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對小說這一體裁的這種認識，當時文人一方麵按照傳統鄙視小說，一方麵卻又不得不借助寫小說來達到賺錢過生活的目的。1905年的科舉考試廢止，當時的《諭立停科舉以廣學校》如此寫道：
茲據該督等奏稱科舉不停，民間相率觀望，推廣學堂必先停科舉等語，所陳不無為見。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及其餘各條，均著照所請辦理。
舊學應舉之寒儒，宜籌出路也：文士失職，生計頓蹙，除年壯才敏者入師範學堂外。其不能為師範生者，賢而安分，則困窮可憫。其不肖而無賴者，或至為非生事，亦甚可憂。
正因“生計頓蹙”，在學校當教員或者從事文化方麵的創作就成為當時文人的去處。而稿酬製度的興起，源於1910年《大清著作權律》的頒布：
第五條著作權歸著作者終身有之；又著作者身故，得由其承繼人繼續至三十年。
第六條數人共同之著作，其著作權歸數人共同終身有之，又死後得由各承繼人繼續至三十年。
第七條著作者身故後，承繼人將其遺著發行者，著作權得專有至三十年。
第三十三條凡既經呈報注冊給照之著作，他人不得翻印仿製，及用各種假冒方法，以侵損其著作權。
第四十條凡假冒他人之著作，科以四十元以上四百元以下之罰金；知情代為出售者，罰與假冒同。
第四十一條因假冒而侵損他人之著作權時，除照前條科罰外，應將被損者所失之利益，責令假冒者賠償，將印本刻版及專供假冒使用之器具，沒收入官。
這部法律的頒布，為作家賣文謀生提供了合法的依據。於是為各種雜誌寫作，為作家失去入仕之道後謀生提供了去處。也就是說，文人由科舉考試時代的入仕由國家提供俸祿轉變成了靠出賣寫作為生，近代中國文人出現了“經濟”轉型，如果我們對比一下清朝前中期文人的出身，我們會更清晰地看到這一點。從大清成立到鴉片戰爭爆發這段約兩百年的文學曆史中，所出現的124位有影響力的作家裏麵，進士出身的有52人，舉人出身的有18人，僅這兩項就占整個作家比例的近60%。
進士出身的作家52人：
在科舉時代，舉人已經具備做官的資格。從上述兩表可以看出，在前清的社會體係中，文學家多由為官者擔當，文人的經濟來源由國家給予保證，但是，廢除科舉以後，國家不再保障全部文人的經濟來源，於是，文人隻好自謀出路，教書、辦報紙雜誌、為報紙雜誌寫作剛好填補了國家不給予文人生活保障的空缺。中國文人不得不實行由國家保障到個人自謀出路的“經濟轉型”。對於廣大文人來說，這“是被迫的，也是無奈的，但又是必須的。科舉製度的廢除，伴隨而來的就是知識階層地位的急劇下降，特別是政治地位的下降，文人的被邊緣化。在科舉取士的時代，一旦考上了科舉，文人就為國家統治階級的一員，成為人上人，而科舉廢除之後，文人一下子成為與農工商同等地位的社會邊緣人，甚至還沒有農工商的地位高。山西舉人劉大鵬發現許多讀書人因此失館，又“無他業可為，竟有仰屋而歎無米為炊者”，他不禁慨歎道：“嗟乎！士為四民之首，坐失其業，謀生無術，生當此時，將如之何?”文人當時的失望、落魄及擔憂，在他的日記裏都有記載：
下詔停止科考，士心散渙，有子弟者皆不作讀書想，別圖他業，以使子弟為之，世變至此，殊可畏懼。(1905年10月15日)
甫曉起來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無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積之德庶可與天地相終始。但德不易積，非有實在功夫則不能也。日來凡出門，見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於天下，而學堂成效未有驗，則世道人心不知遷流何所，再閱數年又將變得何如，有可憂可懼之端。(1905年10月17日)
昨日在縣，同人皆言科考一廢，吾輩生路已絕，欲圖他業以謀生，則又無業可托，將如之何？吾邑學堂業立三年，而諸生月課尚未曾廢，乃於本月停止，而寒酸無生路矣。事已至此，無可挽回。(1905年10月23日)
凡守孔孟之道不為新學蠱惑而遷移者，時人皆目之為頑固黨也。頑謂梗頑不化，固謂固而不通，黨謂若輩眾多不能舍舊從新，世道變遷至於如此，良可浩歎。科考一停，士皆毆入學堂從事西學，而詞章之學無人講求，再十年後恐無操筆為文之人矣，安望文風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難測。(1905年11月2日)
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館者紛如，謀生無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
近來讀書一事人皆視之甚輕，凡有子弟者亦不慎擇賢師而從之，所從之師不賢而亦不改從，即欲子弟之克底於成，夫豈能之乎？今之學堂，所教者西學為要，能外國語言文字者，即為上等人才，至五經四書並置不講，則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將有不堪設想者矣。(1906年3月15日)
