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評梅筆下，有一批回到故鄉、回到父親身邊的女兒，她們曾經在外漂泊，或經曆戰亂，或顛沛流離，或失意消沉，或疾病纏身。總之，她們像一隻隻在人世的風雨中遭遇風吹雨打、心靈受傷翅膀受損的小鳥，撲剌剌尋找回家的路途，飛回父母的窩巢，將養安息以獲重新奮飛的力量。在這些小說中，母親形象潛隱，給女兒無微不至的體貼嗬護、鼓勵支持的是父親——這個“五四”以來很少正麵出場的“父親”形象。他們迥異於傳統倫理綱常中嚴酷冷漠的父親形象，集慈祥體恤、睿智英武於一身，是身心疲憊的“五四”女兒渴望的理想之父。雖這位“父親”在石評梅筆下輪廓還比較模糊，麵目也不那麼清晰，但確實給“受傷”的女兒帶來了精神的依靠和心靈的慰藉，獲得了從柔弱母親那裏無法得到的來自於父親的力量。在《流浪的歌者》中我們看到，回到故鄉的女畫家，由“惟一愛憐她的老父，伴她到這背山臨海的海豐鎮養病”，傳統母職照顧兒女的角色分工已由一位慈祥的父親來擔任。在《董二嫂》中，流浪歸來的女兒“和父親坐在葡萄架下看報，母親在房裏做花糕，四周的空氣非常靜寂，晚風吹著鬢角，許多散發飄揚到我的臉上，令我沉醉在這穆靜慈愛的環境中，像飲著醇醴一樣”，與其說晚風中彌漫著花糕的香味，不如說彌漫著父愛的芬芳；疲憊困乏的“我”在父愛母愛的滋養下，又變成了兒時那個活蹦亂跳頑皮的小女孩，鬧著要“和父親坐了轎子去逛山”。《紅鬃馬》描寫一對戰亂中離散又重逢的父女，喜不自禁的父親一把將女兒抱上馬鞍，帶著她策馬奔馳，越山崗過樹林，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表達重見女兒的喜悅。在《白雲庵》裏“久已消沉的我”，隨父親到山裏尋訪早年參加辛亥革命的劉伯伯，聽他們談論北伐革命的“近來南北戰事，革命黨的內訌，和那些流血沙場的健兒，斷頭台畔的英雄”；父輩們崢嶸歲月稠的革命經曆，激發了“我”要為未來中國澆灌“美麗的自由之花”的勇氣。石評梅小說對父親形象的正麵描寫，不同於“五四”時代反抗父親權威的子輩同盟的“醜父”、“弑父”書寫。可以發現，石評梅的“父親”們都生活在與畸形都市文明相對立的鄉土社會，他們那蘊含著民間智慧和鄉土力量的原始“蠻力”，成為“五四”女性書寫繼尋找理想母親之後，尋找給予她們成長力度和健康人性的理想父親的又一心靈之路。尋找父性鄉土的力量之源，丁玲與石評梅不謀而合。
丁玲，這位20世紀20年代登上中國文壇就擲響重磅炸彈的新文學的第二代女兒，在她的第一篇小說《夢珂》及其相繼發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記》、《阿毛姑娘》、《自殺日記》。等早期小說中，就有一位身影孑然又遠在故鄉、讓女兒牽掛眷念的父親形象遊走於文本之間，他滿懷父愛地給女兒以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盡管他不一定理解她，卻默默地支持她，構成了早期丁玲創作隱藏在莎菲們桀驁不馴的性別戰爭後麵與父親悄悄結成的父女同盟。這個同盟，雖不是“五四”精神弑父時代如馮沅君筆下與愛人結成一體共同抗擊封建陣營的愛情同盟，但這兩個同盟卻有著某種相似之處——不以體現性別差異為其目的、而以獲取更大力量源泉的精神結盟為其指向的“同性”/中性同盟。所不同的是，莎菲們的父女同盟，帶有共同對抗男性世界的女性同盟性質，馮沅君的愛情同盟具有更明顯的男女聯手對抗舊世界的中性同盟性質。