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學史研究 第一節 文獻的發掘整理與研究的開拓深化——關於“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韓國人和韓國”研究
李存光
“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或曰“中國現代有關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的文學作品”，雖然稱不上是現代文學研究中的重大問題，然而卻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韓(朝)文學關係史、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史研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有意思的是，由於非文學因素的推動，這方麵的研究竟然同“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科的建立幾乎同時起步。追溯這一研究的開啟者，當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創始人之一的王瑤先生。61年前，王瑤先生發表於1951年1月28日《光明日報》的《真實的鏡子——從幾篇新文學作品看中朝人民的友誼》，應視為這一研究領域篳路藍縷的首篇論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表過近30篇介紹、評論、描寫韓國(朝鮮)人的小說和翻譯韓國(朝鮮)小說、民間故事的文章，但大多止於某一篇或幾篇作品的評介，並不是作為“課題”的研究。此後三十多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研究在中國不僅沒有沿著學術路徑前行，反而因遠離和背離學術而中斷。
這一研究在中韓兩國的延續和新的開創，則分別始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中國學者的繼續研究得益於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韓國學者啟動研究則是中韓建交的文化產物之一。二十多年來，在韓、中、日學者的努力下，研究工作取得了可觀的實績。首先是文獻整理和積累已具規模，奠定了較為完善和係統的文獻史料基礎。據金宰旭在最近完成的專書《值得珍視和銘記的一頁：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韓國人和韓國》《值得珍視和銘記的一頁：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韓國人和韓國》是金宰旭對其2006年所作博士學位論文大幅增補和修改後完成的。該書即將由中國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中的彙總，目前已經掌握小說70篇(部)，詩歌40首，劇本17部，散文類作品百篇以上；翻譯則有文集9本、單篇譯作100多篇。其次是關於這一論題，中韓兩國已發表學術論文150篇以上，還出現了3篇博士學位論文、6篇碩士學位論文，其中包括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韓國留學生金宰旭的博士學位論文。
我因指導金宰旭的博士論文而開始關注相關作品及其研究，在仔細翻查文獻並認真思考的過程中，深感中國現代有關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這個課題確實值得深究。我在慶幸研究所取得的巨大進展和豐碩成果的同時，麵對研究的現狀，想著重從文獻史料與研究的關係這個角度，談幾點思考和看法。
從文獻認識表現韓國人和韓國作品的整體獨特性
有關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的作品是中國現代很具獨特性的文學和思想文化現象。其整體的獨特性可以從兩方麵認識，一是在現代中國“異域題材”作品中的獨特性，二是在“百年中國文學”格局中的特殊性。
先說這類作品在現代中國“異域題材”作品中的獨特性。
“中國現代有關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的文學作品”研究，是中國現代異域(或稱“域外”，指中國以外的國家、地區)和異域人(或稱“域外人”，指外國人)文學作品研究的一個部分。在這裏，之所以把“異域人”和“異域”並列表述，因為這是兩個既緊密關聯而又有所區別的概念。從中國作者寫的小說、劇本以及敘事散文、報告文學、敘事詩等敘事型作品看，這類作品大體有兩種情況：
一是描寫異域的生活，場景在外國。有的作品所有人物都是外國人或者以外國人為主人公；有的作品以中國人為主人公，外國人作為不可或缺的次要人物出現。這類作品既包含了“異域”也包含了“異域人”，可統稱為“異域題材”。
二是描寫在中國的異域人，場景在中國。有的作品所有人物都是外國人或者以外國人為主人公，中國人作為次要人物出現；有的作品主人公是中國人，外國人是不可或缺的次要人物。這類作品隻能稱為“異域人題材”，不能稱為“異域題材”。
