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初梨的《怎樣建設革命文學》更將這種二元論述的革命話語發揮到了極致，而這篇文章的影響力，除了直接而嚴厲地抨擊了周作人、魯迅、劉半農等“五四”新文學作家外，更在文中明確規定了革命文學的具體內涵，以及作家應具備的純正意識形態，為“文學”灌注非黑即白的定義：“一切的文學，都是宣傳。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的是宣傳；有時無意識地，然而當時故意地是宣傳。”關於文學創作者的自覺意識，李初梨則倡導一種近似意識形態改造的主張：“所以，我們的文學家，應該同時是一個革命家。他不是僅在觀照地‘表現社會生活’，而且實踐地在變革‘社會生活’。他的‘藝術的武器’同時就是無產階級的‘武器的藝術’。”透過革命話語的明確建構，文學的任務就此底定，文學成為思想宣傳的工具、階級鬥爭的利器，否定了“五四”時期重視個性張揚的論述，而轉為一種社會集體意誌的共同展現。
從邊緣位置異軍突起，解構主流話語的權威性，後期創造社所采取的言說策略與前期創造社打入文壇的路徑相差無幾，也與“五四”文學革命對舊文化價值體係的揮斬無甚差異；而獨獨選擇文學作為搖旗吶喊的沙場，一來因為當時共產黨人在武裝力量上遠遠不及握有實權的國民黨政府，而從文化、思想方麵入手最可能直接收效，二來20世紀初期的中國並未發展出成熟的資本主義，而馬克思理論中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首先必須是一個成熟的資產階級社會，這是馬克思主義中規定的曆史進程，若依這個程序，無產階級在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中是沒有立足之地的，然而若從文學入手，革命文學階段的立身便可建立在對“五四”文學資產階級傾向的批判上，從中獲得發聲的正當性。
從後期創造社革命話語裏破壞與建構並行的策略之中，我們得以窺見一種文化思想上的暴力切割與重整，對於未來願景的急峻追求，以及言辭論述中二元對立、不容分說的強硬態度，都象征著中國革命話語現代性內涵中兩股勢力的拉扯與消長，最終彼此合流，彙集成一種具有瘋狂潛質的表述模式，並至此主導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將近半世紀之久。
二、頹美承繼的癡狂書寫
剛開始站穩腳步的後期創造社，在理論主張上已徹底變身為革命陣營的前鋒戰士，但在實際創作上，前期創造社的頹美精神並未絕跡，反而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繼續成為許多創造社小說家筆下的主調，也使創造社轉向後的創作形態更趨複雜，在內部形成相互抗衡卻又互相呼應的兩種風格，一邊是風雨飄搖的革命戰場，一邊則是更加頹美神秘的情欲書寫，如葉靈鳳在《靈鳳小說集》的《前記》中所自述：就我自己看來，寫得最壞的當然是最初寫下的那幾篇，但是最近寫下的也並不是最好，好的倒是在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之間所寫的幾篇，如《鳩綠媚》，《妻的恩惠》，《愛的講座》，《摩伽的試探》，《落雁》等；這期中，我尤其喜愛上麵所提出的第一篇和最後的兩篇。這三篇，都是以異怪反常，不科學的事作題材——頗類於近日流行以曆史或舊小說中的人物來重行描寫的小說——但是卻加以現代背景的交織，使牠發生精神綜錯的效果，這是我覺得很可以自滿的一點。這幾篇小說，除了牠的修辭的精煉、場麵的美麗之外，僅是這一類的故事和這一種手法的運用，我覺得已經是值得向讀者推薦。
