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名家名作研究 第一節 一樁擱置了三十年的詩壇公案——圍繞孫犁《瑪金詩選序》的評述
閻慶生
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孫犁與瑪金這兩位老延安、晉察冀戰友之間，發生了一樁詩壇公案。這樁曆時已整整30年的詩壇公案，至今尚無論者置評。
一
1982年4月14日，孫犁應老戰友、詩人瑪金(1913—2000)之邀為其即將付梓的詩選寫了一篇序言，全文約1500字。不料，誠心寫出的這篇序言，很快即引發了一場波折與是非：先是征序者瑪金兩發“加急電報”，力陳“萬勿發表”，“一定把序言文撤下，以免影響詩集出版”雲雲；其間，又有一長信略謂：如將此序用在書上，或在任何期刊發表，將使他處於“難堪的境地”。寫序者孫犁本人，當初寄發序文時，“稿末照例附言：如不能用，切勿勉強”。當他接到瑪金的長信後，“即刻致信刊物，追回稿件外，仍以老友資格，去信向他作了一些解釋和安慰”，而對方仍未能消氣，遂有拍第二封加急電報之舉。瑪金的上述言動，使孫犁產生了“這真是當頭棒喝，冷水澆頭”的感受，隨之“若有所悟，亦有所感”。他的“所悟”與“所感”見之於這年6月16日寫的《序的教訓》一文。從該文可以看出：此次寫序事件對孫犁產生了不輕的刺激，造成了在他一段時間內的不愉快乃至痛苦——而聲明“從今而後，不再為別人作序”就是他不快的表征。重要的是，在《序的教訓》一文中，孫犁作為一位老作家和編輯家，針對當下文壇風氣彰明較著地闡發了“實事求是”的作序原則，連類而及提出了“出版社收稿”的標準和“讀者買書”的權衡，並對自己以往寫序尤其此次為瑪金詩選寫序作出了反思。應該說，《序的教訓》一文，是孫犁晚年的一篇力作，對當代寫序之事是一個有力的警示——不限於文藝界。
征序者既然拒用此序，那麼這篇出自孫犁手筆的序言被湮沒是自不待言的。吊詭的是，在孫犁發表了《序的教訓》(1983年1月 26日)一文，表達對征序者的微詞整整14年之後，安徽教育出版社於1997年5月出版的瑪金另一詩集《風暴，我靈魂的音樂！》中，卻赫然將孫犁這篇《瑪金詩選序》收入“附錄”之中。查1983年4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瑪金詩選》——亦即1982年春詩人瑪金向孫犁征序出現波折、因而延遲了一年才出版的那本詩集，書前既無序言，書後又無後記與附錄。而事過14年後出版的《風暴，我靈魂的音樂！》一書的11篇附錄之中，孫犁的《瑪金詩選序》排在第4篇，此前是瑪金的詩論、書評2篇，少作(詩)1篇；此後是關於瑪金詩歌的評論6篇，另有《瑪金小傳》1篇。上述種種跡象表明：詩序風波一年過後、《瑪金詩選》付梓之際，詩人瑪金對孫序的氣還未消除；直到風波過去十多年之後，瑪金雖將孫序收入另一部詩集，但卻置於“附錄”之中且與6篇評價較高的評論並列而詩人本人對此舉並未置一辭——這就昭示瑪金對孫序的基本看法並未改變；在本文作者看來，瑪金在《風暴，我靈魂的音樂！》的附錄中收入孫犁十多年前為另一詩集所作的序言、使之在久被湮沒之後浮出水麵，不排除有“立此存照”，讓讀者和評論界去評論之意。而《風暴，我靈魂的音樂！》一書“附錄”中所收6篇關於瑪金詩歌的評論多為大力褒揚之作，卻未道及此前孫犁為《瑪金詩選》寫序這樁詩壇公案。