就目前中國的研究成果看，研究對象偏重於前者，即描寫異域的生活，場景在外國的作品。相對說來，對描寫在中國的異域人，場景在中國的作品，有所輕慢或忽略。之所以如此，源於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範圍)的界定。
下文以這方麵有代表性的兩部最新著作為例，即沈慶利《現代中國異域小說研究》和王昊《從想象到趨實——中國域外題材小說研究》。沈慶利這樣界定“域外小說”這一概念：“中國作家創作的、以異域為背景、以中國人在異域的生活或以外國人自己的生活為素材的小說作品。”本書是根據作者的博士學位論文改寫而成的，原題目是《中國現代作家的域外題材小說初探》，為了不與稱“中國以外的外國小說”為“域外小說”這一約定俗成的概念混淆，書稿出版時特改題為《現代中國異域小說研究》。因此，該書的論述內容都限於描寫異域的生活，場景在外國的小說，基本沒有涉及描寫在中國(背景)的異域人的小說。王昊這樣厘定“域外題材小說”：“指在中外交流過程中由中國作家創作的以域外的人、事、物及社會思想為主要寫作內容的小說，無論其發生在中國還是域外，創作手法出於虛幻還是相對真實。”金宰旭在他的書中對“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韓國人和韓國”這樣界定：“指中國的作家和其他人士用漢語寫作發表的有關韓國人和韓國的小說、散文、紀實文學、詩歌(歌詞)、劇本等各類文學作品(包括個別合作完成的作品)，不論其背景在韓國、中國或其他國家。”比較三種界定，透過不同的文字表述，就表述內容的實質看，三者有同有異。一是沈、王兩書專論小說，因此強調寫作主體是“作家”，金宰旭涉及各種文學體裁，因而強調“作家和其他人士”，這裏的“其他人士”指不以寫作為主的各界人士，所含寫作主體更為寬泛；二是作品的題材是在異域的外國人和在異域的中國人，三者是一致的，不同在於，沈著強調“以異域為背景”，而王著和金著則強調“無論其發生在中國還是域外”，“不論其背景在韓國、中國或其他國家”，二者的界定一致。王著以研究中國古代域外題材小說為重點，金著專門研究描寫一國(韓國和韓國人)的各類作品，其他現代文學研究者大多與沈著取向相同，“以異域為背景”作為“異域作品”的疆界，因此忽略描寫在中國的異域人，場景在中國的“異域人”作品就是自然的了。
說到中國現代以異域為背景的文學作品，最多也最為人知的是以日本和英國、法國、蘇俄、美國為背景的。比如，郭沫若、鬱達夫、陶晶孫、張資平、淩淑華、徐誌摩等以日本為背景的作品，巴金以歐洲、日本為背景的作品，老舍以英國和新加坡為背景的作品，徐以歐洲為背景的作品，冰心、聞一多、林語堂等以美國為背景的作品。此外，當然還有許地山以南亞、東南亞為背景的作品，艾蕪以滇緬邊境為背景的作品等。
就目前披露的基本文獻看，與上述描寫異域人和異域的文學作品相比，中國現代表現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的作品在創作主體、描寫對象、認識論和價值論的意義等方麵，均顯示出其獨具的特點。
創作主體。其他異域作品的作者無一例外是有該國生活經驗的作者，留學生為其主體，他們大都熟練掌握英文或留學留居所在國的語言。而寫作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作品的作者，情況卻完全不同，除散文作者魏建功在首爾教學一年，默僧(張默生)流亡韓國半年和華僑青年鄧翡燕久居韓國東海岸的元山府外，其他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作者和所有的中國翻譯者，包括描寫過韓國國內生活的無名氏、陽翰笙等人，都沒有在韓國的生活經驗和精神體驗。一些到過韓國的少數作者，或是赴日本路經韓國(如郭沫若)，或是短期旅行逗留(如鄒魯和王桐齡、馬毅、劉如川、林訒盦等遊記作者)。除鮮有韓國生活經驗者外，作者和譯者中幾乎無人懂韓國語，即使與韓國人有較多交流者如無名氏、巴金、陽翰笙、穆木天、胡明樹等，也是借助對方能熟練運用漢語。翻譯則多通過日文或其他外文轉譯，極少直接由韓語譯出。
描寫對象。在其他國別的異域作品中，除巴金、徐等的部分作品和鄭振鐸、茅盾等的域外題材曆史小說外，幾乎都是以在外國的中國人為主人公。而描寫韓國人的作品隻有不足十分之一作品背景在域外的韓國國內，其中小說如無名氏的《幻》、《龍窟》、《紅魔》，管理的《安金姑娘》，愚川的《羅平》；劇本如侯曜的《山河淚》，陽翰笙《槿花之歌》，穀深的《野嚎》、《逼稅》、《殺嬰》；詩歌如朱自清的《朝鮮的夜哭》；散文如魏建功的《僑韓瑣記》，默僧的《朝鮮亡命記》，鄧翡燕的《懷掙紮中的朝鮮》以及幾篇遊記。絕大多數作品的背景都在“域內”的中國南北各地(有少數在第三國)，表現的是在中國的韓國人。對沒有韓國生活經驗的作者們來說，域外的“韓國”是一個想象的空間，已經弱化或虛化，現實的、具體的是在中國的“韓國人”，盡管這“韓國人”或多或少摻雜有中國人的思想、情懷。
作品的意義和價值。我十分讚同王富仁論及中國現代異域小說的意義和價值時提出的如下觀點：“中國讀者是通過異域作家作品的譯本，認識異域世界的，而不是通過現代異域小說，認識異域世界的。現代異域小說的真正意義和價值，不是認識論意義上的，而是價值論意義上的。”如果說少量描寫韓國國內生活的小說主要體現出作者的價值觀，符合這一論斷，那麼，眾多表現在中國的韓國人的小說則是一個例外。這些小說是中國作家對在中國的韓國人的直接觀察、認識和體驗的產物。作者不僅和這些韓國人生活在同一個現實的世界(中國)，同樣經受著遭受日本侵略的苦痛並進行著抗擊日寇的鬥爭，更以與韓國人相同的價值觀念關注韓國人，力求真實客觀地展現在中國的各類韓國人的外貌、言語、活動和內心世界。讀者通過這些作品能夠直接獲得對韓國人的認識和了解，比如，在以韓國人作為主人公的小說中，台靜農的《我的鄰居》、蘇靈的《朝鮮男女》、張湛如的《狼的死》、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海的彼岸》和《鄰家》、奚如的《高麗醫生》、穆時英的《某夫人》、巴金的《發的故事》、黃玄的《朝鮮誌士》以及無名氏以李範奭經曆為素材的小說等，就是其中具有一定思想藝術深廣度的佳作。