在他最滿意的幾篇小說中，情欲的種子處處生機勃發，而作家自覺地選擇以曆史人物為主角，以現代情境為框架的寄托小說體式，更增強了小說中的寓言色彩，使文本具備了隱喻深度，傳承了“五四”精神中直麵情愛欲望的人性張揚。
在1928年所創作的小說《摩伽的試探》中，主角摩伽因厭煩世間俗穢不堪的瑣事，於是隱居山林，但他的心中卻始終留戀著人世的熱鬧繁榮，數次“渴想著操行那俠盜的勾當，可以既免人世的壓束，但是仍能受用人世的享樂”。然而，最常動搖著他的棄世之心的，是人性本能的情欲力量：他有時無意間撫摩著自己焦黑的肉體，在一切都是冷靜的山中，這一點人體上神秘的微熱，便足以喚醒他最難忘卻的一種記憶，燃起他已死的熱情，恢複了固有的人性。於是在春晚，在月夜，在黃昏和午夜中，山鳥依時的呼喚，野貓難堪的叫號，他聽了總覺得自身有一種澎湃欲裂的熱力在體內不得發泄，在這時，他的定力不堅的心便亂了起來；人世的舊夢，妻子團敘的歡樂，都紛然在他的心中起落；映在地上的樹影，他也以為是山精幻來誘他的美女，一隻梟鳥穿過樹叢的聲音，他也以為是來撲他的野獸。
某日，一老翁帶著一妙齡少女向他求援，摩伽疑懼是惡人的引誘，堅決不肯收靜姑為徒，但最終勉強答應讓她留宿一晚；當晚，靜姑自傷身世的哭泣與充滿誘惑的年輕胴體引起摩伽壓抑已久的情欲本能，多年的苦修一夕間全部臣服於肉體的欲望：在搖閃不定的荳油燈光中，摩伽撫弄著靜姑晶瑩的肉體，他此刻隻是在懊悔，不是懊悔他的戒行破壞，他是懊悔自己不該這樣太不量力，以一個沒有根器的俗人想去求道，反倒耽誤了許多現世的享樂。
小說的結尾，摩伽為靜姑砍去背脊末端的一節贅尾，一刀揮去，靜姑的裸體頓時消失，隻覺得下體一陣劇痛，往下一探，“他立時明白自己所割去的是什麼”。在情欲入世與成佛棄世的矛盾拉扯中，摩伽斬斷了自己的性器，他並非因悟道而自毀，而是毀於悖反本能的長久壓抑，毀於社會我與自然我的不正常消長。
周全平於1927年所出版的短篇小說集《苦笑》，所收錄的小說均著重描述社會生存環境的惡劣、人心的薄涼以及主角內心的矛盾、愧疚與憤恨，展現了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文字間緊密的苦悶情緒，幾乎與鬱達夫、郭沫若、張資平等前期作家一致；短篇《苦笑》敘述擁有作家夢的C君雖致誌寫作，尚未成名卻慘遭失業，卻必須籌措弟弟的學費，而債主此時又來信催討，C君四處典當借貸仍無法湊足費用，別無他法之下隻得向近日刊錄了自己小說的編輯商請稿費。意外解決了困難的C君，滿懷信心地要提筆再寫一篇小說，然而對稿費的向往刺激起他平時壓抑已甚的欲望，在縱欲念頭與罪疚自責的天人交戰下，最後稿紙上仍隻有一行標題：“豔陽天”。
小說中對知識青年失意窮困的生存處境刻畫入微，當C君得知自己的小說被刊登錄用時，他沉浸在成為專業作家的美夢中，然而這份快樂立即被家中的來信打碎了，當他煩惱著如何籌措款項時，又遭到突如其來的解雇，滿腔懊悔怨恨的他，甘受平日不能受的冷眼嘲笑，四處借款，卻仍一籌莫展，此時編輯及時寄來了稿費彙票，重振了他對寫作生涯的希望。他重新鋪開了稿紙，然而種種幻象與欲念卻緊緊糾纏心頭：龍華道上一群的遊春的貴人，公子，少女，美婦的閑暇錦適的態度，又在他的麵前搖漾。對麵這麼一對親昵的佳偶，兩人都還是青年，兩人都生得漂亮，……他們的臉上都浮著笑；從他的身旁擦過去了，還留下一片熏人的香氣。回過頭來看時，她的肥胖的肉體，在動人心魄的擺動中，漸漸消失於塵沙中了。……啊！那麵又來了一隊鮮豔的少女，她們的烏黑的發，微紅的臉，流利的眼珠，紅嫩的嘴唇，在他的灰色的夢境中，像一球烈火，把他的寒冷的心溫熱了。……他呆望著，心裏發癢起來：“……唉！要是我一樣有福氣。一樣穿著漂亮的洋服，而攜著一個她同遊龍華，豈不是塵世上的神仙？”
