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新文學作家的序跋觀
彭林祥
序跋作為中國古典文章中一個特殊的“文類”(genre)，從西漢至清末，眾多文人、學者對其起源、性質以及功能等均有深入的探討。“五四”新文學以來，隨著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的初步完成，新文學序跋也隨之誕生。新文學作家在畢生的寫作過程中，不但寫作了大量的序跋，而且還對序跋類文體發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總結探究新文學作家各自不同的序跋觀及其功能，對於深入認識新文學及其創作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一、序跋必要性的總體看法
新文學作家在序跋寫作實踐中，對書前後附序跋發表了各自的看法。需要注意的是，因序有自序和他序之分，新文學作家對自序和他序的態度又有差別。
大多數新文學作家對書前後附自寫的序跋幾乎都認為有其必要。魯迅是主張作品應該有序跋的，且為自己的編、著、譯寫了大量序跋。自1903年在日本弘文學院學習時為他的翻譯作品寫的第一篇序《〈月界旅行〉辨言》起，直至逝世止，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有自寫的序跋，而且大部分是序、跋都有，有的還不止一篇序跋。有人曾據1981年版魯迅全集作過統計，魯迅為自己的作品寫作的序跋至少有150篇，占總篇數的15%左右。在《〈準風月談〉後記》中，他說：“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話也過得去。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善，所以我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以外，隻在要這一本書裏所畫的形象，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為了一條尾巴’。”在魯迅看來，序跋不是作品可有可無的點綴，更不是庸俗無聊的捧場，而是作品不可缺少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所以有“沒有木刻的插圖還不要緊，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卻實在覺得有些遺憾”的感歎。朱自清也主張書前有自序。“他一生寫過許多本書，除早期的一兩本外，都寫了序。”蕭乾也讚成寫自序，他從讀者接受的角度，認為“寫序跋既是一本書作者對讀者應盡的義務，也是他(她)自己應享的權利。這個權利不可放棄。這個義務也不能逃避”。此外，對於翻譯作品，序跋更是必不可少。餘光中結合自己的閱讀經驗認為：“一本譯書隻要夠分量，前麵竟然沒有譯者的序言交代，總令人覺得唐突無憑”。翻譯家智量不但主張譯作要有譯序，而且認為最好是譯者寫的譯序：“我認為，每一本外國文學翻譯作品，都應該有一篇認真寫來的譯序，這是對讀者的必要的引導。如果允許我對翻譯界的朋友們提一個不算苛刻的要求的話，我認為譯序應該由譯者自己來寫，而不要另請名家，因為你作為譯者，有必要也向讀者彙報你是怎樣理解和評價這部作品的。”
但是，新文學作家對於作品前附他序卻有分歧。“他序”就是指除了該書的編著者之外的人所寫的序跋。魯迅的作品不但有自序，也有他序，如他與顧琅合著的《中國礦產誌》就有馬良(相伯)的序。同時，魯迅也為別人的著作寫了大量的他序，如為了支持和扶植的青年作家，使他們的作品能早日發表出版，魯迅到處奔走，親自寫序。據統計，魯迅曾為49位青年作家的54部作品寫過序跋。與魯迅樂意為別人作序相反，許多作家就很不願意寫他序。如郭沫若曾說：“我向來是不大肯替人作序的，不是由於拿身份，而是由於不敢拿身份。因為大凡替人寫序的人，自他雙方都覺得比作者還要高明，不是言不由衷地恭維一大篇，便是老氣橫秋地指責一兩點。”他甚至認為“替人作序之類就是等於做媒婆。天地間做侮辱人的事情的人，我想怕要以媒婆為天字號第一號的角色”。巴金在《謝絕寫序書》也說：“我素來不讚成替別人寫序的辦法。我自己的譯著也不曾要別人寫過序。”有人向蕭乾求序，他也委婉地拒絕說：“……最能指引讀者的，還是作者本人。旁人總難免隔靴搔癢，甚至會客氣恭維。”“由我這老頭子在你書前亂彈幾句，豈不可惜？那樣，你既委屈了自己，也有負於讀者。”文獻學家張舜徽也曾說：“顧氏又雲：‘人之患在好為人序。’此可深長思也！舜徽終身謹守是言，不甘為人序書。”當代作家秦兆陽也“向來不愛為別人的著作寫序”。作家們願意為自己的著作寫自序，但不願為他人作序，更見出他們對序跋寫作態度的慎重和嚴肅。
