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女性的魅惑力成為換取多一些布料的資本。在這個購物過程中，也嚴格地遵循商品交換法則，換取的布料越多，女性所要展示的女性魅力及風情就越迷人。在物化的上海，女性已經很明白自己的軀體所包含的商品價值信息，並懂得如何利用它去獲取物質上的便利。讓·波德裏亞指出，在消費社會裏，美麗之於女性，是“資本的一種形式”，是“交換著的符號的一種材料。它作為價值/符號運作著”。而用以衡量美麗之價值的最好的杠杆是貨幣。王安憶的《長恨歌》中，作為“上海小姐”的王琦瑤正是以她的美麗成為供軍界要人李主任消費的色情物，並以“愛麗絲”公寓的奢華生活及一盒“金條”為她的美麗限定了價值。而這種美麗的賦值，歸根到底，是以在多大程度上挑起男性的欲望為標準。所以，美麗便與能喚起男性欲望的色情息息相關。由此，以美麗為基點的身體隻是作為男性欲望交換符號載體而存在。在這樣的商品交換法則支配下，色情自然便有了它生存及發展的土壤。
二
情色得以在上海都市上空彌漫，也和歐美現代殖民文化的入侵有極大的關聯，尤其是電影業的發展及美國好萊塢影片在上海的滲透。葉維廉在分析英國殖民主義在香港的推行策略時曾說：“殖民地教育的目的，是要製造替殖民地政府服務的工具；這些人最好隻是工具，因為如果他們有了強烈的中國民族意識，這將對殖民統治不利；這些人的人生取向，最好是指向英國式的上流社會，但是缺乏文化內涵的社會。英國上流社會當然有其本身的文化內涵，但並非這些中國人可以認同的；它們的取向是在缺乏自身文化自覺與反省的情況下構成，往往取其表麵的承襲，如講究住半山區的洋房、開雞尾酒會、穿著外國名牌……”在現代曆史時期，外國殖民勢力在中國實施的也是這樣的文化殖民策略。其時輸入上海的大部分好萊塢影片的內容“千篇一律的逃不出戀愛與情感作為故事的主題”，“極盡羅曼司、妖媚與美麗之能事”。當時的有識之士指出，這是一種殖民文化侵略：“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歐美帝國主義的影片以文化侵略者的姿態在市場上出現，起的是麻醉、欺騙、說教、誘惑的作用”，除“色情的浪費的表演之外，什麼都沒有”。
現代曆史時期，西方對中國進行殖民文化宣傳最有效的工具即是電影。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電影“無敵地在上海市民的娛樂生活中占了最高的位置”。其時有一本電影畫報，“名叫電通畫報的，嚐將這許多電影院的攝影標於一張上海地圖上，加一行大標題道：‘每日百萬人消納之所！’”由此可見電影給予中國人的巨大誘惑。而其時的電影院放映的影片中，美國片幾乎獨占了當時和以後中國的全部銀幕。美國片對中國人的巨大影響，乃至於有人認為“不是五四運動，而是好萊塢的影片，使十多年來一大部分中國青年在想象上和過去中國傳統隔斷”。
好萊塢電影就是以這種強大的力量向中國人傳輸著美式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優雅藝術的生活，豪華奢侈的生活設施與場景，俊男美女的羅曼史，妖媚、美麗、性感的女人。總之，它們把“一切麻醉的、享樂的表現廣法，盡量地搬弄出來，鋪張華麗，推陳出新，極聲色之娛”由此，聲色及欲望被合法化並無形中成為年輕人效仿和追逐的目標。老舍在其短篇小說《犧牲》中就塑造了一位受殖民教育而一味追逐西方生活方式的留學生——毛博士的形象。毛博士從美國哈佛大學獲取博士學位後，回到中國的地麵上，他一直哀歎自己是在“犧牲”。而其中最大的犧牲是在中國“沒有女朋友，沒有電影看”，沒有沙發、鋼絲床、澡盆、電爐、鋼琴——這是美國好萊塢大片中優雅的生活所必備的東西。所以他覺得“為中國當個國民是非常冤屈的事”。這正與葉維廉的理論不謀而合：殖民者進行宣揚的是與色情、享樂有關的東西，其目的是瓦解殖民地人的思想價值觀念，成為他們進行殖民文化侵略的工具。在這樣的殖民文化宣傳中，色情與享樂被張揚、被突顯是必然的結果。
好萊塢影片對中國觀眾最為巨大的影響還表現在對中國女性體態風韻的重新塑造。對此，鷗外鷗曾有過雖不無低俗但還算切中肯綮的話，說：“過去的若幹年前，我邦女兒的體態的美是不可尋問之在何處匿伏著的。腰與臀與胸次你不能得到向導員一一向導出其所在來，不知何處腰何處臀的呢。這樣沒有部落的美的。甚且我們會駭訝是沒有乳房的女人之國家呢。”但“近頃我們的乳房生長起來倍發起來，大赦釋放出獄了”。“包裹今日的貼身的旗袍內的含彈性的肢幹的吹氣的橡膠獸形玩具樣的，我邦的女兒的體態的美，一躍而前的躍出來世間上。”穆時英也說：“好萊塢王國裏那些銀色的維納斯們有一種共同的、愉快的東西，這就是在她們的身上被強調了的，特征化了的女性魅力。就是這魅力使她們成為全世界男子的憧憬，成為都市危險的存在。”而“女星們的魅力都是屬於性的”，“就是一種個性美和性感的化合物”。
好萊塢女性以絕代芳華的迷人魅力給上海女性衣食住行、戀愛婚姻等各方麵以模仿的樣板，從而改變了上海女人的精神麵貌和體態風情。其中突出女性“性征”的裝扮，即女子在著裝方麵體形曲線美的凸現，成為激發男子“戰栗和肉的沉醉”的最重要的動力源，為上海成為桃色的情欲之園塗抹上最為令人戰栗的色彩。
對於男性而言，對女人的觀看也便以流行的摩登女郎為審美標準，自然也影響到男性的戀愛、擇偶。而這種對女人的要求，同時也助長了上海的情色之風。施濟美《十二金釵》中寫到居住在蕪湖的李楠孫，其未婚夫吳光宇到了上海之後，給她的信日益減少，日益冷淡，個中原因是“上海是一個花花世界，花花世界裏漂亮的女人太多了，看慣了上海的女人，吳光宇嫌自己的未婚妻土氣十足，上不得台盤”。為此，李楠孫為了攏住丈夫，到了上海，竭力去作摩登女人，燙了頭發，買了眉筆、胭脂和唇膏，拚命模仿將《現代小姐須知》研究得十分透徹的時髦女子安妮。楠孫原本是個木訥的鄉下女孩，“無表情的臉，平板的聲音，說話做事都有點木木然，甚至連笑都不大會笑的樣子，像泥製的麵具”，“跟一杯開水似的，淡而無味”。但經過拚命學習，李楠孫變成了一個“上海的女人”：名字改為洋味十足的“蘭姍李”，“知道用怎樣一個方法去處世，去對待她的未婚夫，以及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她的無表情的臉上，差不多進步得連眉毛眼睛都會說話”，“她又熟悉了許多化妝品的牌子和用途，香水是應該灑在什麼地方的？肥皂要傷害皮膚，臉上隻要天天塗些油和冷霜，再擦掉，然後再塗，再擦掉……就算洗臉。發亮的衣服要留到晚上穿，耳環別針項鏈一類的飾物要戴得不多不少，恰到好處，口紅與胭脂的色澤要押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