他沈吟了一會，他的眼光轉在稿紙子上“豔陽天”三個字上。“這一篇小說寫好了，不是可以有六十塊錢嗎？盡夠做一身新洋服了。多下來的錢，可以到遊戲場影戲場去玩，去物色情人……果能如願，豈不是終身幸福？”
追求物質豐飽與異性情愛，都是人性的本能所趨。在情況不允許時，這些欲望被勉強壓抑著，而一旦現實有了改善的希望，首先湧上的就是欲望的幻念——奢靡的春遊、華服與美女，而前兩者都僅屬於手段，對異性的欲望才是真正的目的，被長久壓抑的欲望展現出人性本能的欲求與匱乏，一時間，原本時刻惦記的貧困的家境與弟弟的學費都可拋諸腦後，然一旦恢複理智，現實的嚴酷與沉重的罪惡感又緊緊捆綁著他，而紙上的“豔陽天”隻是一戳即破的幻象，諷刺地象征著現實與希望之間的巨大落差。
身兼畫家、詩人與小說家的倪貽德，其文字風格一如畫中的田園風景，美麗清淡中隱伏著纏綿的傷感。於1926年出版的詩歌、劇本與小說合集《東海之濱》裏，有著對鄉野地方人情風景的大量描寫，在頌讚山水景色的同時隱隱透露出主角心底的壓抑與不滿，顯露了追求理想生存環境的渴望。短篇《東海之濱》敘述“我”正愁困於上海，好友C君熱情邀請主角到黃浦江旁的家鄉一同散心遊玩，久處於愁悶情緒下的主角滿心期待的應允邀約，但抵達目的地後，在“屋後繞以清流，古柳橫臥，雜草叢生”的清麗景色中，C君兄長妻子與C君未婚妻的現身，卻猶如一道刺耳雜音：我依著他的指頭望去，那女人的模樣是特別的顯出肥胖與蠢笨，雖尚有幾分媚人的姿色，但比較到上海時流的女學生，那正如百靈之於雞鶩，美醜判然。我於是想起C君的哥哥，他曾去過人間樂土的新大陸，他是當今新文化隊伍中的一位健將：——啊，何怪他經年累月的不願歸家，何怪他談起婚姻問題便拍案大罵中國社會製度之不良。
“你看，這醜東西就是我的未婚妻喲！”接著他又自己對自己恨恨地說：“不要臉的東西，又死到我們家裏來了，看你今天知道我的厲害！”說時火花似欲冒眼而出。
投身現代革命的知識青年，仍舊受到舊式婚姻觀念的牢牢困縛。小說裏並未針對此處多加抱怨，而是作為事件的插曲輕輕帶過，然而，這一處濱海勝地已成為變調的現代桃花源。透過最切身的婚姻製度，透露出新舊觀念並存的轉型中社會帶給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焦慮。
陶晶孫於1927年所創作的小說《特選留學生》，則承應了留學生小說的主題，敘述留日學生無量的日常瑣事，因生活清貧，即使幾角錢都必須仔細把算：經理員不給他學費以後的無量，每月隻有四十圓來做他全部的開銷了。除了付掉三十五圓給下宿棧老婆子後，他把餘剩的五圓，就作一個月內剃一回頭，寫幾封信，買幾本抄講義的簿子，洗幾回澡的零用錢。
還有因下宿棧的夜飯太壞而吃不飽的夜，被饑餓所迫不得已而出去吃一碗五分錢的日本麵。他平均一天隻可用一角五分，所以他也不能同幾位中國同學交際了，他們有八十圓官費，所以開一回歡迎會要五圓，刊一本同學錄要八。
陷入拮據的無量，正好得到“日本外務省的拳匪賠款中的特選生費”，然而，這筆出自中國戰敗賠款的巨額，無量隻分到僅僅一百圓，而這筆款項的來源乃是出自自身家國的敗落，無疑是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屈辱；無量此時想起父親為供自己讀書而百般奔走的情景，愧疚與饑貧的雙重壓抑透過午睡的夢境展現：他想到跟父親上墳時在一家鄉下飯店裏吃的午飯的味道，父親到對麵剃頭店去剃頭了，一位鄉人來對他說：“先生呀，我們二房裏有一畝田，先生勸老爺買下來罷！前麵馬路，後門塘河……”
