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尋找父親：“五四”文學弑父主題遮蔽的另一文學現象
常彬
“五四”是一個反抗父權的精神弑父時代，否定父權權威、突破禮教壓迫、崇尚個性解放，叛逆的新青年們將父權威儀從神聖不可侵犯的神壇拋下，“打倒孔家店”、“重估一切價值”、“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等反抗性話語，否定並審判封建父權曆史“從來如此”的規則和禁令。可以說，弑父書寫是“五四”反傳統的主題之一。父親形象在“五四”文學中也更多地烙上聲色俱厲、扼殺新生、專製暴戾、嚴肅正統、不近情理等威權特色的負麵承載，使子女在父親麵前誠惶誠恐、噤若寒蟬，很難感受到父愛的存在。賈政之於賈寶玉、周伯宜之於周樹人(魯迅)，便是這樣一種父子關係。魯迅在散文《五猖會》裏回憶他七歲時的一段經曆：母親要帶他到六十裏水路以外的一個叫東關的地方去看五猖會，對於“一年中隻能在正月間出去玩一趟”的周家孩子來說，確實是“兒時所罕逢的一件盛事”。馬上就要上船了，他卻被父親嚴厲地叫住，要他背書，通過了才能走。此時，歡躍喜慶的氣氛頓時凝固了，凍結成窒息難耐的靜默與寒冷：母親，工人，長媽媽即阿長，都無法營救，隻默默地靜候我讀熟，而且背出來。在百靜中，我似乎頭裏要伸出許多鐵鉗，將什麼“生於太荒”之流夾住；也聽到自己急急誦讀的聲音發著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鳴叫似的。
他們都等候著；太陽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經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來，拿書走進父親的書房，一氣背將下去，夢似的就背完了。
“不錯，去吧。”父親點著頭，說。
大家同時活動起來，臉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將我高高地抱起，仿佛祝賀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頭。
我卻並沒有那麼高興，開船以後，水路中的風景，盒子裏的點心，以及到了東關的五猖會的熱鬧，對於我似乎都沒有什麼大意思。……
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
這件事給魯迅心裏留下的陰影，直到成年都難以消除。傳統父親為了樹立自己的威權形象而不惜折殺童心，甚至以不近情理、冷酷無情的方式來確立父為子綱的倫理威嚴。於是“嚴父慈母”成為傳統中國“父親”、“母親”各司父職母職的形象定位。
有意思的是，“五四”時代的弑父書寫卻有著性別的差異，女作家筆下的父親形象與同期男作家塑造的父親形象大有不同；就是同為女作家，“五四”時期與“五四”落潮以後的父親形象，也發生著很大的變化，出現了一個很有意味的文學現象。我們略為注意便會發現，“五四”男作家筆下的封建威權代表，大多是父親、伯父、叔父、兄長、丈夫等男性家長。如胡適的《終身大事》田亞梅的父親，魯迅《狂人日記》狂人的兄長、《傷逝》子君的叔父、《長明燈》瘋子的伯父，田漢《獲虎之夜》魏福生等以男性家長為標誌的父權統治者形象，他們代表並象征著家國同構的封建政體與封建倫理製度，子輩們對家庭暴君的反抗也就跨越了“家”的涵義而外延成對整個社會的抗爭行為，成為新舊思想交戰中麵對麵的短兵相接。即便是“借來的火煮自家的肉”(魯迅語)的易卜生名劇《玩偶之家》中摔門而出的娜拉，所反抗的也是那個以男性為中心的“既嫁從夫”的“妻道”規則，反抗的是夫權象征的男性家長——丈夫的權威。
