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道契 上海檔案館收藏。總計三萬餘號。道契是清朝後期上海、天津等地的地方政府簽發給外國人租地經商和居住的地契，因由“道台”簽發，故稱“道契”。“道契”為中英文對照，詳細標明該地塊原中國業主姓名、地理方位、承租該地塊的外國人名或企業與機構名、租金等，並記錄地塊承租權轉移的經過
及性質。上海“道契”簽發曆經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宣統五朝，直至民國時期。是研究租界史、房地產史、土地關係史、城市史、經濟史、社會史、法製史等的珍貴資料。
四川南部清代縣衙檔案 四川省南充市檔案館藏。計18070卷，約十萬件。
南部縣衙檔案，上起順治十三年（1656），下迄宣統三年（1911），涵蓋了有清一代。該檔為南部縣正堂所屬各房在公務活動中形成的各種文件材料，包括該縣同上級、下級和平級衙門之間的往來公文，處理各種公務的相關文件、資料等等，種類齊備，名稱繁複，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司法、宗教、文化、教育、外交等各個方麵，實為清代縣衙行政管理活動的一個全方位記錄。其整理先以十朝分排，再以吏、戶、禮、兵、刑、工、鹽等七房分列，基本保留了檔案的原貌。因其數量巨大，內容豐富，被譽為“地方文獻寶庫”。該檔案係現存最完整、最係統、時間跨度最長的清代縣衙檔案，已被列入《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四川巴縣清代文書檔案 四川省檔案館藏。計十一萬三千餘卷。時間跨度自清乾隆元年（1736）至宣統三年（1911）。該檔案曾經四川大學曆史係整理，仍按吏、戶、禮、兵、刑、工等分房立卷歸檔；又按政務、農業、工商業和手工業、交通運輸、財稅、金融、文教衛生、軍事、司法、重要事件分類，以朝代順序排列。其中司法檔案近十萬卷，占其絕大部分，按訴訟性質與問題，分為司法體例（總類）、命案、地權、房屋、借貸、欺詐、家庭、婦女、商貿、鬥毆、盜竊、租佃等二十一個專項。巴縣檔案內容涉及農工商業、財政金融、司法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麵，為清代縣衙檔案的又一重要遺存。
直隸順天府檔案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順天府為清代京畿地方行政官署，現存檔案自雍正起，至宣統止，共4萬餘件。其內容分為：職官官製、民政警務、憲政、法律詞訟、財務金融、工業交通、農林商務、外事往來等等。其中各縣衙門檔案如寶坻縣檔案等，涉及清代地方社會行政、司法、民事等諸多方麵，研究價值很高，已被學者關注和利用。
江蘇太湖廳檔案 南京博物院藏。本屬清代蘇州府太湖廳衙門檔案，現存110件。同檔案又有31件，現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南京博物院所藏太湖廳檔案，起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止於宣統元年(1909年)。這些檔案有官府上下行文書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文書，其內容豐富，尤以訴訟文書居多，保存有數十個案件的檔案資料，並涉及洞庭商人活動、錢糧征收實態、銀錢比價、環境整治、治安教育等地方社會諸多方麵，實為難得的清代江南地方文書檔案。
安徽南陵縣檔案 安徽省檔案館藏。計數百件。時間跨度為清光緒十年(1884)至二十年(1894)。係清末南陵縣衙承辦訴訟案件遺存檔案，保存比較完整，其中有縣衙治理詞訟的四柱清冊，緝拿人犯的差票、批文，各種民事、刑事案件的訴狀、稟狀、判詞等。亦屬珍貴的地方訴訟文書檔案。
台灣淡新檔案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計一萬九千餘件。淡新檔案是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淡水廳、台北府及新竹縣的行政與司法檔案。經戴炎輝教授等主持整理，檔案現分為行政、民事及刑事三門，門下並分類、款、案、件，內容豐富，保存完整，是研究清代台灣行政、司法、經濟、社會等的極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淡新檔案以其最具規模、完整係統及時間跨度長等，而成為現存的清代台灣省、府、州、縣廳署檔案的典型代表，亦是中國明清地方文書檔案遺存的重要代表之一。
內蒙古盟旗衙門檔案 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藏有內蒙古東部墾務檔案彙集、呼倫貝爾都統衙門檔案、喀喇沁旗劄薩克衙門檔案等，計五萬餘卷。多為蒙、滿文字文書。檔案內容有王公世襲、官員任免、軍事駐防、關防刑獄、民事訴訟、人丁戶口、蒙旗墾務，災民救濟等等。對內蒙古地方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如喀喇沁中旗劄薩克衙門檔案，共三萬八千餘卷，為該旗衙門與理藩院、卓盟盟長、同盟各旗之間來往文件，以及辦理旗下各種公務文件，其中有官員任職、兵丁名冊、戶籍統計、救災賑濟、旗倉收租、土地分放等等。文書90%以上為蒙、滿文，尤為珍貴。