去日，在東陽鎮遇諸舊友藉舌耕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館無他業可為，竟有仰屋而歎無米為炊者。嗟乎!士為四民之首，坐失其業，謀生無術，生當此時，將如之何？出門遇友，無一不有世道之憂，而號為維新者，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舊製變更如此，其要天下之治，不日可望，諸君何必憂心殷殷乎？”
這種狀況使這批從傳統科舉中走出來的文人處於一種尷尬的狀態之中，一方麵恥於賣文為生，一方麵卻又不得不靠賣文為生，特別是小說創作者，一方麵從心裏輕視小說，一方麵卻又不得不靠小說來維持生計。這種與科舉時代的強烈對比，在文人心裏的震動之大可想而知，而當時文人的“心態轉型”之艱難也由此可見一般。麵對這種狀態，文人應該如何反應呢？
通過分析上述《小說月報》的作家群我們不難發現，在那一群作家中，後來大致分化為三類：一類是堅守著傳統，期望延續傳統的；一類是通過海外留學，對傳統文學進行反思的；一類是放棄古代文人的清高，徹底將文學市場化，以賣文換取金錢的。
第一類作家以林紓、王蘊章、許指嚴等人為代表。這一類作家受中國傳統的影響比較深，對中國傳統文化雅致的一麵較為欣賞，於是重視文言，輕視白話。在王蘊章1910至1911年這兩年主編的《小說月報》裏，雖然編輯申明文白兼收，但整整18期雜誌，標明白話小說的僅有一篇。這一群體堅守著傳統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一旦有機會，就會想辦法重走仕途的道路。王蘊章在1913年辭去《小說月報》主編一職而去國民臨時政府任職，許指嚴後去任民國政府財政部機要秘書，大概也有這種心態在裏麵。這個群體在當時應該占了一個很大的比重，《小說月報》在創立當初便成為當時全國文藝期刊的權威和林譯小說在當時風行於文人之間證實了這一群體的人數可觀。憑著傳統文言的良好功底，這一群體在晚清民初的文化市場裏找到一份可供養家糊口的職位不會很難，解決了一定的經濟後顧之憂，使得他們在報紙雜誌上繼續他們的文化理想，堅守自己的人生立場。並且，在這一群體裏，年齡越大，對傳統的堅守越牢固，從林紓、嚴複等後來簽名支持將孔教立為國教，與《新青年》諸作家論戰就可見傳統對他們影響之深。隨著曆史的變遷，這一群體所堅守的理想越來越不合時宜，這一個群體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他們所堅持的文化理想也就僅僅存在於個人的心中。
第二類以胡適等人為代表。這一群體接受西方思想比較早，在經曆了歐風美雨之後又反觀傳統，進而提出文學改良的主張，但這一部分人身上也帶著傳統的印記。對比一下同在《新青年》上發表的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我們就不難發現胡適身上所帶有的傳統文人的烙印。這一類作家後來成為了新文學的代表。
第三類是以周瘦鵑、徐卓呆等人為代表的群體。從上述對這類作家的背景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一類作家大多出自底層，徐卓呆7歲喪父，周瘦鵑6歲喪父，生活自幼就比較貧困，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比上述兩類作家更具有現實性，也更具有經濟的緊迫感，同時也能及時放下傳統所帶給他們的影響。因此，在麵臨堅守文學傳統還是放棄文學傳統的選擇時，他們很快就適應了現代的文學市場，貼近市民世俗，知道如何利用文學去謀取生活。後來形成的鴛鴦蝴蝶派、禮拜六以至於海派，都大抵與這一心態有關。這一群體缺乏對傳統文學的反思，在將文學市場化的過程中一味迎合大眾市民的通俗口味，而缺乏積極的改進，對文學缺乏一種現代性的反思。這也許就是為什麼通俗文學期刊很早就適應市場化，很早就運用白話，而人們卻沒有把它們視為現代文學的一個原因吧。正如陳思和所言：“新文學的效果和特點，其實並不在於是否使用一般意義上的白話，因為晚清民初的一般傳媒和創作已經通用了白話語體，這在古代白話創作方麵就有傳統；而新文學之所以‘新’，在於現代人的意識開始衝擊傳統文人的替天行道或者是才子佳人的意識形態，而語體的歐化正是這種新意識形態的載體，使人們在陌生的語體裏感受到陌生的感情世界和陌生的心理世界。”這也許可以從一個側麵回答人們提出的為什麼新文學要從1917年開始的疑問吧。
以上三類作家長時期活躍在中國20世紀上半葉的文學世界裏。他們之間的此消彼長，相互之間的合力，豐富著我們現代文學的圖景。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哪一類作家的形成，其背後都有著這樣那樣的政治、經濟因素，正是這些政治、經濟因素推動著作者不斷形成自己的文學觀念，進而決定著現代文學的格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現代文學是在政治的影響下、經濟的催化中轉型過來的，盡管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帶著幾分艱澀。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