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書外邊”和“書裏邊”並不是截然內對立的，絕大多數新文學作家是兼顧二者，一篇序跋中包含這兩方麵內容，而且這兩個方麵仍以“書”聯係起來，很難嚴格分開。如魯迅的《〈呐喊〉自序》就是一篇包含兩方麵內容的例子，既有對自己家庭、求學經曆的介紹，也有對自己開始創作的記敘；既總結了自己過去一段時間的思想經曆，也闡述了本書的來由和目的；既是一篇自傳，也是一篇創作談。周作人的序跋盡管多指“書外邊”，但也還是堅持“以一書為標的，說的較有範圍”。
四、序跋寫作的見解
新文學作家都有寫作序跋的經曆，自然對序跋的寫作也有切身的體會，在各自的文章中也發表了各自的觀點。下麵具體論述。
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體，序跋的寫作與詩歌、小說等相比自有其獨特之處。自序主要是作家本人申說作品創作的緣起、經曆以及所要表達的目的等。看似容易，但大多數作家仍發出難寫的感歎。如林紓在《春覺齋論文》中說：“書序最難工，人不能掩有眾長，以書求序者，各有專家之學。譬如長於經者，請序史學；長於史者 ，請序經學。惟既名為文家，又不能拒人之請。故宜平時博覽，運以精思。求序之書，尤必加以詳閱，果能得其精處，出數語中其要害，則求者亦必饜心而去。”林紓所說並不是謙虛之詞，實是古今亦然。魯迅曾說自己不善於作序，周作人也發出了“序實在不好做”、“我知道序是怎樣地不好做，而且也總不能說的對或不錯，即使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寫一篇小小的小序”、“序固不易而跋亦複難，假如想要寫得像個樣子”的感歎。唐弢的切身體會是“序，確實是一種受人歡迎而又不容易寫好的文章”， “寫序難，為學術性的著作寫序——對某種研究成果發表意見——就更難”。而對於他序的寫作，寫作者不但要有專業的知識，了解該書的內容，更要對作品有準確的理解和評介，同時，還要了解著者的生平、經曆以及該書的寫作過程等，更重要的事，還要讓求序者滿意。寫序者對著者為文角度與分寸最不易把握，所以幾乎視為畏途。可見，無論是寫自序還是他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有人持相反觀點，如季羨林就曾說：“序跋這一種體裁沒有什麼嚴格的模子，寫起來，你可以直抒胸臆，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如果把其他文章比做峨冠博帶，那麼序跋(當然也有日記)則如軟巾野服。寫起來如行雲流水，不受遏止，欲行便止，圓融自如，一片天機。寫這樣的文章，簡直就是一種享受。”顯然，在他看來，序跋是一種很容易寫的文章。
不管序跋難寫與否，許多作家還是結合自己的序跋寫作經驗，提出了如何寫作序跋的方法。周作人就認為“作序是批評的工作，他須得切要地抓住了這書和人的特點，在不過分的誇揚裏明顯地表現出來，這才算是成功，跋則隻是整個讀過之後隨感地寫出一點印象，所以較為容易了。”洪仁平也把序跋視為一種批評，“贈人的叫贈子，評書叫序跋，所以序跋的體例中，包含批評的成分很多”。既然是批評，自然要對作品的內容、風格等加以評定，鑒定優劣。
曆來的序跋容易出現“人(別人)為之每譽之過其實，己為之又歉而不當”所以，寫序跋(無論是他序，還是自序)都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寫作原則。孫犁寫作序跋的標準是：“正序之體，應提舉綱要，論列篇章。鼓吹之於序文，自不可少，然當實事求是，求序者不應把作序者視為樂傭。” 又說：“好的序跋的標準：極有情致，極有分寸。”季羨林的序跋寫作也堅持這一寫作原則：“序中可能有一點廢話；但是決沒有假話、大話、空話。對於每一本要我寫序的書，我也盡量避免使用溢美之詞。總起來看，我對書的評價總算是實事求是的。”魯迅、葉聖陶、茅盾、巴金等大多數新文學作家的序跋，都堅持了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原則，如茅盾在為孔另境的作品《斧聲集》作序時，並未因為著者是自己的親戚而大肆吹捧一番，反而在序言的開始就指出其作品的不足。
但也有一些作家礙於人情，寫一些充斥隔靴搔癢、空洞乏味、不負責任的過譽之辭的序跋。魯迅在《序的解放》中對當時文壇的一些文人利用序跋來相互吹捧的風氣給予了猛烈的批判：“因為自序難於吹牛，而別人來做，也不見得定規拍馬，那自然隻好解放解放，即自己替別人來給自己的東西作序，術語曰‘摘錄來信’，真說得錦上添花。‘好評一束’還須附在後頭，代序卻一開卷就看見一大番頌揚，仿佛名角一登場，滿場就大喝一聲采，何等有趣。”所以，他在為劉半農校點的《何典》寫的題記中說：“我是最不擅長於此道的，雖然老朋友的事，也還是不會捧場，寫出洋洋大文，俾於書，於店，於人，有什麼涓埃之助。”許廣平就曾說：“魯迅先生凡有寫序，都不是空泛敷衍，必定從頭到尾，細讀一過，然後執筆，所以讀了他的序，對於原書已經十得八九，真夠得上忠實二字。”餘光中為別人作序時，主張自己成為求序者的諍友，“要說些實話，提些忠告，必須如此，這篇序言才真正對得起受序人，對得起讀者，也才對得起寫序人自己”。
同時，序跋作為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作品本身不但在內容上有聯係，就是寫作風格上也應相契合，針對不同風格的作品，應該有不同文筆的序跋。魯迅的序跋，在體裁、風格、語言上總是努力和正文相一致。如《野草》的《題辭》是一篇散文詩，它和集子裏的各篇在藝術風格和語言特色上是完全一致的。《偽自由書》等雜文集的後記，寫得幽默潑辣，也是和正文采取同一格調。此外，郭沫若、朱自清、葉聖陶等人所寫的序跋也竭力與正文在風格上保持一致。所以，秦牧認為“為了適應各種書籍的內容，(序跋)文筆也應該多用幾套。有的嚴肅，有的輕鬆，有的華麗，有的樸素”。
任叔永說：“我曉得替一本書做序，好象主席人致介紹詞一樣，說多了是要使人生厭的。”作為附屬性序跋，最好短小精悍，不要長篇大論，切忌“喧賓奪主”。新文學作家的序跋中，長篇大論較少，大多篇幅短小。當然，篇幅短小僅僅是一個方麵，內容更要精煉。“序言長短，正如一切文章的篇幅，不能定其高下，關鍵仍在是否言之有無，持之有理，否則再短也是費詞。”餘所以，序跋文內容要“畫龍點睛，或擊中要害”。新文學作家如魯迅、茅盾、老舍、周作人等的序跋無一不是如此。
綜上，在序跋有無方麵，大多數作家讚成書前有序或書後有跋；在序跋的功能方麵，序跋不但有導讀和宣傳之用，更是作者自我表達的一個重要平台；而在序跋的內容上，他們大都認同內容要圍繞所序之書，主要包括“書外邊”和“書裏麵”兩個方麵；此外，對於序跋的寫作，許多作家也都結合自己的寫作經驗發表自己的看法。這些吉光片羽雖多散見於他們所寫的序跋中，但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而言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單位：廣西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