貴州清水江文書 該文書是明清至民國時期，以貴州省施秉、台江、劍河、錦屏、黎平、天柱等縣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少數民族群眾，在林木生產經營，土地買賣，以及其他各種社會生活中而形成的民間契約文書。迄今發現的多屬清代文書。目前除一部分麵世外，大部分仍在民間保存。其特點是，第一，遺存數量巨大，目前已知總數在十萬件以上。就民間契約文書而言，其遺存數量僅次於徽州文書。絕大多數為紙契，亦有少量石契、皮契、布契等。主要內容有：山林交易，土地買賣，合夥經營，佃山造林，山林護養，環境保護，分家析產，家庭收支，糾紛訴訟，鄉規民俗等等。第二，該文書多以歸戶形式保存下來，原文書生態保護良好，幾乎全是歸戶性文書，這是清水江文書獨有的一個特點。第三，該文書又屬少數民族地區，涉及少數民族社會經濟、文化、民俗等各個方麵。其對經濟史、法製史、社會史、曆史人類學以及少數民族史等研究，均具重要價值。清水江文書是明清民間契約文書的又一重要遺存。
雲南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清代檔案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原為雲南武定彝族那氏土司府中收藏，1943年由北京圖書館收購。檔案起自清順治年間，止於同治八年（1869）。主要內容有：武定慕連土司的稟複呈文稿，民產訴訟狀文、具結保證書、土司出征記錄，土司衙內行號薄、立嗣承繼及家譜等，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司法、立嗣、禁煙、民族關係等諸多方麵。該檔案是研究我國土司製度特別是彝族封建領主土司製度的第一手材料。
西藏曆史檔案 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藏。總計三百餘萬件。九成以上為藏文檔案。其大部分是1959年以後從原西藏地方政府機構和拉薩地區的部分貴族府邸、僧俗官員、寺廟拉章以及上層喇嘛等處征集、接管來的，並經國家撥款大力搶救、修複，而保持了檔案原貌。檔案載體豐富多彩，有紙質、木質、葉質、骨質、金石、縑帛等；書寫用料多種多樣，除藏墨外，又有以金、銀、銅、翡翠、珊瑚、珍珠、朱砂等珍寶研汁書寫的檔案。檔案最早可追溯到十三世紀的元朝，曆經明、清、民國直至20世紀50年代，時間跨度七百多年。其內容極為豐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語言文字、宗教藝術、天文地理、醫藥曆算、工藝建築、科技文學、民俗風情、文化曆史等各個方麵，見證了西藏地方與曆代中央王朝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為西藏曆史研究提供了係統而寶貴的原始資料。
四川自貢鹽業曆史檔案 四川自貢鹽業曆史檔案館藏。共38726卷。時限上起清乾隆年間，下至民國時期，長達兩百餘年。主要為鹽業經營賬冊、契約及其它相關文書檔案。經營賬冊記錄了井鹽業的生產活動等，如《岩口簿》即記載了鑽前準備、鑿井過程中每道工序使用的工具、每天鑿井的進尺、岩層情況、井下發生事故的原因和處理事故采取的措施與辦法等內容，保存了傳統鑿井工藝和相關地質資料，彌足珍貴。經營契約則有開鑿鹽井契約、井灶租佃契約、日份與火圈買賣契約、合夥契約、置筧契約以及借貸抵押、分關析產契約等等，反映了這一時期自貢井鹽業的生產關係和特點。自貢鹽業曆史檔案全麵係統，保存完整，資料珍貴，研究價值很高，已被選入《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又，四川省自貢市檔案館亦收藏鹽業曆史檔案二萬八千卷，上自嘉慶十二年(1808)，下迄1949年，共四十五個全宗，較為係統地記錄了近代井鹽經營、發展的曆史。
廣東清代海關檔案 廣東省檔案館藏。保存有清末粵海關及其下屬八個海關的檔案共一萬二千餘卷。大部分為英文檔案。主要內容涉及人事、關稅、貿易管理、驗估、緝私、海務、港務、監察、社會情報等等。這些檔案數量巨大，保存完整，為清末以來廣州口岸經貿活動的原始記錄，是研究近代廣州對外貿易和廣州口岸曆史的第一手資料。
廣東清代衙門檔案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被英軍掠去的清政府欽差大臣衙門、廣州將軍衙門、兩廣總督衙門、廣東巡撫衙門及其下屬機構的檔案，統稱清代廣東衙門檔案，該檔案原件現藏於英國國家檔案館。1986年，我國家檔案局與英國公共檔案館通過協商，英方同意將這批檔案縮微複製膠片交給我國。這部分檔案共25個膠卷，1954件。時間為1765年至1858年。主要內容為：有關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清朝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清政府對外關係和對外貿易，農民起義（如紅巾軍、太平天國）和清政府對起義的鎮壓，第二次鴉片戰爭等情況的信劄及廣東清軍駐防地圖和軍事哨位草圖等等。
