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第一年相比，林譯小說在本年每期的刊載量有所減少，每期在1萬字左右，甚至有幾期不足1萬字，但這並不意味著林紓在該年的收入減少。事實上，此時的林紓是商務印書館的持股人之一，又在京師大學堂上課，收入隻高不低。其餘經常寫稿的人：指嚴(不才亦為指嚴)本年在《小說月報》共計發表約10萬字，每千字按4元計，可得酬銀400元左右；悵盦約2萬字，按每千字4元，可得80元左右；卓呆(即徐卓呆)計約2.5萬字左右，可得酬銀100元左右；徐卓呆在該年《小說月報》的“新劇介紹”欄目發表了大量的劇作，相對於劇作而言，他在該年發表的小說隻能算是很少的一部分，小說酬謝自然也隻是占《小說月報》的一小部分而已；心石、況槑兩人該年在《小說月報》發表約10萬字，可得酬銀400元左右(按，懷疑況槑、況梅、槑、心月均為王蘊章。在《小說月報》第二年第8期指嚴的《榜人女》後，插入《然脂餘豔》一則：熊芝露女史工詩，其已見國朝閨秀集中者不具錄，近見其在母家時與某女史作合巹之戲，賦催妝三絕句雲：鈴閣生春喜欲狂，幾回握管賦催妝。風流絕勝黃崇嘏，竟敢吹簫引鳳凰。不羨簫郎紫玉簫，妝成弄玉似花嬌。丁寧囑咐卿卿道，留取雙蛾待我描。高燒銀燭待昏黃，手折梅花照晚妝。此夕銀河無鵲渡，天孫切莫怨牛郎。放誕風流令人想見三五少年時閨中韻事。閨秀共詞者當推長洲級蘭李氏生香館集，為最近從他書中得其小令數闋，為郭頻伽靈芬館詩話中所未載者。笙清篁脆如鳥中子規，自是天地間愁種真可娣視，易安斷腸一集不足道也。暮春感賦賣花聲雲：眉影控簾釘，花補苔痕。滿身香霧嫩寒侵，怨人杜鵑聲裹血，獨自愁吟。玉笛離情，草長紅心，月鉤空吊美人魂，憐爾為花猶命薄，何況儂今。蝶戀花雲：記得黃昏耽靜坐。寵柳嬌花，春恨吟難妥。珠箔飄燈風婀娜。四圍碧浪春痕簸。譜就紅鹽蘭燭墮。擊碎珊瑚，唱徹誰人和。提起閑愁無一可。淚絲彈瘦緗桃朵。秋夜書懷菩薩蠻雲：冰輪碾破遙空碧。砧聲敲冷相思夕。望斷雁來天。瀟湘煙水寒。玲瓏花裏月。知否人間別。一樣去年秋。如何幾樣愁。 其後署名：況梅。《然脂餘韻》為王蘊章所作，而這篇從口氣、情調均與《然脂餘韻》相合，在報刊未連載之初，《然脂餘韻》很可能為《然脂餘豔》，況梅也即王蘊章。這還需要詳細考證。如若屬實，則該年所刊《十字碑》也為王蘊章所作，其所刊作品為更多。但現在的研究資料均未提此點。)；朱樹人本年在《小說月報》上共計發表1.5萬字左右，可得酬銀60元；亞東一郎約為4.2萬字左右，可得酬銀170元左右；其餘作家如鐵樵(惲鐵樵)、(傲)(鐵)(胡適)、泣紅(周瘦鵑)、甘作霖等人，多為短篇，多在3千到1萬字，酬銀當在12元到40元之間。
這些當然不是一個作家的全部收入。按照現在可以考證的來看，王蘊章時任《小說月報》主編，當時大學生畢業在商務印書館當職員的起點月薪是30銀元，此後慣例每年增加10元；而據包天笑回憶，1912年他在商務編譯所工作半天(每日下午1-5點，星期日休息)，擔任小學圖文教科書的編輯，月薪是40銀元。王蘊章與包天笑同為南社社員，“民國前後， 南社社員紛紛雲集上海， 把持了上海的各大報刊陣地,如《時報》為包天笑；《申報》為王鈍根、陳蝶仙、周瘦鵑；《民權報》為徐枕亞、徐天嘯等等；社員之間聲氣相應，互相推薦提攜， 幾乎掃蕩了上海所有報刊。柳亞子曾經很得意地開玩笑說: ‘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的天下。’ 我很懷疑王蘊章之所以能進商務印書館編《小說月報》,也是這些南社社員把持上海報刊界的結果”。按照這種估計，同為南社社員，王蘊章又是主編，又是全天工作，月薪應該比包天笑的40銀元高，或者是兩倍還不止；同時，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1912—1927年》中有記述：“總編輯亦稱為主筆，為編輯部之領袖……總編輯常兼司社論，其月薪約在150圓至300圓之間。”按照這個算法，王蘊章在作為《小說月報》主編期間，月薪不會下於150元。而林紓除了據鄭逸梅等回憶說,“ 林譯小說稿費特別優厚。當時一般的稿費每千字二至三圓,林譯小說的稿酬,則以千字六圓計算,而且是譯出一部便收購一部的。這也難怪老友陳衍曾與林紓開玩笑,說他的書房是造幣廠,一動就來錢”之外，“林譯的許多小說，既發表又出版，在書籍的稿酬方麵，商務印書館有著比較靈活的規定，其標準視著者的知名度、學識水平、書稿質量和發行量等各個方麵情況而定。比如梁啟超的《中國曆史研究法》等書得版稅為40%，這當然是最高的”。對照梁、林兩人在商務印書館的發表待遇，林紓的版稅也大致在40%上下。這樣一來，林紓十幾年間的稿酬收入高達20萬銀元以上(合2009年人民幣2000萬以上)。就不足為奇了。朱炳勳是商務印編譯所的成員，宣樊、許指嚴、周瘦鵑等還是其他報刊的編輯，朱樹人曾編《蒙學讀本》，收入自然也不菲。而其他的幾位，由於寫小說隻是作為兼職，稿酬隻是業餘收入的一部分，經濟來源自然不全靠此。