《風暴，我靈魂中的音樂！》出版迄今15年，而孫犁為《瑪金詩選》寫序至今已曆30個春秋——看來，這樁被擱置了近三分之一世紀、受到“冷處理”的詩壇公案，似乎因為人們礙於某種東西而被回避了。但是，作為科學的學術研究，絕不能回避矛盾，而應當正視矛盾，秉公立論，給這樁詩壇公案的雙方予以恰當的評說。如何公允地評價孫犁應邀為《瑪金詩選》所撰寫的序言及後續的《序的教訓》，客觀地看待詩人瑪金對待孫犁序言的反應與處置方式，以及上述6篇評論與孫犁的評價之間的不小差距——這些正是本文試圖論析的問題。
應當強調：在《風暴，我靈魂的音樂！》(1997)出版之前，外界是無由一睹孫犁為《瑪金詩選》所寫那篇序言文本的，故而那裏麵說了什麼話、對《瑪金詩選》到底是如何評論的，也就無由得知了(《序的教訓》引用《瑪金詩選序》原文的85字非其主要內容)；而《風暴，我靈魂的音樂！》出版後，由於出版單位係作為地方小社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印數僅2000冊，發行範圍不是很廣，以致在很長時間裏很多研究人員還不知道孫犁那篇序言已經問世。也就是說，孫犁《瑪金詩選序》文本的問世，孫犁研究工作者在很長時間裏並不知情；從而孫序在問世之後一直以《孫犁文集》、《耕堂劫後十種》、《孫犁全集》(2004)集外佚文的形態被繼續湮沒，未能進入研究者的視野。這種由於傳播渠道不暢、檢索手段不完善所造成的狀況，一直延續到2011年。2011年冬，筆者的一位忘年交網友、孫犁專家莫舍拉東先生見告，他在收集有關研究孫犁的書籍時偶然發現了瑪金詩集《風暴，我靈魂的音樂！》的“附錄”中收入了孫犁的《瑪金詩選序》；隨後，幾位同道比對了有關篇什，作家段華先生發現孫犁在征序方拒用序言數月之後所寫的評論《商展思的詩》一文中，將《瑪金詩選序》一文前5個自然段完全移植了(約700字)，其後麵新寫了一段，計200餘字。筆者複核，這段移用的文字，僅將原文的“寫在道路村旁的大石頭上”改為“寫在道路轉彎的大石頭上”——顯然，孫犁在撰寫《商展思的詩》一文移用前序的前半部分文字時，是經過慎重考慮的。那一批晉察冀邊區老詩人當年戰鬥、創作的戰爭環境、文化條件完全相同——這正是孫犁移用前序部分文字的依據，何況那篇序言已被征序者決絕地拒用了。所以，可以說上述詩序風波造成的後果雖然說不是很嚴重，但從孫、瑪兩位老作家的心理感受來說，都因此事造成了相當的不愉快乃至受到某種創傷。兩人直到辭世前，並沒有就此事進行過溝通，捐棄前嫌，言歸於好。但是，細細玩味一下，1982年6月16日孫犁所寫《序的教訓》一文中，除申述了作序的原則，指出“老朋友如於我衰邁之年，寄希望於我的諛媚虛假之詞，那就很談不上是相互了解了”之後，又站在征序者的立場上設想：“……再一轉念，老朋友晚年出一本詩集問世，我確也應該多說一些捧場的話。如覺得無話可說，也可以婉言謝絕。我答應了，而沒有從多方麵考慮，把序寫好，致失求者之望，又傷自己的心，可算是一次經驗教訓吧。”這種說法似可視為一定程度上的檢討與致歉。瑪金這方麵，在1997年將孫序收入另一部詩集，雖說列於“附錄”，但總歸不像十幾年前那樣決絕了——這也可看作一種態度上的“鬆動”。昔日烽火中的兩位老戰友，因詩序問題鬧了別扭、產生了較大的隔閡乃至中斷了往來。這是令人痛心的。現在，當我們評述這樁詩壇公案時，基本的立足點是科學的學理性，但也須兼顧作家的情感與心理體驗，將他們作為活生生的、具有血肉之軀的完整的人來看待。這樁詩壇公案的淺層緣由在於：孫犁所寫的序言對《瑪金詩選》所作的評價與詩人瑪金的“受評期待”差距較大；作為征序的詩人瑪金和應邀寫序的作家孫犁，其主觀體驗都是誠懇的，但由於認知上的差距不小，自覺不自覺地維護各自的人格尊嚴，加上在事件進行過程中某種偶然因素起了作用，遂造成了雙方在言辭或處置方式上都有欠妥或過激之處。
