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革命與啟蒙的辯證——重思1932至1935年的“文藝大眾化”討論
宋玉耿傳明
“文藝大眾化”一詞兼具廣狹兩義。狹義地說，這一文學史名詞專指中國20世紀30年代中前期的一係列文藝創作、理論建設及社會實踐，《文藝大眾化問題討論資料》將其概括為“三個階段，三次討論”，其中“第一、二次討論都由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直接領導和發動，第三次討論也是在‘左聯’的影響和支持下展開的”下文凡引用此書之處皆簡稱為“資料”。；泛論之，涵括了“文藝大眾化”在內的“大眾化”(及與之相反相成的“化大眾”)則是20世紀中國最為強勁的社會與思想潮流之一，時至今日，我們仍能聽見它的回響。有關“大眾化”的曆史敘事通常以清末民初為起始，而20世紀30年代則是一個過渡性的時間段落，它所傳達的曆史與社會矛盾都萌蘖於前一個十年的文化焦慮，直至後一個十年才獲得來自政治權威的裁決。盡管這種富於目的論色彩的曆史解釋化約了不同論爭場域的差異性，但它十分扼要地拈出一組基本線索：“大眾”同時是革命動員與啟蒙教化的對象，革命與啟蒙既是“大眾化”的手段，亦是其目的。
由此，有論者20世紀將30年代“文藝大眾化”討論視為“大眾化”的拐點，“五四”文學革命的啟蒙主義光暈被服從於左翼激進政治的“大眾化”口號所蕩滌，自茲開啟了此後近半個世紀的民粹化的語言與文學運動。這種“革命壓倒啟蒙”的論調實為“救亡壓倒啟蒙”的翻版，暗指政治性的“大眾化”反對啟蒙，是知識分子主體性迷失的根源。然而此種論述卻罔顧另一基本事實：在左翼作家兩次大規模討論大眾化問題後，接過“大眾”旗幟、力倡大眾語的恰是一部分非左翼文化人，其目的則在於反對其時的尊孔讀經逆流，希圖接續“五四”文脈。革命與啟蒙的複雜辯證演化，似乎不是一句“革命壓倒啟蒙”就可囊括的。
另有學者試圖打破啟蒙與救亡的兩極化敘述，以現代性批判的眼光重審整個20世紀“文藝大眾化”思潮。“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在具體曆史脈絡中呈現出相當複雜多重的演替形態，因而“20世紀中國‘文藝大眾化’思潮不同階段的現代性嬗變，也具有差異乃至衝突的性質……這種嬗變既使不同階段的斷代研究成為必要，同時使貫通各個階段的思潮統一關聯性研究更形困難”。也就是說，現代性在不同曆史語境中常常呈現彼此斷裂、抵牾的具體的問題意識，但它本身又是使“文藝大眾化”得以統合為一個潮流的深層線索。將“文藝大眾化”納入現代性批判的視野，雖然有拿思想史研究取代文學史的偏頗，但無疑也對進一步討論革命與啟蒙的相互化生具有啟示作用。
綜上，本文的核心關切在於：在“後五四”的語境中，如何重估革命與啟蒙的關係？ 20世紀30年代以上海為中心的“文藝大眾化”浪潮開辟了哪些區別於以往的新思路？這些思路在實踐過程中、在不同外力作用下產生了怎樣的變異？從中我們能否重新勘定某些獨特的、兼具革命與啟蒙色調的思想？帶著上述問題，本文首先以1932年“左聯”關於“文藝大眾化”討論為切入點，通過對幾篇論戰文章的細讀，對“左聯”領導人瞿秋白倡導的“革命的大眾文藝”、“無產階級的五四”等概念所蘊含的思想價值重作探研。其後，本文將參照1935年前後“大眾語論爭”中《太白》雜誌同人的大眾化主張，探討瞿秋白的革命性思想在這些秉承“五四”啟蒙主義精神的言論中是否得到了轉換式的延續。
一、瞿秋白的“革命的大眾文藝”構想
“從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聯’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擺脫了‘左’的桎梏，開始了蓬勃發展、四麵出擊的階段。促成這個轉變的，應該給瞿秋白記頭功。”在茅盾的這段表述中，“轉變”是最重要的關鍵詞。該月，由馮雪峰起草、瞿秋白付出大量心血的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以下簡稱“決議”)經“左聯”執委會討論通過，首度將“文藝大眾化”明確為“第一個重大的問題”、“目前最緊要的任務”，從而開啟了“左聯”的“大眾化”轉向。而瞿秋白的兩篇論文《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以下簡稱“普洛”)和《大眾文藝的問題》(以下簡稱“大眾”)則真正將“決議”所包含的方針鋪陳為切實的課題。從寫作時間看，“普洛”(作於1931年10月25日)的定稿恰在“決議”頒行之前，但它遲至翌年4月才在《文學》半月刊創刊號上發表。因此，雖然“普洛”屬於1932年論爭的一部分，但它與論爭中其他各篇的聯係並不大。挑起一時爭論、在以後的歲月中亦一再被提及的，是署名“宋陽”的“大眾”一文。
然而，在“普洛”與“大眾”兩個文本之間，存在著不可輕忽的關聯。比較兩篇論文，“大眾”的篇幅隻有“普洛”一半左右，芟夷了關於“大眾文藝”創作態度的探討(即“怎麼樣寫”一節)，同時延續並更加突出針對“用什麼話寫”、“寫什麼東西”的問題的研究。具體而言，“用什麼話寫”的疑惑來自當時混亂的語言文字狀況，不僅古文的文言及梁啟超式的文言尚有市場，雜湊了“中國文言文法歐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現代文法以及古代白話”的“五四”式白話亦已蛻變為一種“新文言”，“根本是口頭上讀不出來的文字”；相形之下，章回體舊小說式的白話發源於民眾的口頭文學，但不是現代人所說的口語，至多“也隻是明朝話或者清朝話”；所以，普洛的、革命的大眾文藝“要用現代話來寫，要用讀出來可以聽得懂的話來寫”，“尤其應當從運用最淺近的無產階級的普通話開始”。“寫什麼東西”則是因體裁與形式而起的質詢，在這個問題上瞿秋白反對歐化程度較高的新式白話體裁，也不甚讚成泛泛地鼓吹“新的”形式，他更加傾向於說書、灘簧、小調以及連環圖畫等“舊的”、和口頭文學離得很近的形式，但也警醒於一種投降主義式的盲目模仿，要求必須加以改革。
從“普洛”到“大眾”，一以貫之的是瞿秋白對於大眾文藝的語言、形式等方麵建設的孜孜鑽研態度。然則瞿秋白絕不僅僅是就“言文一致”的目標開展純粹技術性的思索，而是賦予了大眾文藝以特殊的“革命”意涵。在“普洛”一文中，已經出現了“由無產階級反對著資產階級而完成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任務”。這一表述；而“大眾”則進一步將“普洛大眾文藝”演述為“革命的大眾文藝”，繼而用綱領式的語言闡明了新文藝的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