而上海1910年左右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如何呢？民國名記包天笑在其自傳《釧影樓回憶錄》中說，1906年他到上海租房子，開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現南京西路、鳳陽路)找，連找幾天都無結果，後來他發現一張招租，說在北麵一點的愛文義路(現北京西路)勝業裏一幢石庫門有空房。貼招租的房東當時講清住一間廂房，每月房租7元。當時上海一家大麵粉廠的工人，一個月的收入也不過7到10元，而包天笑當時在《時報》任編輯，每月薪水80元。按照這個標準，上述的許多作家都遠遠高於7-10元這個標準，也就是說，小說家創作小說的收入在當時並不低。
按照陳明遠的算法，上海市民在1927年的一般生活水平為每月66元，扣除物價上漲的因素，1910年的1元約合1927年的6角8分9,66元約合1910年的46元，這樣的家庭收入在上海市約占4%，這樣的日常生活費大約是貧民家庭的兩倍，也是當時上海一般知識階層的經濟狀況。按照這樣的標準，對比《小說月報》給出的稿酬標準，一個專門靠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小說的作家，每月寫1.2萬字左右即可保持在上海的“小康”水平，進入4%的少數人行列，並且這樣不算太難，從1902年到1916年間，創辦的文藝期刊計有57種，對比當時知識分子的人數，作家當時的投稿應該還不算太難。
一方麵是小說家能靠稿費維持一種比較舒適的生活，一方麵是雜誌社缺乏小說稿件，於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就產生了：當時的小說家為什麼不願意給雜誌社寫小說？也許這個問題的解決還得回到作家本身。這裏有必要考察一下上述各位作家的背景。除去不可考人員，可知道的計有：
王蘊章：光緒二十八年(1902)中副榜舉人；
林紓：光緒八年(1882)舉人；
宣樊：曾任養正書塾講席；
指嚴：南社社員，出身仕宦之家；
朱炳勳：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成員；
徐卓呆:7歲喪父，曾赴日留學；
朱樹人：曾在無錫三等公學堂就學，編有《蒙學讀本》，為中國人第一本自編教材；
胡適：曾多年在家塾讀書，1910年在春在華童公學教國文；
惲鐵樵：出身於小官吏家庭，1911年應商務印書館張菊生先生聘請，任商務印書館編譯；
周瘦鵑：1895年6月30日出生於上海一個小職員家庭，6歲時父親病故。
從上述這些作家來看，他們中後來有的成為新文學的領袖，有的抱著文言不放，有的徹底將文學市場化，走入鴛鴦蝴蝶一派，也有的中途改行。僅從這些作家來看，他們大都與傳統的封建社會有著深厚的聯係，在如何對待小說方麵，無疑受到傳統的深刻影響。這一點，從上述《小說月報》第一期的編輯大意就可以看出來：
現一一身，說一一法，幻雲煙於筆端，湧華嚴於彈指，小說之功偉矣，同人聞見無多，搜輯有限尚祈，海內大雅，匡其不逮，時惠鴻篇，體則著譯兼收，莊諧並錄。庶入鄧林之選，片羽皆珍，一經滄海之搜，遺珠無憾。率布簡章，伏希亮詧。
按照編輯的大意，小說之功僅在於現身說法，“幻雲煙於筆端，湧華嚴於彈指”，再對照另外一則廣告，則《小說月報》當時對小說的心態就可一覽無遺。
宣統三年(1909)閏月《小說月報》臨時增刊的封底廣告：
惟一無二之消夏品：夏日如年，閑無事求，所以愉悅性情，增長聞見，莫如小說，本館年來新出小說最多，皆情事離奇，趣味濃鬱，大足驅遣睡魔，消磨炎暑，茲特大減價，為諸君消夏之助，列目如下……《小說月報》第二年閏月增刊，宣統三年出版，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在這裏，小說成為了驅遣睡魔的消夏品，與中國傳統的“飾小說以幹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的觀點相差無幾。這些觀點也許代表著當時一般文人的觀點，從那麼多小說作家除了有名的幾位，要麼是不署名，要麼是署別號就可以看出來。此時距梁啟超1902年發起“小說界革命”已有八年，而相當多的文人對小說仍不在意，從一個側麵也可見證“小說界革命”的某種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