但曆史的吊詭之處在於，盡管一些作家、學者聲稱不寫他序，但他們仍然寫了大量的他序。有些作家如郭沫若、巴金等，即使聲明不願寫作他序，但他畢生所寫的序跋中，他序的數量也相當大。餘英時在考察古代的“他序”時，對這一傳統形成的心理背景進行了探討。他認為“求序者是‘同氣相求’，寫序者則是‘同聲相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結果是作者與序者之間達成了一種互為‘知音’的精神交流，而且是既自由又平等的交流。作者固然必須有自己的真知灼見，序者也必須言出肺腑”。在新文學序跋中，大多數“他序”同樣具有這樣的心理特征，它們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對自序、他序都持反對態度的也大有人在。如開元(即沈啟無)在他的詩集《〈思念〉題記》中說：“其實自己為自己作序，也是不必要的，別人寫也不必要，總之是多餘的東西。”李唯建也不讚成為書作序，“因為一本書的如何，讀者自然能品評的；在書前冠或在書後附一後序，我都以為不必”。老舍也不願意給自己的作品寫序跋，“我向來不給自己的作品寫序。怕麻煩；很立得住的一個理由。還有呢，要說的話已在書中說了，何必再絮絮叨叨？再說，誇獎自己吧，不好；咒罵自己吧，更合不著。莫若不言不語，隨它去”。老舍最早的四部長篇小說就都沒有序，但是，後來老舍仍然為自己的作品寫了不少的序。錢鍾書在《圍城》日譯本序中也表達出不願作序的看法：“作品好歹自會說它的話，作者不用再搶在頭裏、出麵開口；多嘴是多餘的。”例外的情況也有，俞平伯對序跋的態度經曆了一個由否定到讚成的過程。早年，他認為出版詩集不必有序，他尤其反對“恃序以詮詩”的做法。因此，他對自己的第一部詩集《冬夜》初版時曾冠以兩序——朱自清序和自序而感到後悔，以為它們是“如象之巨座，蛇之贅足”，故而到了詩集《西還》出版時，便不再作序跋(散文集《燕郊集》出版時也是如此)。但是後來，他終於發現“不帶一點披掛以求知遇”的《西還》，“果然不為世所知”，於是，抗戰勝利後出版的《遙夜閨思引》長詩，他竟然為之作了序跋共計十八篇。
周作人無疑是持序跋可有可無的觀點的代表。他在《〈看雲集〉自序》中說：“書上麵一定有序的麼？這似乎可以不必，但又覺得似乎也是要的，假如是可以有，雖然不一定是非有不可。”他無疑點出了序跋與書之間的相對關係。在一些作家看來，出版作品並不一定非要在前後附上序跋，序跋與作品並不構成必然聯係。許多作家如葉聖陶、許地山、丁玲等，並沒有在他們所出的每本書前後附序跋。
二、序跋功能的看法
關於序跋的功能，作家們從不同角度發表了各自的看法。從便利讀者閱讀的角度看，鬱達夫的讀書經驗是：“看書的時候，也愛看看那些寫在書前麵的緒言導詞之類，有時患著無事忙病，就有憑了一篇序文而來決定要不要把那冊書讀完的行動。”這是從一個讀者的角度來說的。從作序者的角度看，序跋給了著者一個說明作品的用意或者為他自己剖白並且答複他的批評家的機會，如巴金的《〈寒夜〉後記》、曹禺的《〈雷雨〉序》、《〈日出〉跋》等。從圖書的出版發行看，序跋不但是圖書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會為圖書的宣傳和促銷帶來便利。所以，王禮錫認為“‘序’對於一本書的作品，或者是增光、或者是提要，與索隱”。
從讀者來看，就是希望通過序跋能幫助自己更好地理解作品。如葉聖陶認為“序文的責務，最重要的當然在替作者加一種說明，使作品的潛在的容易被忽視的精神很顯著地展開於讀者的心中”。老舍也認為：“序的正當作用是扼要的精到的介紹一本書、一作家的思想與特點，使讀者在讀前有個清楚的認識，或在讀後有個意見的參證。”吳泰昌則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一篇寫得好的序文，對急於進山采擷‘珍寶’的讀者，真猶如一位引路的向導。”作為與作品距離最近的序跋者，他在序跋中對作品的內容、主旨等的交代和說明，可幫助讀者更好地閱讀和理解作品。同時，序跋中關於作者個人情況的介紹，也使讀者有了理解作品的背景。餘嘉錫曾說：“吾人讀書，未有不欲知其為何人所著，其平生之行事若何，所處之時代若何，所學之善否若何者。此即孟子所謂知人論世也。”序跋正是我們閱讀時“知人論世”的好材料，“把作者的生平，如性情，境遇，乃至麵貌、身材等，等等，同寫生一般敘述下來作為序文，也就大有刊載於卷首的價值。因為這樣可使讀者與作者心心相通，到閱讀作者的作品時，便絕無翳蔽和誤會了”。與葉聖陶持同樣看法的還有陸誌韋和艾蕪。陸誌韋在《〈渡河〉自序》中說：“我常說作序的本意，為了使讀者認識作者的生平。因為作者的主張，尋常人看了他的著作，大概不致有所誤會。”艾蕪則對“他序”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別人代作的序跋，也是很寶貴的，他了解作者的生平，又讀過作者所著的書，會提供很好的材料，是讀者能夠充分了解其人其書，而不致感到困惑。”除了對普通讀者外，研究者也能從序跋中得到研究的參證。如臧克家在《〈中國新詩集序跋選〉小序》裏說：“序跋，雖然不一定是長篇宏論，可是，它的意義卻是不小的。詩人對詩歌問題的看法，對作品的要求與評價，憑個人的親身經驗而道其甘苦，對於一般讀者、詩論家以及從事詩史寫作與研究的同誌，都是有啟發和參考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