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傳統文化與審美的意向性表現——評《苦雨齋》係列散文
馬力
閱讀2009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苦雨齋》係列現代散文集(包括周作人卷、廢名卷、沈啟無卷、江紹元卷、俞平伯卷)，仿佛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散文森林中觸摸到一叢質感鮮明的散文樹，它的話語與浸潤著西方現代文化乳汁的中國主流話語是疏離的，更像是一株汲取中國“陳死人”的營養長出來的樹，它的文化與文學指向有一種趨於傳統的意向性。
一、依傳統進行文化反思判斷未來中國文化的走向
《苦雨齋》各卷幾乎囊括了五位作家一生的重要散文，但從時間上看，其中的亮點大都是作於20世紀30至40年代的散文。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是這些散文的基本母題，其中一個有分量的話題是對“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的反思以及對中國文化與文學未來走向的設想。無論是專論，還是捎帶談，其切入視角或基本的思考方式，幾乎都是從係統論的視角，將中國文化與文學當作一個整體，來看“五四”新文化與新文學的得失，將中國的文化與文學傳統作為理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而形成其文化與文學意識的總體意向性特征。
在關於中國文化的認識上，周作人在《中國的思想問題》中說：“中國的中心思想本來存在，差不多幾千年來沒有改變。簡單的一句話說，這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周作人看來就是中國傳統文學的根基。在國人的人生哲學中就深藏著這種根基，但它是健全的、自然的、趨於人性的：“中國固執著簡單的現世主義，講實際而又持中庸，所以隻以共濟……為目的……從淺處說這是根據於生物的求生本能，但因此其根本也就夠深了。再從高處說，使物我各得其所……別無一點不自然的地方。我說健全的思想便是這個緣故。這又是從人的本性裏出來的。”在周作人看來，儒家的“仁”的思想出於人求生存的本能，是人類最高道德的表現：“此原始的生存的道德，即為仁的根苗”，“仁的現象是安居樂業，結果是太平，不仁的現象是民不聊生，結果是亂”。鑒於曆史的興衰經驗，他肯定儒家思想的永恒價值，並由此推斷中國未來社會文化建設的方向：“中國人的思想本來是很健全的，有這樣的根本基礎在那裏，隻要好好地培養下去，必能發生滋長，從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國民出來。”
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個核心概念。江紹原的《禮的問題》以和周作人商榷的口吻，先從廓清“禮”的概念出發，談自己對禮的認識，表達了不讚成周作人“複禮”的思想：“這本來的‘禮’——此指社會上真真通行的禮，不是指哪一位或哪幾位‘先哲的禮論’。”“野蠻人的禮，的確是文化的複禮：若用我們的眼光去分析，其中至少有我們所謂‘法術’的分子，宗教的分子，道德的分子，衛生的分子，還有藝術的(狹義的)分子。我信中國本來的‘禮’也是如此。”既然禮的內涵中有精華也有糟粕，“隻怕無論怎樣古的禮，若不用我們的科學智識，道德標準和藝術興趣，好好的提煉一番改造一番，決不能合我們今人的用。” 作家這樣談問題，顯然有批判周作人的一味崇古之意，但並非否定禮，在這方麵，“不過是表明我多少與先生同調”。
由於《苦雨齋》的作者普遍看重傳統文化對於國人靈魂的深刻影響力，因此對“五四”運動常常有非議。廢名在《我怎樣讀〈論語〉》中正色道：“正是五四運動之後，狂者之流，視孔子為不足觀的，崇拜西洋藝術家的，令我忽然懂得了，懂得了孔子的一句話，仿佛也便懂得了孔子的一切，我知道他是一個聖人了。”同文他又言：“民國二十四年，我懂得孟子的性善，乃是背道而馳而懂得的，因為我們都是現代人，現代人都是唯物思想，即是告子的‘生之謂性’，換一句話說，以食色為性，本能為性，很以孟子的性善說為可笑的。一日我懂得‘性’，懂得一向我們所說的性不是性是習，性是至善，故孟子說性善，這時我大喜，不但救了我自己，我還要覺世。”有了“性”即“習”的新發現，便還原了古代之“性”的本原意義，糾正了一些學人根據現代心理學來解釋古代文化思想的偏頗。由此可見，廢名等人尊崇古典文化，並非是意氣用事，而是基於學問的探求和對傳統文化真諦的“懂得”。無論他們得出的結論如何，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敢於反潮流的勇氣，都是值得發揚的。在廢名看來，有了新解的孟子性善理論，不但照亮了孟之道的過去，也照亮了中國未來文化建設之路——發揚孔孟之道。
沈啟無的《中國文學的性質》揭示中國文化的特點是大而化之，若談到中國文學，一定從源頭處——古代文化、文學說起，中間涉及“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然後直指中國文化與文學發展的未來。他認為：“中國的國民思想，幾乎人人都是儒家的，雖說有淺深厚薄程度上的不同，反正其為儒家思想，大抵是一致的。……漢以後的時代思想，如道教佛教以至於近代科學文明，對於儒家思潮雖然經過種種複雜的變遷，實際仍調和於儒家……我以為儒家經世，佛家慈悲，道家養性全真，根本上並沒有多大的差異，隻是作用不同，不過中國思想在側重人生這一意義上，儒家熱心時事的精神，要算最合乎人性物理的了。因此，我認為在中國，固有的道家思想，與外來的佛教思想，一樣融化於儒家之下。” 儒家思想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它不僅有巨大的同化力量，而且合於人性，字裏行間充溢著他的褒讚之情，這種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與周作人相同。
沈啟無的《中國文學的性質》一文不僅足以代表他本人的文化觀與文學觀，而且對於《苦雨齋》諸作者的思路帶有總結的性質，鮮明地表現了這一派散文家在文化上的傳統意向性特征。
二、傳統：中國文學貫穿始終的主線
《苦雨齋》的散文均屬學者散文，清一色出自大學教授之手，他們的又一重要話題是讀書，談藝，做學問，見解無不精辟透徹，閑適是他們散文的普遍風格。周作人在《竹林的故事·序》中言：“我不知怎地總有點‘隱逸’的。有時候總想找一點溫和的讀。正如一個人喜歡在樹蔭下閑坐，雖然曬太陽也是一件快事。我讀馮君的小說便是坐在樹蔭下的時候。”“溫和”的文章正符合“靜穆悠遠”的傳統審美觀念，閑坐在樹蔭下讀，視讀書為消遣，體現了文士的閑情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