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孫經過一番包裝後，未婚夫對她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作為鄉下女子的李楠孫，原本女性的“性征”並不突出，到上海以後，她按照男子的意願、喜好來改變自己，學習的是女人風情萬種的女性“性征”的一麵，以至於幫傭王媽都感慨“古時候的人講究個‘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如今世道變了，什麼都反了”。由此也可看出，好萊塢中肉感的女性也給男子的情欲對象提供了範本，而女子為了取悅男子拚命把自己裝扮成激發男性色情欲望的對象。《十二金釵》中的時髦女子安妮，整天別無他事，捧著一本《現代小姐須知》研究女子的化妝、衣飾以及接人待物，其目的就是為釣一個金龜婿。女子為攀附新貴，竭盡所能模仿好萊塢中影星之裝扮，突出其女性特征，由此也助長了上海色情之氛圍。
三
情色還和上海作為現代化大都市所構築的“陌生的人群”式的都市有關聯。費孝通說，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禮俗社會，熟悉是這個禮俗社會最大的特點。“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鄉民，他們平素所接觸的是生而與俱的人物，正像我們的父母兄弟一般”，“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製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而上海自1843年開埠後，外來人口湧入，經過短短的五六十年的時間，到了20世紀30年代已發展成一個現代化大都市，在世界上排名第五。這個大都市和傳統宗法製社會最大的不同是流動人口多，聚集的是一群“陌生的人群”，這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及行為選擇。本雅明在分析波德萊爾筆下的遊手好閑者時指出，大城市的功能之一是“在這裏，大眾仿佛是避難所，使得這類脫離社會的人免遭懲罰”。在都市陌生的人群中，身邊潮流一樣湧過的人都是與己無關的“一種數字的存在”，所以身居其中的人不必刻意保持一種完美的行為——在熟悉的人群中為樹立自己的良好形象才保持的那種完美的行為。這一點在儒家思想觀念深厚的傳統中國社會有其重大意義。支撐中國幾千年家族製社會結構的儒家文化，強調的是血親倫理，傳統中國社會中一個個的家族就是以血緣親情為中軸而串聯起來的。處在家族中的個人，從來就不是獨立的存在，而是整個家族血緣網絡中的一個節點。個人的成敗榮辱也不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事關整個家族的聲譽。所以，在家族中生活的子女，隻能恪守家族規範，不能有一點有損家族聲譽的行為。而進入上海的家族中的子女，便可脫離家族的管製，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生活，尤其是能放得開手腳去做壞事。正如安德魯·辛克萊所說，“19世紀道德觀之所以成為令人壓抑的威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不能逃離那個地方，因而也無法避免過失的結果”。《海上繁華夢》中寫到在鄉村中安分守己、視錢如命的錢守愚，到了上海，像“著了風魔”，為色所惑，“忽然手鬆起來”，後中了“仙人跳”騙局、賭場騙局，鬧到險些丟了性命。高長虹借小說中的人物說，上海是“迷人的世界”，“一個人到了上海便覺得無論做什麼，都是應當的。住在上海的人不能夠有是非的觀念。動而已”。這從某種程度上展現了上海現代化的商業環境給人帶來的欲望驅動力。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上海租界中的外國人也是脫離了其家庭束縛的在外寄居者，他們的介入，使上海變成了放縱情欲的樂土。“就像一個在莊嚴的大家庭裏循規蹈矩的男人難免在外麵格外胡作非為一樣，一切在法律或者教規禁止以內的情欲因素都可能在殖民地領土變本加厲地膨脹。”所以，上海無形中擔當了西方文明的“情欲排泄口的功能”。
上海的一位資深新聞記者、冒險家朱子家也說，上海從一個小漁村變成現代都市，女人是其情欲動力。沒有了女人，上海會怎樣？朱氏說，男人會對金錢喪失興趣，甚至對生活喪失興趣。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現代曆史時期，上海的“情色”特色與其現代性所構築的都市環境有密切的關聯，而與此同時，女人的存在——亦即情色的存在也促進了上海現代化都市的進一步發展。
(作者單位：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