前者是通過血緣關係隱蔽了男(父親)女(女兒)之間的兩性差異，使作為女兒的女性在麵對父親“這個”男性時，不需要因對方是“異性”而存在著性別威脅，反而因為身後多了一位充溢著民間生存智慧的剛毅堅韌(阿毛的父親)、寬厚仁慈(夢珂、莎菲、伊薩的父親)為力量源泉的父親的存在，而增添了她們與這個黑暗社會相抗爭的勇氣。如《自殺日記》中，是父愛的強大力量，“超過一切父親的愛”，將精神瀕於崩潰、處於自殺邊緣的伊薩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而後者與其說是馮沅君給我們講述的男人和女人的戀愛故事，不如說是男女二人以戀愛方式共同構起一座反封建營壘的叛逆故事。而且，不止是馮沅君，整個“五四”時代的女作家們都是這樣講述她們筆下的愛情故事。她們的愛情故事，不像張愛玲、蘇青那樣注重於兩性間微妙的心理回合與互相算計，也不像丁玲、白薇那樣寫女性自身的內在需求與性別經驗。對馮沅君們而言，愛情是那個時代蔑視世俗庸眾、反抗封建禮規的一麵獵獵招展的精神旗幟，不容許有半點不純潔性，“她”與“他”不是互相分離的性別兩極，而是與所愛之人化為一體的“中性”或者“無性別”的反叛者結合。
意味深長的是，“五四”弑父時代剛剛過去，子君那女兒對抗父親的激情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仍然回蕩耳際，丁玲就悄悄地重塑父親形象，達成了父女的和解，並使父親成為女兒生存與抗爭的同盟力量所在。那麼，是什麼原因讓叛逆出走於父親之門的女兒開始了對回家之路、對故鄉和父愛的尋找和眷念？用弗洛伊德關於女性的“戀父情結”、男性的“仇父情結”和“戀母情結”來解釋戀父、弑父、戀母這一文學現象固然有一定道理，但生活是創作的源泉，筆者認為這更源於女性作家對現實生活獨特的性別體驗和精神需求，它關乎女性的成長和怎樣成長的問題。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北平、杭州等現代大都市，對鄉土中國來說，代表著文明、進步、自由、民主等具有現代性意義的實現理想的光明去處。於是孟珂、莎菲、阿毛、伊薩們從偏遠的鄉村和閉塞的城鎮紛紛漂流到這裏(農家阿毛是其中唯一的非知識女性，雖是懵懂出嫁到杭州近郊，相對富裕開化的那裏第一次近距離地激起她對城裏人和自己未來生活的異想，是莎菲的精神姐妹)。然而她們對這片“光明之地”卻充滿了失望和隔膜之感，無邊的黑暗彌漫著她們，隨時會吞沒她們那點微弱的希望。丁玲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題名《在黑暗中》——黑暗，正是她們對都市文明的痛切之感。為了追求藝術，也為了“借此重振家聲”的孟珂到上海求學，在藝術的殿堂卻親眼目睹了被褻瀆的藝術。憤而離去的她，又幾乎陷入都市男性的色欲陷阱，從藝術學校到上流人家、攝影棚，她看到了一個把她當做情場獵物和商品尤物的“純肉感的社會”，一個到處彌漫著“淺薄的快意”的人欲市場。北京的莎菲不停地搬遷居所，她感受了那無從逃遁，充滿愛之虛偽和“生之無趣”的沉悶、無聊氣氛；淩吉士的徒有其表、葦弟的孱弱無能、雲霖的萎縮膽怯，沒有一樣不是虛妄，沒有一樣不是可鄙，沒有一樣不令人窒息。她見識了庸俗市儈的男性、墮入俗流的女伴、痛感追求自由的女子的絕無出路，似乎不是隨波逐流就是沉淪墮落。