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跑京滬及各地的圖書館，深知搜尋現代文獻的困難艱辛。一是找到何處有藏難。目前中國絕大多數公共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不對外公開民國時期的書籍、報紙、雜誌目錄，因此必須親自到館查詢。二是見到原件難。即便到館查到有藏並可借閱，看到原件也要長時間的等候，待蒙允複製，亦有種種限製，且收費不菲。三是準確辨認原件文字難。即便可能得到原件或縮微膠片並能複製，一些原報刊或縮微膠片，字跡有的大片模糊，有的若幹處字詞不清，因此，盡管通過掃描、拍照或抄錄取得了原文，但大都需要仔細辨識，反複琢磨，需要極大的細心和耐心根據2011年5月在西安召開的“民國時期文獻保護工作座談會”報道，民國時期(1911—1949)書籍報刊的保存難度要遠遠高於古籍善本。這是因為這一時期使用紙張的一般壽命是50至100年，大大低於“紙壽千年”的宣紙。民國時期正是手工造紙向近代機械造紙和印刷階段過渡的時期，造紙材料混雜，製漿工藝落後，用紙多為酸性化學漿紙，質量差，極易老化。而古籍所用的宣紙大部分采用植物纖維製作，紙張呈中性或堿性，並且在製作時就考慮到了防蟲、防蛀等問題，加入了中草藥成分，成書一般還有函套在外保護，因此保存相對要好得多。
文獻搜集過程中常常可能發生不應有的疏失。舉幾個明顯的例子。比如，羅烽的小說《呼蘭河邊》同戴平萬的小說《滿洲瑣記》(後改名《佩佩》)刊於同一期《光明》，但2006年披露的文獻隻發現了後者而沒有看到前者；康白情《鴨綠江以東》發表於《新潮》1920年第2卷第5號，收入既重要又常見的；郭沫若《雞之歸去來》的專題評論2005年已在韓國發表；20世紀90年代後在中國“熱”起來的梅娘，她的小說《僑民》早在2005年就已在中國披露。以上各篇在2006年彙集的文獻中都遺漏了。最近，我又看到中國社科院文學係趙偉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披露的《山鷹的咆哮》、《皓月當空》、《一羽》、《關東人家》和《戰壕中》、《突變》等表現韓國人的小說和劇本(均刊登在民族主義文藝刊物《文藝月刊》、《矛盾月刊》上)。這再一次證明了文獻發掘至今仍存在疏漏。
文獻史料工作既要重視發掘鉤沉，也要重視考證與甄別，強化篩選、鑒別和整理。舉例來說，梅娘在20世紀90年代複出後，對包括《僑民》在內的一些舊作的思想內容做了重大修改，由此引起中國學者的諸多批評，認為她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曆史真相”。梅娘後來也對自己“愚蠢”的修改“汗顏不已”。又如，巴金《火》第一部對韓國革命者刺殺活動的章節安排和具體內容，比之初刊本，後來都做過調整和修改。子成鋤奸犧牲初刊是在第六章，中國軍隊正在拚死守衛上海之時；初版改為最後一章(第十八章)，即中國軍隊撤出上海之後。再如無名氏20世紀80年代後對《北極風情畫》作了多次修改，研究者指出“其所進行的修改以及由此產生的定本與初版本之間的敘事罅隙就頗耐人玩味”，初版本與定本相比，修改主要表現為林上校形象由風流到忠貞，政治傾向由虛無到強烈，超敘述者由冷靜到投入。以上所舉，研究者不能不予以重視。