無量正在想父親在家中極力省儉而寄給他們兄弟姊妹上學錢的事情，所以也不想聽下去了。他等了一會，父親還不回來，太陽已照著壁上對聯了。他走出飯店，就到剃頭店裏去尋父親，但看見兩個剃頭師傅在剃兩個頑童的頭。
“你不曉得我老人家在此剃頭麼？”
他一看剃頭師傅就逃出來——因為此刻的剃頭師傅的一個，倒是他的父親，他逃到飯店來了。
“少先生你不要吃驚！你的老人家是很省儉的；無論哪一家，不省儉是不會生好男女的。”
生存環境的苛刻清苦與時代性的罪疚意識，在無量的夢中一展無遺，而小說中也描寫了留學生的投機形象與中國民族性格中的缺劣：大家說日本學者素來太狹量了，不肯把尊貴的博士學位給支那人，這話雖不是不的當，可是欲設法買博士文憑的中國人時有，欲留日本的大學研究四五年的倒少，此刻日人要想親善支那而發起特選學生，他們大概要做許多和製博士，叫這幾位博士可以向中國學界多說幾句話。
這種對自我民族的內省性格，在前期創造社小說中皆時時可見，並呼應了“五四”時期“改造國民性”的時代主題，在葉靈鳳、倪貽德、陶晶孫、周全平等人的小說創作中，可看出前期創造社小說主題中的情欲書寫、留學生生活與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在後期創造社小說家筆下仍持續延伸，無論是情愛的追求、欲望的匱乏、現實的潦倒與饑寒的緊逼，都與個體的身體經驗相互聯結；個人的身體經驗正能最切身地反映出生存處境的困苦無望，當個人的身體與社會群體的脈絡交織一處時，身體即成為生存的文本、時代的寓言，對性愛的追索則象征著對靈肉和諧的生命美感的追尋，而性愛在社會中所受到的種種禁忌，則顯現出文明秩序對自然身體的規範控製，並呈現出屬於集體構成物的道德秩序本身的不合理處；從自然人性中長久遭受嚴厲壓抑的情欲麵切入，麵對龐大無情的道德結構，個體往往隻能透過自身的毀滅企圖表達一種鬆動、抗拒之姿態，揭示生存環境的種種悖反與悲涼，並企圖從中建立一種新時代的性愛道德觀。這是“五四”張揚人性解放的時代性主題，也是前期創造社小說家經常書寫的題材，在革命意識漸起的20世紀20年代後期，仍在後期創造社小說家的筆下延續，彙集為繼承前期創造社風情與“五四”人文精神的一股潛流。
三、革命與戀愛的矛盾辯證
蔣光慈是少數曾親身接觸社會主義革命實景的小說家。1921年，他以共產黨青年團員的身份被派往莫斯科的大學攻讀，1924年回到上海大學任教於社會係，1927年國民黨政府肅清共產黨時，蔣光慈曾經離開上海，後又回到擁有庇護權的上海租界內，這段期間他參與了轉型後的創造社活動，於1928年離開創造社，另組太陽社。
蔣光慈的小說向來被稱為“革命＋戀愛”的革命文學，小說中的主角通常擺蕩於革命與戀愛之間，然而往往在殘酷現實的重擊下，啟發了階級意識的覺醒，而選擇革命作為升華兒女情長的救贖之道。“五四”時期，現代性的情愛追求是啟蒙書寫的切入點，性愛象征著現代性道德的價值建立基石，然而，到了革命文學時期，革命與戀愛開始了對文本話語權的爭奪，而革命總是成為勝利的一方，但在另一方麵，文本中的情欲書寫又是不可少的，情欲書寫不僅襯托出投身革命的時代必要性，文本中的階次安排，更將小說的思想層次從“五四”的理性啟蒙推向革命的社會啟蒙，在實際效果上，也增添了小說的文學性與可讀性，取一般讀者喜愛情戀書寫的閱讀趣味，同時置入革命話語的發聲位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