二
孫犁應邀為《瑪金詩選》所寫的序言，是否持論公允，符合原作實際呢？
這篇序言共有10個自然段，前5段主要論述抗戰時期晉察冀邊區詩歌創作的生態環境、幾乎每一個文學工作者都經常寫詩歌的原因，以及詩人們高漲的革命精神。這些文字充滿了深情的回憶與熱切的懷戀。不用說，上述文字對理解瑪金的詩歌是有幫助的。但是，作為一部詩集的序言，讀者和征者所要看的，卻是序言裏關於對該作品的評價——這正是任何著作序言的主體部分和實質性內容。孫犁的序言接著說：“瑪金同誌，就是當時詩人中的一個，如果我的記憶不錯，他還是很活躍的一個呢！全國革命勝利以後，我們很少見麵，但很懷念他。”下麵提到近日瑪金從安徽(瑪金進城後先後在天津、北京從事文學編輯等工作，1957年起為安徽文聯專業作家)寫信來，為他的詩集征序。問題就出在這裏：瑪金寄來的是詩集的“複製件”，而複製件“又很模糊，我隻是著重地讀了他在抗日戰爭年代的詩”。孫犁說：“而這一時期的詩，被選錄的很少。解放戰爭時期的詩，又幾乎沒有。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是遺失了嗎？我對抗日的詩，最感興致，這實在是一種不能改變的偏愛了。”總括地說，客觀方麵“複製件”“很模糊”，抗日戰爭年代寫的詩被選錄的很少，解放戰爭時期的詩“又幾乎沒有”；主觀方麵“近來身體很不好，眼睛也不行”，而在閱讀、欣賞興趣上，“對抗日的詩，最感興致”乃至已經成為“一種不能改變的偏愛了”。我們知道，詩歌作為“本職專在抒情”(郭沫若語)、放逐或降低了人物和故事情節向度、強化了意象營造和意境創造功夫以及聽覺感受的特殊文體，比之其他文體(例如小說)在對文學語言運用上的要求和倚重的程度更高、更嚴，以至於它把作為文學“第一要素”的語言之運用視為鐵律和精髓，曆代詩壇名家慘淡經營詩歌語言的諸多典故就是明證。煉字、煉句和煉意成為詩家的基本功，“語不驚人死不休”成為詩界美談。明乎此，即可推知：由於複製本“很模糊”這一層致命的原因，可能導致《瑪金詩選》文本基本的藝術風貌和一些細微之處難以很清晰地呈現在寫序者眼前。“模糊”以至於“很”，就是說一些字跡難於辨識，似是而非，最嚴重的情況恐怕是隻能由閱讀者以上下文關係(語境)加以猜想了——如果說《瑪金詩選》原本有不少或一些力作，那麼在字跡“很模糊”的情況下，也就可能被遮蔽。而此一關節點，恰恰又是為征序者的瑪金和寫序者的孫犁所掉以輕心之處，無論複製詩稿的事是詩人自己經手，或請別人代勞的，瑪金總得在複製完畢後再細細檢查一下，看看複製得到底怎樣，是否有缺漏和其他問題。《瑪金詩選序》一文寫完後寄發瑪金處，詩人對複製本“很模糊”的說法未提出異議，這說明孫犁所言不虛。在這裏，給寫序者提供的複製本“很模糊”這一點，說明詩人瑪金在辦理此事有些粗疏或馬虎。而在寫序者孫犁一方，既然征序者寄來的詩稿複製本“很模糊”，本可寫信請對方另行複製清楚一些的，但他卻將錯就錯，也就湊合著讀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在文本閱讀上，一向於文事一絲不苟的孫犁，不自覺地走入了便道，顯得有點欠嚴謹。
