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充滿著人性光輝的父親形象，迥異於“五四”文學中精神逼仄、陰冷專製的封建之“父”。盡管這個“父親”是出現在大革命後稍縱即逝的身影，從未占據過曆史的主要畫麵，但這來自鄉土的“父親”，為莎菲們提供了一分反抗都市黑暗的野性力量。夢珂承繼了父親那來自民間活潑、強健的生命力。“也許是由於那放浪子的血液還留有在這女子的血管裏的原故”，她少時便會“像父親當年一樣地狂放地笑”，懂得“怎樣地去煽動那美麗的眼”。正是這一分來自鄉野的“力”，使得後來深陷“純肉感的社會裏”的夢珂，在屈辱地經受了導演對她的“商品化”審視之後，仍能以傲然的神采“走進辦公室”，並“安閑的，高貴的，走過去握那少年導演的手，又用那神采飛揚的眼光去照顧一下全室的人”。這種姿態傲慢、自尊、挑釁，正是莎菲“我不過是個女人味十足的女人”那憤世嫉俗心態的力量外現。阿毛那“山裏人”的倔強更是令人驚心動魄。與阿婆、丈夫及周圍一切人越來越深的隔膜，以及對命運的不可掙脫之感，猶如濃重的黑暗彌散在她的四周。為了追尋“那歡喜自己的男人”，她在“天還沒亮”的昏暗中，固執地一級一級跑上山去，在空無一人高處的山風中放聲痛哭。這樣的倔強一直把她平靜地送到生命的盡頭。她那無以言說的巨大孤獨和麵對孤獨的倔強、超拔，顯示的正是那種來自遙遠的“父性鄉土”的生命野性。也正是源於這分從容超拔的力量，貧困交加的伊薩將手稿交給催租的房東太太，平靜地去麵對不知能否換成銅板的艱難境況。
可以說，“選擇”父親絕不僅是石評梅、丁玲們的個人行為，而是隱含著深層的社會政治因素、曆史文化積澱、社會性別心理等多重原因。從心理學層麵上說，從“女兒”到“女人”的女性成長，通過以“父親”為性別參照的俄狄浦斯情結，確立其性別意識和性別自我；從社會政治學與性別學層麵上說，“五四”時代反抗的女兒們與叛逆的兒子們結成的子輩“弑父”同盟，這個同盟以標舉與自己的文化之父與血緣之父的誓不兩立來區別出自己——新文化的主體，但這個新文化的主體者並不屬於女性，無論是傳統意義上還是現代意義上的“父”之形象，都僅僅是逆子們的同性別“高堂”，反叛的目的也絕不是“取消”而是“取代”父權體製——而是以西方文化某些精神理念為參照係來確立的理想之父，以取代封建父權思想。而女性沒有這樣可以仿效的成為性別主體的同性高堂，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女性的曆史仿佛來自虛無、來自男性曆史遮蔽、虛化、壓抑下的“空白之頁”中，僅一個“三從四德”的“從屬”規則(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來看，女人從來就沒有屬於過自己，一生都是男人名分下的他者。“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使女性第一次有了浮出曆史地表的機會，昔日的“檻外人”開始進入曆史，但她們首先不是以性別主體身份，而是以某種意義上的無性別身份參與男性子輩的“弑父”同盟的曆史重建。但“弑父”不能使女兒成長為女人，成為性別主體，而母親是她們最可直接仿效的女人，可曆史並沒有給她們提供這樣的母親參照，因為曆史向來隻是父親的曆史而不是母親的曆史，母親隻是在父權曆史中被深刻打上父權烙印、執行父權意誌的那位被男性曆史異化了的母親，那位並不存在的母親。所以，“五四”女兒要發現母親、尋找母親、歌頌母愛，通過母親的重塑完成女性確立性別自我，成為性別主體的性別建構。但“五四”時代的弑父戀母並不能使女兒成為真正意義上精神健全的性別女人，沒有父性的參照，就沒有女性成長的參照。沒有充滿人性光輝和生命力度的父親的存在，就沒有石評梅、丁玲筆下那些飽經戰亂之苦仍不改俠骨柔腸的流浪女兒們此處指石評梅《紅鬃馬》、《流浪的歌者》、《白雲庵》、《董二嫂》等作品中的女兒形象，具有某些概念化的共同特征，很難看出她們之間不同的個性特點，那些身上流著“放浪子的血液”的夢珂們，那些傲視嘲笑卑劣萎縮男人的莎菲們，那些倔強執著於生命生發奇跡的阿毛們，那些“死過”多少次又最終活下來的伊薩們。很難說這樣的女兒是在僅有母親教養的氛圍中成長使然，況且這樣的母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要麼不存在，要存在也隻能被汙名化——“巫婆”、“女妖”、“狼外婆”便是用於仇視女人的惡毒咒語，但絕對不是母親。從這個意義上說，是石評梅、丁玲們發現了父親，發現了那流淌在女兒精神血液和人格構造中母親與母愛無法替代滋養的來自父親的生命力量，發現了從女兒向女人成長中不可或缺的性別參照。從丁玲本人的成長經曆看，為什麼相依為命20年的“革命”母親沒有進入她的“自我表白型心理小說”文本，反而時常在其作品中看到她幼年時就已逝去的“浪子”父親的影子沈從文，一定是丁玲潛意識中感受到了父親能夠提供母親所不能提供的東西，一種來自父親的精神力度。可以說，20世紀20年代女性寫作從“弑父”到極其短暫的“戀父”、“尋父”過程，所“弑”的與所“尋”的對象當然不是同一個父親，如同尋找母親一樣，但都是現代女性精神建構中確立性別自我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很可惜，這個環節沒能深入地進行下去，隻成為一個稍縱即逝的文學現象，且很快被隨之而來的階級、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所遮蔽，但畢竟是女性性別意識走向自覺的一次理性探索，我們不能忽視、更不能無視這樣的文學探尋。有趣的是，當“五四”的叛逆女兒們與“父親”在背後悄悄握手時，當年的逆子們卻一路乘勝追擊，對“父親”進行著有史以來第一次正麵的、徹底的曆史清算，高老太爺與高覺慧的絕無調和的父子矛盾(《家》)，使得“家”中的“父親”形象一直在周樸園(《雷雨》)、蔣捷三(《財主的兒女們》)等人物身上延續下去。同時也看到，20世紀20年代女性寫作性別自覺的理性思考，也因隨之而來的宏大意識形態整合而漸漸收回了探索的腳步。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