇氣，隻想“但羈縻不絕而已”。
盡管視大理國和交趾為徼外、不予統一，但宋朝並未阻絕與二者之間的政治聯係，宋朝奉行“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的準則，對於大理國和越南的臣服，宋朝予以接納。乾德三年（965）夏，宋軍平蜀，“黎州遞雲南牒，稱大理建昌城演習爽賀平蜀之意”；太祖開寶元年（968），黎州再次接到建昌城牒，“雲欲通好”。太平興國初，大理國首領款塞乞內附，宋太宗冊封他為雲南八國都王。徽宗政和六年（1116），大理國主段正嚴與權臣高量成謀求歸宋，遣使攜物及樂隊入宋進貢，宋朝亦遣使正式冊封段正嚴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開寶三年（973）交趾丁氏政權便主動“遣使貢方物，上表內附”。宋朝接受了交趾的朝貢，並封丁璉為檢校太師、靜海軍解度使、安南都護。開寶八年（975），朝廷又以丁璉遠修職貢，封丁部領為交趾郡王。自此之始，交趾向宋朝的朝貢不絕於書，宋朝也多次給予交趾冊封。此外，宋朝與大理國和交趾的互市貿易也較為頻繁。如大理國於富州、黎州和宜州，交趾於廉州及如洪寨與宋朝皆有長期和頻繁的互市貿易。正是借用互市貿易手段來滿足大理國與交趾的物質需欲，“以啖其欲”，“以維其心”，達到“邊境安帖，不致生事”之目的。
然而，在與大理國和交趾適當通好的同時，宋朝對它們也提防甚嚴。首先是防止交趾通過朝貢引惹生事。元祐元年（1086）十月廣西經略安撫使司上奏雲：“交人入貢後時，深慮別致作過，乞添差軍防守。”樞密院詔令廣南路都鈐轄司，“如體探得交人緩急作過不虛，即一麵勾押潭州駐紮東南第八將往桂州駐紮，及令荊湖南路鈐轄司，候見廣西勾押將兵，立便發遣，並附急遞以聞，當議自京別遣兵往湖南補戍，仍從京先差虎翼三指揮赴荊湖南路鈐轄司駐紮，以備起發兵將，兌那差使，候交人入貢，即行勾抽。”宋朝對交趾的民族情緒甚為重視，如元豐五年（1082）十二月，廣西轉運副使吳潛言：“近差溫杲知欽州。竊聞交賊切齒，欲食杲肉，萬一因以致寇。”朝廷指示：“杲資性綿慎，又與交人有隙，實不宜在極邊要地，可改差本路鈐轄劉熙兼知欽州。”宋朝對交趾的內亂也小心戒備。天聖六年（1028）交趾李公蘊卒，諸子爭立，廣西轉運司就要求“增飭邕、欽、廣三州備兵。詔桂、宜等州巡檢、都監領所部兵於近界防扼，事定即還。”宋朝對大理國的提防，主要是盡量限製與大理國的政治關係的發展，抑或拒絕大理國向宋朝貢，如太宗太平興國初，宋太宗冊封款塞乞內附的大理國首領白萬為雲南八國都王”，但宋朝“不與朝貢”。逮至南宋，宋朝對大理國的進貢更是堅決不許，抑或拒絕對大理國的冊封，如神宗熙寧九年（1076）大理國遣使朝貢於宋，宋朝僅待之以禮而不予冊封。為了改善與宋朝的政治關係，大理國將逃亡大理的儂智高斬殺函首以送宋朝，但宋朝對此舉不甚信任，急令成都府和廣西慎作備禦。
在與大理國和交趾的互市貿易中，宋朝也是多方提防，盡顯小心。慶曆四年（1044），北宋因在黎州購買的馬匹優劣相雜，仁宗詔“擇不任戰者卻之”，益州官吏認為此舉可能引起當地民族“失望侵侮”釀成動亂，於是“率如舊製”。紹興六年（1136）大理國進馬一千餘匹、象三頭至富州，廣西官府竟以“今春買馬已足，別無買馬錢物在寨”為由拒絕，高宗知後怕因此引發大理國之不滿，於是詔令“廣西帥臣更切相度，無他意，即令提舉買馬官多方措置收買”。