這個城市對莎菲來說處處散發著毒素，無以棲息，無以生存，恰如她感染的肺病，即使一再搬遷，最終也隻能徹底離開城市，到那“無人認識的地方”，“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身處這濃重的黑暗，莎菲不得不在抗拒沉淪中發出了“叛逆的絕叫”。從山裏嫁到杭州近郊的阿毛，驚羨著“那裹著皮大氅、露著肉紅的小腿在街上遊行的女太太們”，更對那倚靠在美男子臂中淺吟低笑顧盼生輝的絕色美女豔羨不已，“總希望有那末一個可愛的男人，忽然在山上相遇著，而那男人就愛了她，把她從她丈夫哪裏，公婆那裏搶走，於是她就從新做起人”。可生命的虛妄(美女的死亡)、幻想的成空(夢想男人的不曾出現)，以及“若果阿毛有機會來了解那些她所羨慕的女人的內部的生活，從那之中看出人類的淺薄，人類的可憐”來，也許她就不會被她看不懂的這個世界折磨得魂不守舍，病入膏肓。正是“我一切都灰心，都感不到有生的必要”的濃重黑暗，把伊薩逼向自殺的邊緣。
終於，一縷希望的陽光，從這都市天空的黑暗中透露出來，那是來自遙遠故鄉的“父親”光芒。雖然，“他”從未在作品中正麵亮相，卻以不同形式閃現於莎菲們的現實世界之中，內在連貫地形成了一個可感可觸的清晰身影。作為“力”者，“他”是這樣地充滿了民間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元氣。夢珂的父親是個老來才回頭的“浪子”，在命運的大起大落中鎮靜而豁達地領受著人生。阿毛老爹則有著少見的通達、樂觀和犧牲精神。在送獨生女兒遠嫁他鄉時，麵對即將來臨的老年孤獨，他對著“不忍離開”自己而哭泣的阿毛說：“嘿，傻子！有什麼哭的？終久都得嫁人的，難道就真的挨著我一輩子嗎？”把生離之痛隱藏在灑脫大方的人生態度中。而作為“愛”者，莎菲的父親是那麼“盲目地愛惜”著他倔強的女兒，“我真不知他們愛惜我的什麼；愛我的嬌縱，愛我的脾氣，愛我的肺病嗎？”正是父親“盲目地愛惜”，才形成了莎菲桀驁不馴的原初個性。對孟珂而言，這位鄉土父親又是那麼平易、寬厚和仁慈。夢珂小時，父親會和她一起喝酒；在雨天，當夢珂“不必上學去”時，他會“像小孩般的高興，帶著女兒跑到花廳上”聽雨、下棋，並“常常為一顆子兩人爭得都紅起臉來，結果，讓步的還是父親”；會溫和而感傷地摸著女兒“那條黑油油的長辮子，唉聲的說：‘夢，你長得越像你的母親了。你看你，是不是近來又瘦了……’夢珂於是便把手遮住眼睛，靠在父親的膝蓋上動也不動”。當夢珂長大離家，年老的父親思念女兒，希望她回家探父，“夢兒，你要知道，父親已不年輕，你莫遺留給將來一些後悔嗬！”將一分濃濃的父愛至情支撐在她的異鄉漂泊之中，不僅為她提供經濟支持，還有一分精神理解。即使是女兒的婚事，也不願因自己的中意而委屈了女兒，反而寬慰著“這都是要盡你自己的意”。在阿毛垂死之際，跋山涉水趕來的阿毛老爹悲慟至極，相別不到一年的女兒竟然病成這個樣子，禁不住老淚縱橫：“我害了你！現在讓我來接你，你跟我回去吧！阿，阿毛，同爸爸回去嗬。” 他多想讓心愛的女兒回到自己身邊重新活過來！伊薩徘徊在死亡的邊緣，所有的人和事都不值得她思慮和留記，唯有放不下的心的是“老年喪女的父親”，是“超過一切的父親的愛”將她從自殺的冥想中拉回，“她願拚死拚命的為一個要她活著的人活著”，為了遠在家鄉的父親和來自父親的愛，從父親那裏她汲取了活下去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