再如郭沫若《雞之歸去來》的體裁歸屬。有學者把這篇作品作為自敘性小說解讀，但郭沫若本人編集子時一直把它收入散文集。我認真考辨作品的實際後認定這是一篇散文，因其敘寫生動、聯想精妙、內蘊深廣、特色鮮明而獲得諸多中國散文選家青睞，先後多次被選入有關散文選集。我認為，取消“自敘性散文”同“身邊小說”的界限，其結果隻會削弱這些紀實作品的曆史真實性和細節真實性，削弱自傳材料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從而淡化甚至消解郭沫若自敘性散文的存在和自敘性散文中呈現出的鮮明、多樣、真實的自我形象。
還有紀實文學《韓國的憤怒——青山裏喋血實記》，出版時作者署“李範奭”，實際上此書由李範奭口述提供材料，無名氏記錄執筆並加工潤色，因此視為二人合作既符合實際也更有意義。文中寫道： 有誰曾做過亡國奴麼？……十九世紀，波蘭亡了。深夜。波蘭的母親聽見哥薩克巡邏騎兵的馬蹄聲去遠了，用抖顫的手輕輕推醒了正在酣睡的孩子，在昏黃的燈光下，偷偷教他以祖國的文字，告訴他：“波蘭文字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文字！……”這是一顆奴隸母親的心。我懂得這顆血淋淋的心。
對比無名氏1943 年11月寫成的《北極風情畫》第11節，流亡托木斯克的林上校對波蘭姑娘奧蕾莉亞的這段訴說：夜深了，一切死靜了，波蘭母親聽見舊俄巡警的皮靴聲越響越遠，漸漸消失了，她輕輕走到床麵前，輕輕喚醒波蘭的孩子——她的孩子。在暗淡的燈光下，寒冷的冬夜裏，波蘭母親把波蘭字母一個一個拚起來，教她的孩子……這是波蘭母親的心！血淋淋的心！
從文章的內容和文字風格看，有理由認為這篇短文是無名氏代筆的，這篇文章能再一次說明無名氏與李範奭的密切關係和無名氏在以李範奭署名發表的文字中的作用。
以我的看法，這一課題的相關史料的進一步發掘，離不開橫向的空間開拓，因此還需要擴大文獻發掘的空間。比如，東北流亡作家寫了不少有關韓國人的小說，但淪陷區作家除梅娘的《僑民》和秋螢、小鬆的三篇次要人物寫到韓國人外，未見到偽滿洲國文學報刊上發表的以韓國人為主人公的其他小說，令我質疑。“民族主義文藝”和“三民主義文藝”報刊，“滿洲國”報刊，淪陷區報刊，香港、台灣地區報刊，海外華人報刊等都可能會有未發現的作品。最近找到林娜(冰瑩)發表在《中國文藝》上的小說《鄰家》。《中國文藝》由中國文藝協會上海本會主辦，出版於1937年5-7月，盡管隻出了三期，但這是一份很有分量卻被很多現代文學研究者忽略的重要文學刊物。
在這一論題研究之初，提出小說多是東北作家群作家的作品，是由於當時對東北作家群的研究比較充分，文獻資料的發掘比較到位，因此從中得到的有關韓國人的作品也比較多。而由於長期排斥“民族主義文學”等派別，他們的作品因此被遮蔽，直到近年才有所突破。這給我一個啟發，在這一課題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麵，與其讓從事專門研究的學者殫精竭慮，四麵出擊，去發掘搜求相關作品，不如聯絡邀集那些諳熟和掌握某方麵大量第一手文獻的學者(如新詩、“滿洲國”文學、關內淪陷區文學、三民主義文藝和民族主義文藝、台灣和香港文學等)，向他們請教，請他們關注並提供線索。這將是最有效也最快捷的辦法。
所有的研究都必須立足於文獻，所有的研究者都必須盡可能多的掌握文獻，但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需要去經曆搜求文獻資料之苦之累。有鑒於此，我認為編輯出版一套“文獻彙編”，是研究工作題中應有之義。考慮作品的實際情況，小說和詩歌可全部納入，散文和劇本則可加以篩選。這不僅有助於夯實研究基礎，更能大大惠及研究者，免於所有的研究者都為找尋和查閱原文而耗時費力。