接下來，就是對詩稿的閱讀麵問題。《瑪金詩選序》說：“我隻是著重讀了他在抗日戰爭年代寫的詩。”《序的教訓》一文也坦承“詩稿未能通讀”。孫犁是開誠布公、和盤托出的，他主觀上是善意的。但問題卻出在：孫犁對老戰友詩集閱讀的“興奮”點在於抗日的詩，而寄來的詩集，“這一時期的詩，被選錄的很少”。我們不妨打破沙鍋問到底，這“很少”究竟少到了什麼程度了呢？據1983年4月出版的《瑪金詩選》，主體部分的上輯(下輯為舊體詩)收新詩43首，而寫於抗日時期的詩僅僅隻有3首，占所收新詩總量的7%。其餘40首，其中寫於1949年10月3日歌頌新中國成立的1首；寫於1957年的5首，除1首是讚揚列寧的，其他4首皆是歌頌新生活包括農業合作化的；寫於1958至1964年間的19首，內容為歌頌大躍進及其以後幾年農村生活與建設成就，占所收新詩總量的44%；寫於1977至1982年的15首，占所收新詩總量的34.9%，其中《祖國啊，我的纖繩——我的歌》(1982年9月)寫於拒用孫序之後。顯然，寫序者孫犁對昔日老戰友的詩集在題材向度上的“閱讀期待”與詩集的實際之間的差距，是甚為巨大的，是錯位的。孫犁曾說：“我最喜愛我寫的抗日小說，因為它們是時代、個人的完美真實的結合……”此種體驗曆久彌深，在孫犁內心深處形成了一種內驅力十分強大、欲罷不能的“抗日情結”；此種情結，一旦遇到適當的條件就要不自覺地投射出來，反複多次、多曆年所之後便形成了一種心理學上所說的“心理定型”。現在，抗日戰爭時期同在晉察冀邊區戰鬥中的老戰友、老詩人送來詩集征序，於是孫犁滿懷興致地要著重欣賞其抗日的詩歌，但是他所讀到此題材的詩歌卻是少而又少；退而求其次吧，“解放戰爭時期的詩，又幾乎沒有”——就題材方麵的“閱讀期待”而言，孫犁可以說是很失望的。心理學家榮格指出：“不是人支配情結，而是情結支配人。”一個人如果完全被某一強大的情結(如權力情結、金錢情結、情愛情結、藝術情結等)所支配，那麼他的人格必然會呈現出較大的傾斜，於理性精神上有所缺失，這是因為情結屬於無意識範疇，帶有濃厚的原始性、自發性和情緒性。孫序坦承：“我對抗日的詩，最感興致，這實在是一種不能改變的偏愛了。”——這就透露了他作為一個從根據地走出來的老作家的“抗日情結”的內驅力之異常強大。自心理活動的規律方麵說，因殷切期待閱讀抗日的詩的願望落空而“未能通讀”詩稿，尚情有可原；但自寫序的基本要求而言，不通讀原作而在序文中帶有些許貶義的做法，似欠嚴謹。這一失誤具有非理性和理性兩方麵的原因。我們固然不能苛求於孫犁，但也不必為孫犁回護。換言之， 瑪金這部詩集中的抗日詩很少，那麼除此之外其他題材詩作的藝術水平到底怎麼樣呢？雖然孫犁“未能通讀”詩集，但對於詩集中占到總量80%左右的反映大躍進及其後續數年間的生產建設麵貌與描寫新時期社會生活的30餘篇詩歌，孫犁肯定不會一點兒都未曾寓目，縱令看的很少，總該有幾首吧。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孫犁對於抗日詩之外的這兩組詩，到底持有怎樣的看法或直感，而又為何在序言中對這些詩不置一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