這裏順便談談如何看待無名氏和李輝英的小說。無名氏表現韓國滅亡的《龍窟》、《紅魔》等小說，就其實質說，屬於張揚民族情緒的“域外想象”，但以李範奭的經曆為素材的作品並非如此，比如新近發掘的未完成長篇小說《荒漠裏的人》。收入小說集單獨發表的《伽倻》、《狩》、《奔流》、《抒情》是從這部長篇中截取出來的片段。對流亡在東北邊境的韓國軍人金耀東想逃避現實終離不開現實，欲回返原始其實仍在人間的鋪張敘寫，對“一個人是如何懂得生命，愛生命，與生命鬥爭，而終於克服生命”的艱難過程和心靈曆程的細膩描繪，部分實現了對現實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的超越，人性的挖掘達到了較高的境界，不僅是韓國人題材中少有的佳構，也是描寫在中國的外國人作品中的上乘之作。與無名氏著重刻畫革命誌士形象相反，李輝英在作品中著重描寫負麵韓國人形象，這類形象的真實性受到某些質疑。如果認為從魯迅開始中國作家那些反映中國人“國民性”陰暗麵的作品是真實的，那麼，李輝英所表現的負麵韓國人難道不也是真實生活的某一側麵？在中國作者寫到韓國人的作品中，既充分表現了眾多在華韓國人反抗強暴、不屈鬥爭、英勇獻身等壯舉美德，也適當反映出部分在華韓國人屈從邪惡、仗勢欺人、販毒行騙等醜陋行徑。如果不帶偏見的話，不能不承認，《人間世》、《古城裏的平常事件》和《另一種交易》、《夏夜》等小說中所寫的負麵韓國人，基本上是客觀真實的(表現是否深刻可以討論)，這些作品對負麵韓國人形象的攀描，就其藝術表現力看，顯然高於一些讚頌韓國誌士但說教味較重的小說，如李翼之《異國的青年》、楊昌溪《鴨綠江畔》等。
基於對上述獨特性的認識，就不難理解在中國現代諸多異域作品中，為什麼獨有韓國學者特別關注描寫本國人題材的作品。韓國學者對中國現代描寫本國人和本國作品所進行的廣泛收集和多方麵研究，在外國學者的同類研究中，是罕見的甚至僅有的。這一文學文化現象難道不值得中國學者關注並深長思之？
再看這類作品在“百年中國文學”格局中的特殊性。
對於中國現代有關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的文學作品，不管用什麼新的思維去考察，用什麼新的觀念去解讀，用什麼新的方法去研究，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無法擺脫這些作品與時代政治風雲和社會生活緊密而牢固的聯係，無法離開“現代”複雜而又獨特的語境，因為這類作品隻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的的確確是那個特殊時代的“恩惠和賜予”。
自從“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提出後，“百年敘事”在學術研究中已成常態。從百年的宏觀視角審視中國文學演變發展的自身規律，為認識20世紀中國文學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如果不執著於“近代”、“現代”、“當代”的精確劃分，從20世紀中國有關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作品的實際出發，我以為這一百年可分為四個時期，即韓國“三一運動”和中國“五四”運動發生的1919年前；1919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至1992年中韓建交；1992年以後關於百年中有關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作品的分期，韓國學者樸宰雨分為四階段(時期)：1910-1919年“三一運動”，1919-1949年，1949-1986年亞運會，以1986年亞運會為起點經1988年奧運會及1992年中韓建交至今。其中1919至1949年與傳統觀點劃分的“現代”時段(1917至1949年)基本吻合。
研究有關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作品的“百年敘事”，既需把握各時段的共同性、承續性、同構性，更要重視不同時段的差異性、斷裂性、異質性。時間的差異帶來本質的差異，從時差與異質的角度，在這四大時期中，需要更加強調“百年”中的1919至1949年時期(“現代”)不同於此前此後的獨特點，即這一曆史時期所具的獨立性和獨特性。以上四個時期存在著精神聯係，但這並不能消解各時期之間的本質差異，特別是1919至1949年和1950至1992年兩個時期，它們屬於完全不同的時代，屬於“異質同構”的不同文化形態。“同構”中“異質”的根本性變化，在國際國內環境和社會生態、思想基礎、價值觀念和價值標準等方麵都有顯著的表現。可以說，百年中1919至1949年的相關作品產生於特殊的時代，是特殊的文學，特殊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