我在關注相關作品時，還看到一些有連帶關係的史料，如何處理這些史料也值得另作研究。比如，我見到1915至1948年百餘首有關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的舊體詩，作者不乏知名人士，如汪笑儂、康白情、吳梅村、黃炎培、胡懷琛、姚伯麟、錢鍾書、於右任、鄒魯、王敖溪、老梅(景梅九)姚伯麟、吳景洲(吳瀛)等。舊體詩是否應該進入現代文學史，中國學界呼籲已久，爭論已久。姑且不論這些舊體詩是否可以進入表現韓國人和韓國的作品之列，即便作為當時一種不可忽視的實際文學現象，也是值得搜集和研究的。
又如，重溫中國曆史上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亡國史，是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國作家針砭現實的一個途徑。寫中國曆史上亡國之痛的如湯匡瀛的《亡國恨》寫南唐李後主亡國之悲的“同族之爭”；葉奕頤的《亡國恨》寫明末異族入侵，“史可法忠烈為民族奮鬥”。在世界其他國家的亡國史中有寫東歐如波蘭、法國為德國法西斯滅亡的作品，而寫韓國滅亡是重點。文言小說如胡寄塵(懷琛)的《朝鮮英雄傳》，資粥的《安重根外傳》，閩侯賴綬臣的《韓國李範晉殉國傳奇》，沈桑紅著、藍劍青評《朝鮮遺恨》，以及王亞樵改編的曆史長篇小說《征東英雄》(共二十節，其中“十九征服高麗”)等。這些小說是否應納入這一論題，我看可以討論。這裏我要提到貢少芹的《亡國恨傳奇》。之所以特別提出這部作品，一是這是我所見的唯一一部以戲曲形式表現韓國的原創作品，二是作者貢少芹是著名的戲曲大作家貢少芹(1879—？)，名璧，字少芹，以字行，號天懺生，江都(今揚州)人。南社成員，與李涵秋、張丹斧齊名，並稱“揚州三傑”。一生勤於筆耕，著有戲曲和小說多種。《大路》編者這樣介紹他：“樊山、章太炎、潘蘭史等譽為近三百年來唯一之詞曲家，其筆調有《西廂記》之功力而脫盡《西廂記》柔糜之氣，妙在吐字通俗，正如白香山詩，老嫗都解，悲歌慷慨，振聵啟聾。”，三是這部傳奇作於1910年12月即日本吞並韓國後三個多月並載於報紙據《大路》編者說，該劇“曾在《漢口中西報》連續刊載，一時傳誦南北。遭日本駐漢領事館及瑞徵之警告”，30年後又重新刊載於江西泰和《大路》。《亡國恨傳奇》共十二出：一、協約，二、謀刺，三、結黨，四、生祭，五、旅滿，六、殲仇，七、鞫供，八、蹈海，九、迎櫬，十、繯傑，十一、黨祭，十二、並韓。全劇完整地再現了韓國滅亡的過程。《大路》編者評價這部作品說：“本書著者在三十年前即具有世界眼光推測目前日寇侵華之野心，尤屬難能可貴。……此一部劃時代的巨著，可作戲劇讀，文藝刊物讀，亦可作曆史讀”，“摹繪伊藤博文之野心，圖並吞朝鮮以實現日本大陸政策之初部計劃，覬覦東三省，以與帝俄及歐美列強角力，安重根之刺伊藤，不辭勞苦，曆盡艱辛，卒能達到目的，‘鞫供’一幕，痛述朝鮮因循自誤而啟日人並吞野心，‘繯傑’一幕慷慨就義，可歌可泣”。
