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名視文藝為夢：“創作的時候應該是‘反芻’。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夢。是夢，所以與當時的實生活隔了一個模糊的界。藝術的成功也就在這裏。……字與字，句與句，互相生長，猶如夢之不可捉摸。然而一個人隻能做他自己的夢，所以雖是無心，而是有因。結果，我們麵著他，不免是夢夢。但依然是真實。”文學是夢的論斷源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理論，這種文學觀與以文章為經世救國之道的文學觀風馬牛不相及。讀文學書便是“夢夢”，這是何等的閑情逸致？倘若隻把讀書看做是書齋裏的事，在字與字、章與章之間討樂趣，與外麵的世界不發生關係，豈不有為讀書而讀書的舊文人的味道？
在審美情趣上，他們幾乎都有崇古的癖好。在20世紀30年代，周作人大談八股文有“音樂性”，從律詩、駢文一路演變過來，可稱之為“散文詩”，“八股不但是集合今古駢散的菁華，凡是從漢字的特別性演出的一切微妙的遊藝也都包括在內，所以我們說它是中國文學的結晶，實在是沒有一絲一毫的虛價”。他申辯道：按八股的方式作文要不得，譬如土八股、洋八股都要不得，但八股的音樂性卻值得肯定。周作人的觀點雖有悖“五四”之道，但他所言洋八股和土八股的存在，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頗值得我們反思，尤其是作為一種學術之見不可厚非，對於我們冷靜辨析中國傳統文學樣式的得失，以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無啟示意義。
廢名是對新詩“最抱希望的一個人，心目又犀利樸實，一方麵受了新文化的洗禮，一方麵卻又能從中國過去的詩文學裏認識它的長處，取其精華。他的意見以為……舊詩的內容常是散文的……然而舊詩文字卻用的是詩的文字……而新詩呢……必定要這個詩是詩的內容，而寫這個詩的文字得用散文的文字。”那麼是古詩好，還是新詩好呢？就形式而論，古詩好用典故，廢名毫不掩飾地說出自己的主張：“我今天的本意是作典故讚的……中國的詩人是以典故寫風景，以典故當故事了。……中國的詩人是藉典故表現境界了。”接著，廢名通過對中西詩歌用典的比較，論辯中國古詩用典的得失：“在外國文學裏頭用典故這件事簡直不成問題，隻看典故用得好不好。……他們的作家，在他們的作品裏頭，典故不常用……若用之則是有必要，這時文章的意思格外顯豁，感人的效果格外大。中國的事情每不可以常理論，他沒有文章而有典故！於是典故確乎應該在排斥之列。……我們反對典故，不是反對典故本身，乃是反對沒有意思的典故罷了。”這一段關於中西詩歌用典的比較論，厘清了用典和典故本身的區分，既不否定“五四”新文學“不用典”的主張，又委婉地對它的絕對化傾向做了批評，具有反思和校正“五四”新文學主張偏頗的意義。全文的立論重視傳統文學元素，立意在對傳統文學批判繼承，促進中國新文學運動健康發展。廢名的文學立場與周作人如出一轍。
沈啟無認為中國文學無論古今，應該有自己的一貫性，然而“中國近代文學，因為受到外國文藝的影響，本身上變化很大，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另有一番新氣象。但是對於中國固有的思想，傳統的精神與美德，不能把握得住，也就免不了彷徨無路，失掉中心，將來如何能夠調和得法，成功為自家曆史上一貫的東西。這個責任，要看我們現在的讀書人怎樣擔荷起來”。沈啟無對“五四”新文學運動拋棄文學傳統的傾向顯然是全盤否定的，而且絲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在他看來，中國現代文學接受西方影響，是走了一段彎路；而今發展中國現代文學的關鍵在於傳統與現代的“調和”，也就是說，要從學西方回歸到學傳統上來，從而形成中國文學發展的一貫性。唯有“一貫”，方“是中國文學的特質所在”。沈啟無的中國文學一貫論將傳統抬到決定中國現代文學生死存亡的高度，其崇古的程度已達極致，而“調和”的論調，從根上說是他靈魂深處儒家“中庸”意識在文學上的投射。
從《苦雨齋》的散文家們對情調“溫和”作品的偏愛，到閱讀時有“閑”的姿態；從對“五四”新文學運動反對用典的反思，到通過“調和”打通古今文脈，使其連成一貫的文學發展觀，都在表明曆史文化意識與文學意識對中國現代文人的潛在影響之大。然而把這種尊重曆史、重視傳統的傾向簡單地歸之為複古，顯然是不恰當的，因為在他們的主張中有對中國文學傳統冷靜的剖析，充滿真知灼見，值得每一個中國現代文化人認真思索。
三、現代文人堅守傳統的一種姿態——閑適
翻開《苦雨齋》，一股坐而論道的清閑味和無聊味撲麵而來。營造這種散文氣氛的人都是固守書齋、以鑽研學問為天職的知識分子。他們頭腦清醒，善於思考，坐而論道，頭頭是道，然而沒有勇氣去推行他們的主張，把自己融入時代的洪流之中，為改造社會服務，於是議論變成空談。他們對於自己的弱點是自知的，然而囿於環境的壓迫，他們軟弱的脊梁很難挺直，於是便不得不屈從環境，在角落裏低吟淺唱，在古老的過去尋求心靈的安慰，以傳統之盾抵禦現代之矛。“閑適”正是這些遊離於時代主潮之外的邊緣人的一種生存狀態，它是時代零餘者“隱逸”落寞靈魂的外顯。比如周作人在《中年》裏言：“我們鄉間稱三十六歲為本壽，這時候死了，雖不能說壽考，也就不是夭折。……孔子曰，‘四十而不惑’，吾友某君則雲，人到了四十歲便可以槍斃。”“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說是待死堂的生活吧。”充斥在這些文字中刺眼的字眼是“死”、“槍斃”、“待死”等，這表明周作人對中年以後的生命抱著很悲觀的認識，在精神上頗有一種蒼老的氣象。他之所以如此，大抵和他精神上的暮氣不無關係。人生如逆水行舟，不像真的猛士那樣向前奮進，躲在岸上看弄潮兒在浪尖忽上忽下的險境，好似閑適，其實是後退，是落伍。周作人從人的年齡和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又說到中國的國民性上去，他認為中國國民性的最大弱點是“偽善”，他對偽善頗有痛擊的義憤：“我們與其偽善還不如真惡，真惡還是要負責任，冒危險。”周作人以偽善概括國民的劣根性，的確是獨具慧眼。魯迅在《阿Q正傳》中揭示的阿Q精神勝利法的諸種表現，如妄自尊大、自欺欺人、諱疾忌醫、麻木、健忘、向弱者泄恨等大都可以歸於“偽善”之列。偽善是國民愚弱的根源。周作人將矛頭對準偽善，深深觸動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病根。然而周作人並沒有像魯迅一樣深掘傳統文化的根基，而是點到為止，不痛不癢。與魯迅終生為改變國民性而鬥爭相比，周作人充其量是躲在書齋裏，貢獻一種隱士“閑適”的智慧而已，他是行動的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