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前述左翼作家相較，馮雪峰與周揚的表態更加耐人尋味。馮雪峰認為“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利用這種大眾文藝的舊形式，創造革命的大眾文藝”，但他強調“我們的用意是為要和大眾一起地從舊的大眾文藝裏脫離出來，和大眾一起地向著新的大眾文藝去的”。不過，與這種從舊形式中逐漸創建新形式的“革命”相比，馮雪峰更認同於直接采用“國際普洛革命文學的新的大眾形式……即如報告文學，牆頭小說，大眾朗誦詩等等”。與馮雪峰相比，周揚的表達更西化、更直接：
大眾文學應該采取怎樣的形式呢？在這裏，小的形式(Small forms)，如Sketches，簡單的報告，政治詩，群眾朗讀劇等，是非常有用的，它們是單純的，明快的，樸素的，Dynamic的Heroic的起應。
雖然此時有關“革命的大眾文藝”的討論尚未結束，但周、馮二人的發言已經為其定了調子。在1934年由“大眾語”而起的論戰中，我們很難見到將語言與形式因素結合起來考慮的文藝論文，交鋒的中心全然移向了語文問題一側。
三、“後五四”與《太白》的大眾語實踐
1935年10月21日，鄭振鐸完成了他為《中國新文學大係·文學論爭集》撰寫的導言。在導言的最後一部分，他寫道：現在離開“五四運動”時代，已經將近二十年了，離開那“偉大的十年間”的結束也將近十年了，然而白話文等等的問題也仍還成為問題而討論著。……
三番兩次的對於白話文學的“反攻”，乃正是白話文運動裏所必然要經曆過的途程。……所以像章士釗乃至最近汪懋祖輩的反攻，白話文運動者們是大可不必過分的憂慮的——但卻不能輕輕的放過了這爭鬥的機會！有時候不願意重說一遍的話，卻也竟不能不說。
我們不難聽出鄭振鐸的“弦外之音”，它遙遙指向此前一年因汪懋祖《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而引燃的大論戰，論戰高潮雖已經過去，個別的議論仍在延續。這場爭論牽涉進多股社會力量(國府官員、國語派學者、北方的自由主義文人、獨立撰稿人以及不同學科背景的教育界人士等)，形成了相當開闊的公共討論場域，而眾聲喧嘩的狀況也使討論的議程充滿了頗富戲劇性的轉折。汪懋祖被鎖定為文言複古派本屬偶然；陳子展、陳望道標舉“大眾語”，卻(經由曹聚仁“煽風點火”)引來“北方學者”的聯袂表態；地方土語實踐與統一國語的衝突、漢字拉丁化與國語羅馬字的對壘，最終彙流為關於簡化字的共識。很顯然，在整理1919至1927年這“偉大的十年間”的文學論爭的過程中，鄭振鐸也融進了他對眼下問題的鮮明立場。
就在這篇導言定稿之前的一個月，由陳望道主編、上海生活書店發行的《太白》半月刊出到第2卷第12期後終刊，鄭振鐸正是《太白》的十一位編委之一。《太白》定位於“簡明文字的語言藝術雜誌”，正如其刊名所暗示，選登的文章全部用最白的白話文寫成。也可以說，創刊於1934年9月20日的《太白》是“大眾語論爭”進展至一定階段後集結起的“大眾語陣營”的主要陣地，與國語學者、《論語》派的“白話夾文言”小品文作者形成對峙。用大眾語的鼓吹者之一、語言學家樂嗣炳的話講，“敵人叫囂要我們拿出大眾語的貨色來，《太白》就是貨色”。
事實上，雖然《太白》經常刊載徐懋庸、周木齋、聶紺弩等人的具有戰鬥鋒芒的雜文，但其著力點是在“大眾語”、拉丁化或者民間文藝的建設與發掘上；換言之，無論雜文還是狀物抒情的散文，它們本身也是新的簡明語言規範的示範性作品。“科學小品”這一體裁是由《太白》首倡，供稿者包括周建人、顧均正、賈祖璋等人，它不隻是在“閑適”“性靈”的狹小天地外擴展小品文生命力的可貴嚐試，亦可理解為對科學知識的一次“大眾化”。葉聖陶、陳子展撰文介紹昆曲、灘簧、花鼓戲等民間文藝形式；陳望道等人一方麵探討采用表音文字記述方言土語的實施方案，另一方麵則從理論(譯介蘇聯語言學家馬爾的學說)與實證(黃芝崗的《湖南歌謠和廣西歌謠的流通》以及廖沫沙等人的對話記錄)兩重維度去尋求地方土語交融、建構為新的普遍國語的可能性。
不難發現，《太白》的探索方向與瞿秋白的主張時有不謀而合之處，當年即有國民黨禦用文人指控大眾語的“提倡不是始自現在，那時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數年前已經很熱鬧的討論過——這是繼普羅文藝而來的”。不過，在《太白》同人與瞿秋白這些相近的表象背後，畢竟由相異的邏輯在推動：前者以啟蒙的接續者自任，不惜以反白話的方式(提倡大眾語)保衛白話果實；後者則以革命家的姿態宣示了一種與“五四”斷裂的意誌，雖然宣稱是要完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未能完成的民權革命，但革命後的文化圖景是迥異於“五四”的。如果我們將《太白》同人所組成的大眾語營壘視為“五四”從啟蒙主義者中分化出來的“革命派”，那麼“革命家之中的啟蒙者”這一頭銜，則是對瞿秋白再好不過的描述了。
進入20世紀30年代後期，“大眾化”與民族解放戰爭的巨流纏裹在一起，瞿秋白及進步文化人有關“大眾化”的語言、形式的思考被定性為粗淺的認識，取而代之的是“本質的大眾性”、“強健深廣的革命內容”、“思想感情的人民性，生活的強健與廣闊”等等。當“大眾”上升為一種泛泛的、全局性的宏大敘事，其內部蘊含的“辯證”張力也隨之退隱，“革命”與“啟蒙”的豐富意涵皆不複存在。
(作者單位：宋玉清華大學中文係耿傳明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