再如，20世紀前半期韓國人在中國創辦過許多中文刊物，這是中國曆史上一個特異的文化現象。這些刊物雖不是文學刊物，但都辟出篇幅發表韓中作者寫的各類文學作品，其中許多作品內容並未涉及韓國人。韓國學者已經注意到並開始研究的刊物有《獨立新聞》、《震壇》周報、《天鼓》、《朝鮮之血》、《革命公論》、《震光》、《獨立公論》、《朝鮮民族戰線》、《朝鮮義勇隊通訊》、《韓民》、《韓國青年》、《光複》中的小說。從文學和文化的角度說，發表中韓作者作品較多的刊物還可以補充幾種：光明月報社編輯發行的《光明》，樸殷植、李光洙主筆、新韓青年黨編輯發行的《新韓青年》，李鬥山社長、陳情編輯、東方戰友社出版發行的《東方戰友》，柳樹人編輯、楊寬發行、中韓文化學會出版的《中韓文化》。這幾種刊物和前麵提到的《朝鮮民族戰線》、《朝鮮義勇隊通訊》、《韓民》、《革命公論》，即使是作個刊研究，也是必要的，有價值的。除此類刊物外，中國報刊上發表的韓國人用中文所寫詩歌、散文、劇本和漢文舊體詩，也很值得注意。比如，廣東省文化委員會所載文靖珍的歌劇劇本《阿裏郎》。這些作品在的作者是韓國人，不能列入中國有關韓國人和韓國的創作；作品是直接用中文寫作的，也不能列入譯作。這些作品在中國報刊發表，產生了影響，值得韓國現代文學研究者注意。
近兩三年，強化“民國文學史”研究或以“民國文學史”代替“現代文學史”的學術思路得到許多學者的支持。我考慮，上述那些問題，如果放到“民國時期文學中的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這一框架中敘說論述，恐怕就不勉強、不為難了吧？就時段起點看，1910年韓國徹底落入日本虎口，次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正是兩國情勢發生天翻地覆大轉折之時；就內容看，無論文學形式的“新”與“舊”，文學語言的“古奧”與“歐化”，作者思想的“激進”或“保守”，作品姓“馬”、“無”或姓“三”、“民”，多元雜色的相關作品都可順理成章地囊括其中，這將使這類作品的外延大大擴展，內涵更加豐富，從而使文學中的時代的本相更清晰逼真地呈現出來。不知韓、中兩國學人之中能否有勇於涉足的探索者？
最後，節外生枝，我還想談談研究生學位論文的撰寫。發現和提出問題，通過搜集第一手資料闡釋問題，應是碩士研究生學習階段必不可少的基本學術訓練。可惜，現在的碩士研究生很少有人願意主動或被動地去經受這樣的訓練。最近，為考察無名氏的《荒漠裏的人》，我查閱了1999至2011年研究無名氏著作的近30篇學位論文，論題涉及生命關懷、文化理想、心靈探索、詩化品格、語言藝術等，還有一篇論無名氏的小說創作特色及其筆下的韓國人形象。這些論旨在已有的其他論著、論文中均已論及，所以這類學位論文雖有一定的理論性卻鮮有原創性或獨創性。撰寫有關無名氏的論文，1998年10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汪應果、趙江濱著《無名氏傳奇》當是必讀的參考書，這本書中明確提到無名氏長篇巨構《亞細亞狂人》的設想和其中已發表的一部《荒漠裏的人》，但語焉不詳，留下一個值得追蹤的課題。遺憾的是，十餘年來無人去追本溯源，發掘《荒漠裏的人》，弄清楚這部重要長篇的基本情況，比如內容、特色以及與其他單獨發表作品之間的關係，與作者早於《無名書》構思的係列長篇《亞細亞狂人》的關係，以及它在無名氏整個創作中的位置等。如果有研究生著眼於此，雖然比抓一個現成觀點組織論述要吃力費勁得多，但完成後，其論文的原創性和學術價值絕非那些貌似高深的重複之論和泛泛之論可比，一定會在無名氏研究中留下自己清晰的印痕。
2012年2月20日草就，5月改作
作者附記：本文據為[韓國]金宰旭《值得珍視和銘記的一頁：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韓國人和韓國》一書所作序言改寫。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