但“五四”女性寫作卻有所不同。在表現叛逆兒女爭取婚戀自由，或表現父子父女新舊觀念的矛盾衝突上，女作家筆下的父親形象多半是缺席的，代行父職行使父親權威、並活動在舞台中心的幾乎都是母親們。蘇雪林的《棘心》、《小小銀翅蝴蝶故事》，馮沅君的《慈母》、《旅行》、《隔絕》、《隔絕之後》、《誤點》、《寫於母親走後》，廬隱的《海濱故人》，袁昌英的《孔雀東南飛》，淩叔華的《女兒身世太淒涼》、《有福氣的人》等“五四”時期的女性作品便是如此，幾乎都是父親形象缺席，母親是整個家族的掌門人，她既以禮教的麵目執行著父權的意誌，又以母愛的天性聯係著兒女的親情，是一個讓兒女們愛恨不得的、集家長和母親角色為一體的雙重身份扮演者。當然，父親缺席在女作家筆下也非絕對，青年子輩直接與封建父權發生衝突的，有冰心的《斯人獨憔悴》表現官僚父親囚禁有愛國行為的兒子，《是誰斷送了你》中暴戾父親為一封來自男校的交友信而無端葬送女兒的學業和性命；廬隱《秦教授的失敗》表現多妻妾父親對兒子婚事的粗暴幹預，《父親》則毫不留情地揭露一個既荒淫無度又苛酷專製的醜惡父親形象。
反抗父權的“弑父”書寫，是“五四”時代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隨著“五四”的落潮，在這“弑父”的情景後麵，一個被遮蔽和忽視的溫情父親在男女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的筆下，卻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潛在張揚，形成了與“弑父”書寫相背離的另一路徑——尋找父親，謳歌父愛。父親形象已經不是傳統父子、父女關係中那個威嚴有餘、人間氣息不足的家族統治者象征，而是充滿了慈祥和藹關切嗬護之情的好父親形象，與“五四”“弑父”書寫大相徑庭，其父愛的表達甚至有如慈母。
朱自清的《背影》讓人們感懷唏噓、讚歎不已。那位為了給兒子買橘子、拖著胖重身體翻爬於火車月台的父親背影，把父愛無聲卻感人至深的愛意表達深深地烙進了讀者的記憶，以致我們也不由自主地去記憶中搜尋、去現實中感受父愛的點點滴滴，那不同於母愛表達的另一種深沉含蓄的人間至情。
一般而言，傳統的父愛表達內斂含蓄，穩重深沉，不輕易流露舐犢之情、憐子之愛。尤其是君臣父子夫綱等禮教倫理秩序對人性的扭曲壓抑，窒息泯滅了許多本該屬於自然流露的血緣親情的愛意表達。
慈父形象的出現固然與女作家個人生活經曆有關，但也隱含著一種與青春心態有關的建構理想父愛、尋找理想父親的女性情懷和成長需求，正如同“五四”女性寫作歌頌母愛、尋找理想母親一樣 ，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謳歌理想母親、尋找理想父親，確立現代女性性別自我與人格建構。以歌頌母愛童心著稱的冰心，其《海上》著力於寫父愛。她寫兩對父女間的父女情深，那位穿著深黑的軍服、袖子上綴著幾圈金線的海軍軍官，無疑就是冰心父親的化身，而那個獨自跑到海邊玩耍、讓父親著急地四處尋找的小姑娘“我”，正是童年冰心的自我寫照。在作品中，父親對調皮女兒的嗔愛之情溢於言表：“‘你這孩子，陰天還出來做什麼！海麵上不是玩的去處！’我仍舊笑著跳著，攀著父親的手。他的斥責中含有慈愛的言詞，也和母親催眠的歌，一樣的溫煦。”作者對這位父親父愛表達的描寫，是將“‘母愛’的形象甚至貫注到了父親身上”。在《寄小讀者》中，冰心滿含深情地回憶起兒時母親為她梳小辮的情景，頭發又粗又短的她，沒有片刻安靜，於是父親拿著相機假做姿勢，“站好了，站好了，要照相了！” 天天“照相”的她，小辮也就天天勉強梳成，“我奇怪我竟不懂得向父親索要我每天照的相片！”在冰心筆下，有許多對父愛的溫馨回憶：父親帶著她上軍艦，幼小的她在鞋子裏塞滿了小玩具，一步路也不肯走，父親疼愛地把女兒一直抱在懷裏；晚上，父親給孩子們指星星：“這邊是天狗，那邊是北鬥，那邊是箕星。那時我覺得父親的智慧是無限的，知道天空縹緲之中，一切微妙的事。”慈祥溫馨的父愛，溫暖著童心，也溫暖著“五四”女兒對人性父親的渴望之心。
於是我們發現，在“五四”落潮以後的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的女性作品中，在石評梅、丁玲等女作家筆下，出現了一個與“五四”精神弑父時代截然不同的“尋父”、“戀父”的文學現象。父親形象從“五四”時期的缺席、潛隱和背景裏紛紛走入文本之中，走入女兒心中，與“五四”時代的尋找母親、歌頌母愛的“母之戀”形成一個雙星互映——尋找父親的“父之戀”，成為“五四”反封建的子輩同盟精神解體後女兒們脆弱敏感的心靈尋找成長力度的精神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