盛宣懷檔案 上海圖書館藏。計十七萬八千餘件，一億多字。該檔案係盛宣懷家族自1850年至1936年的曆史記錄。其中前二十年的檔案主要屬於盛宣懷父親盛康，而盛宣懷逝世後，其後人又繼續記述了二十年。盛宣懷（1844—1916）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企事家、福利事業家和官僚買辦，親曆過許多重要事件和活動。他自1870年入李鴻章幕僚後，事無巨細記錄自己的日常生活、官場活動、商貿事業、交際往來等等，從未間斷，並幾乎將所有日記、文稿、信劄、賬冊以及來信、來電、來文等保存下來。這些檔案涉及了近代中國史上大部分重大曆史事件，成為研究洋務運動史、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史、中國近代實業思想史、近代上海史等十分珍貴的原始史料。被譽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個資料寶庫。
還有一些重要的明清地方文書檔案，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出。總之，這些文書檔案既有土地契約，又有商業文書；既有民間契約文書，又有地方官衙檔案；既有少數民族契約文書，又有專門事項檔案；既有平民百姓的歸戶文書，也有官僚富賈的家族檔案等等，涉及廣泛領域，內容十分豐富。它們各具特色，都有其獨特的研究價值；而徽州文書則以其數量大、種類多、涉及麵廣、跨越曆史時代長和研究價值高等特點，最具代表性。
三、明清地方文書檔案的研究價值
隨著近代曆史科學的誕生和發展，在史料學方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是史料的采用範圍不斷擴大。以中國史研究來說，舉凡甲骨金文、簡牘帛書、官府檔案，契約文書、墓誌石刻、譜牒家乘、出土文物，乃至田野調查、圖像史料、口述曆史等等，都包括在史料搜集與利用的範圍之內。二是對第一手資料的重視。史學作為一種科學研究，實證性的論證是它的基礎。而要進行科學實證，就不能不重視第一手資料的搜集和利用。在史學研究中，雖然什麼資料都可以用，但不可否認，資料本身的性質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有一手資料與二手資料、原始資料與晚出資料、直接資料與間接資料之分。所以研究之中最重要的是搜集那些證據確鑿的原始資料，用第一手資料說話，才能使立論符合實際，得以成立，才能做到科學論證，具有說服力。而文書檔案，由於它是在古代社會公私各種活動中直接產生的原始文本或文字記錄，故具有原始性、憑證性和文物性質。所謂原始性，即是與一般著述編撰不同，文書檔案並非後來加工創作出來的，而是在社會活動中直接產生的最初文本與文字資料；所謂憑證性，即這些在社會活動中產生的原始文本，如契約、合同、分書、婚約等，本是一種書證，在法律上乃具證據之効用；所謂文物性質，則指文書檔案雖屬文字資料，但作為曆史活動中直接產生的文本原件，亦構成曆史事件本身物質資料之組成部分，許多文書原本自其形成之日起就是唯一的，故亦具文物性質。總之，第一手資料正是文書檔案的基本屬性。因而在近代以來的曆史科學研究中，文書檔案史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開發利用越來越受到重視，這是必然的。
文書檔案可為史學研究提供典型的個案資料。在已麵世的明清地方文書檔案中，發現有較為完整的明代黃冊底籍，記載了包括幾個自然村在內、長達數十年的丁口與土地資料；有彙集一個家族若幹世代分家析產的鬮書彙錄；有曆時數十年至百年、數量達幾百件至千件的歸戶性文書；有某個商號長達若幹年的完整的商業經營賬簿；有關於某個案件的齊全的訴訟案卷，又有集中於一人的長達數十年的信函書劄等等。這種具體的鮮活而完整的個案資料，在一般的典籍文獻中很難找到。而史學研究中典型個案分析的價值和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它提供了一個例證。抽象論說源自於具體事例，宏觀概括離不開個案分析。那些研究中的真知灼見，理論上的創新發現，常常蘊涵在具體個案的考察之中。
文書檔案應該說是一個相當廣泛的概念。從史料學來說，它包含有多種史料，涉及史學研究的很多方麵。一方麵，文書檔案的種類極為繁多，十分龐雜。以交易類文書來說，即有土地買賣契約、典當文約、對換文約、租佃契約、借貸字據、投主文書、賣身文書等等。又如簿冊文書，則有置產簿、收租簿、祭祀簿、合同簿、分家簿、會書會簿以及各種商業賬簿等等。另一方麵，即使一種文書所涉及的內容也常常是多方麵的。如土地買賣文契，既有資產積累、土地流動、田土價格等經濟方麵內容，也有契約訂立、交易程序、簽押證人等法製方麵內容，還有找價添價等地方民事習慣內容等等。又如宗族文書，既有宗族結構、人口生育等社會史方麵內容，又有族產經營、財產繼承等經濟史方麵內容，也有宗族糾紛、訴訟案件等法製史方麵內容等等。總之，明清地方文書檔案包含的內容極為廣泛，內涵十分豐富，涉及土地關係、賦役征調、民間借貸、經濟人口、農村市場、宗族社會、家庭婚姻、財產繼承、司法訴訟、識字教育、醫療衛生、會社組織、諸神信仰、風俗習慣等諸多領域，為經濟史、社會史、法製史、教育史、文化史以及地方基層社會的綜合考察提供了多種素材。