同時又不惟小心地“令帥司密切指揮，經由沿邊供職官等，至時暗作堤備，不許張皇，引惹生事”。為了避免“黷貨啟釁”，宋朝也嚴禁官吏參與互市，買馬官也是常擇“謹密可信之士，勿遣輕儇生事之人”，且要“常切機察，不得因此致生邊患”。因此，在開市之前，首要之舉便是“置寨立關，傍引左右江諸寨丁兵，會合彈壓，買馬官親帶甲士臨之，然後與之為市”。宋朝還嚴格控製與大理國的互市地點。如至道元年（995）太宗“隻令於黎州賣馬”，不許重開嘉州舊路；政和年間宋朝便以“虜情攜貳，邊隙寖開，非中國之福”為藉口而拒絕在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紹興三十一年（1161）自杞由南丹驅馬直抵宜州互市，南宋帥司戒之“後不許此來”。後宋朝又以“宜州近內地”而罷開宜州邊市之請。孝宗淳熙八年（1181）羅氏鬼國至沅州互市，宋朝政府“說諭自今不須前來市馬”，並將與之有關的官員通統予以處置。宋朝對與交趾的互市也提防甚嚴。大中祥符二年（1009）黎誌忠求互市於邕州，真宗認為：“瀕海之民，數患交州侵寇，承前止許廉州及如洪寨互市，蓋為邊隅控扼之所。今或直趨內地，事頗非便。”於是詔令本道以舊製回複交趾。熙寧年間，廣源州劉紀請求在太平寨“置和市”，邕州知州陶弼就曾以“蓋交人之謀，將出入省地窺虛實”為藉口，極力反對在太平寨設置埠頭互市，並向樞密院上書數千言，斷言在太平寨設和市必“將產患無疑”。政和末，又詔以交人自熙寧以來，全不生事，特寬和市之禁。
為了遏製大理國和交趾，宋朝積極經營廣西。宋代廣西的戰略地位極其重要，“邕境極廣，管溪峒羈縻州縣，峒數十。右江直西南，其外則南詔也；左江直正南，其外則安南也。自邕稍東南曰欽州，欽之西南接境交趾，陸則限以七峒，水則舟楫可通。稍東曰廉州，廉之海直通交趾。”因此宋朝對廣西的經營就相當重視。首先是設置州縣，遏製大理國和交趾。“廣南西南一方，皆迫化外。今甲邕、宜、欽、廉、融、諒州、吉陽、萬安、昌化軍、靜江府，係沿邊。柳、賓、貴、橫、鬱林、化、雷，係次邊。總廣西二十五州，而邊州十七。靜江屬縣半抵徭峒”。廣西這些沿邊、次邊和徭峒之地在非常時期就成為宋朝抵製大理國和交趾的天然屏障。為了加強對大理國和交趾的防禦，宋朝極力增強對廣西的軍事戍守。鎮壓儂亂之後，宋朝進一步加強了對廣西的經營和統治，特別是提高廣西的軍事防禦能力。宋朝詔令狄青分廣西為邕州、宜州、融州三路，邕州等守臣兼本路安撫都監或兵馬都監，於桂州設經略安撫使以統之；又招募兵員以補充忠敢、澄海、雄略等軍，增足諸軍舊數，以加強各地兵力，其中，四千員屯邕州，三千員屯宜州，兩千員屯賓州，五百員屯貴州。為保證各地軍糧的供應，宋朝又詔令運輸全州、永州、道州的糧食至各軍。英宗至平年間廣南東西兩路共屯兵5.1萬人，其中廣西所屯約有3萬左右，數量超過南方諸路。何況廣西“邊麵闊遠，羈縻州數十為國藩蔽，峒丁之強，足以禦侮”。為此，宋朝極力建設民兵組織，如治平二年（1065），建立邕州峒丁；熙寧二年（1069年）在左右江地區設提舉左右江峒丁司，“撫禦峒丁首領”。另外，還有土丁，“宜、融州土丁萬人，索號得力。”正是由於廣西各羈縻州的地理優勢和各種軍事力量之強，宋人才說“欲製大理，當自邕管始雲”。而治平年間，陸詵巡邊至邕州，召見了各土州、縣、洞的長官，檢閱數萬壯丁，整頓壯丁組織，為此交趾甚為震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