如果我們再考察一下20世紀以來文書檔案的發掘與史學研究實際發展的關係，則更可明了文書檔案的研究價值。首先可以看到，文書檔案史料的運用促進了不少學科領域研究的發展。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著名的老一輩史學家、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開拓者之一傅衣淩先生，就開始注重民間契約文書等資料的搜集，運用這類資料，寫出論著，並倡導把這一方法應用到社會經濟史學的研究中去。他說：“誰都知道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應注重民間記錄的搜集。所以近代史家對於素為人所不道的商店賬簿、民間契約等等都珍重地保存、利用，供為研究的素材。在外國且有許多的專門學者，埋首於此項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完成其名貴的著作，而在我國則方正開始萌芽。本書對於此點也特加注意，其所引用的資料，大部分即從福建的地方誌、寺廟誌以及作者於民國二十八年夏間在永安黃曆鄉所發現的數百紙民間文約類輯而成，皆為外間所不經見的東西，這一個史料搜集法，為推進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似乎尚值提倡。”在傅先生的倡導之下，其後多有學者注重文書檔案等史料的搜集和運用，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研究長足發展，成為中外矚目的學派。在日本史學界也有同樣事例。日本著名中國史研究家仁井田陞教授於20世紀30年代寫出《唐宋法律文書研究》，其後又著《中國法製史研究》等係列論著，注重民間契約文書與基層社會史料的運用，開拓了中國法製史研究的新領域，成為中國法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外學者法製史的研究十分興盛，參與學者之眾多，取得成果之豐碩，前所未有。其得益於大量明清文書檔案訴訟案卷的公布與利用，也是十分明顯的。如果沒有文書檔案訴訟資料，那種缺乏實例個案的法製史研究，恐怕是蒼白無力的。社會史方麵的研究也是如此。對於重視基層社會、倡導自下而上地闡釋曆史的社會史研究來說，鮮活而具體入微的文書檔案，更是絕好的史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書檔案資料的重大發現促成了新學科的誕生。20世紀初，國學大師王國維曾有這樣的總結：“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這裏暫且不說敦煌文書的發現對敦煌學形成的重大作用和意義，以明清地方文書檔案而言，正是由於20世紀50年代以後徽州文書的大量麵世及其研究，而促進了徽學學科的形成和研究的發展。雖然不能把徽州文書與徽學二者等同起來，但徽州文書在徽學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回顧20世紀以來的學術發展史不難發現，史料發掘與史學研究，二者實為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新史觀的確立，理論上的革新，開拓了史料發掘的新視野；而新史料的重大發現則促進了新學問的誕生。徽州文書的重大發現促進了徽學學科的誕生是一個典型例子。
同任何史料的價值都不是絕對的一樣，文書檔案亦有它的不足。總體來看，遺存至今的文書檔案數量畢竟有限，很難反映曆史發展的背景與全貌，雖可進行微觀考察，而難以作出宏觀概括。實際上各種史料都有自己的特色，相互之間具有互補性。在實際研究中，必須提倡史料的綜合運用。盡管如此，文書檔案作為第一手資料應當引起研究者的特別關注，這是理所當然的。在史學研究倡導多維視角、多元參證的今天，明清地方文書檔案的研究價值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認識。地方文書檔案已成為中國古代史史料構成的一個重要方麵。
本稿撰寫之際，封越健、王裕明、劉道勝諸位先生為文中所輯地方文書檔案的出版信息做了補充，謹致謝意。
（本稿原為“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而作，收載於《第一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此次發表又做了補充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