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論董橋散文中的名士風與書生氣
張堂錡
一、前言
被譽為“香江一支筆”的作家董橋(1942—)是一位才學識情兼具、極富率真個性的文人，以散文著稱於世，先後結集出版了《這一代的事》、《跟中國的夢賽跑》、《辯證法的黃昏》、《靜觀的固執》、《英華沈浮錄》、《回家的感覺真好》、《倫敦的夏天等你來》、《小風景》、《白描》、《故事》、《今朝風日好》、《青玉案》、《記得》、《從前》、《清白家風》等散文集。由於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又曾旅居英倫多年，對中西文化兼收會通，學識豐贍，加上對世事人情的洞悉靜觀，表現在散文創作上，既能體現出中國名士的品位與智慧，又深得英國紳士的幽默風趣，出之以令人驚豔的妙筆美文，而在當代散文隨筆的創作上獨樹一格。專欄文章雖短小，董橋卻能在方寸天地間見萬千氣象，抒深閎襟抱，蹈高遠意趣，讓人不能不看，不能不愛，如此以深厚學養為底，嚴謹章法為用，將小品寫成極品的大家，且不說香港文壇，即使是世界華文文壇也不多見。
董橋散文的魅力，一部分來自於他特殊的身世、經曆。他出生於福建省晉江縣，一歲時隨父母赴南洋，在印度尼西亞度過青少年時期。雖然身處異域，但書香世家中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使他自幼即愛上讀書、寫作，甚至收藏圖書、字畫，養成一種少有的文人雅士氣質以及濃烈的中國情懷。1960年考入台灣成功大學外文係。1964年畢業後到香港，曾任香港美國新聞處《今日世界》叢書部編輯。1973年遠赴英國，在倫敦英國廣播電台中文部從事新聞廣播及時事評論，1975年起又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從事理論研究，特別對馬克思理論展開了深入的鑽研。大陸、南洋、台灣、香港與英倫的多元衝擊，讓他積累了深厚的文化素養、語文知識與人生經驗，成為一個具有寬廣視野與敏銳洞見的現代人文知識分子。1979年返港，先後擔任香港公開大學中國語文顧問、《明報月刊》總編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組主任、《讀者文摘》中文版總編輯、《明報》總編輯、《蘋果日報》社長等職務。長期投入第一線的媒體編務工作，同時又浸淫於文化觀察與思索，使他對社會、政治、文化、文學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顯現出不離世俗卻又不隨流俗的高雅品位與犀利眼光。
特殊的人生經曆固然讓他長了見識，多了體驗，但若沒有自覺的文化修為與知識追求，董橋的散文將不會在高手如雲的文壇脫穎而出，更不會成為當代學者散文、文化散文的最佳代表之一。在《北京飄起她的琴韻》一文中，董橋稱許阿根廷著名鋼琴家Martha Argerich高超的音樂品味與藝術造詣，他說：“整個歐洲的知識界都為她演繹的史詩動情”，“她表現的是清新(freshness)而個人(individuality)的風華”。這個評價，簡直就是董橋散文的生動詮釋——在華文世界裏，他的散文正是以文筆的清新灑脫以及個人獨到的文化意境而讓無數讀者動情回味。在他的個人世界裏，理性與感性兼具，批判與閑適並存，叛徒與隱士一體，其格局意境與“五四”文人遙相呼應，毫不遜色。可以說，他是中國“五四”一代與西方“文藝複興人”(Renaissance Man)的綜合體，前者有個性，後者博學多聞。他是有個性的博學，也是有博學的個性。
董橋的文字功夫與寫作功力，來自於大量的知識訊息和審美觸發，以及他對結構、用詞的處處講究，有關這方麵的論述並不少見，此處不論。本文將從“名士風”與“書生氣”兩個角度切入，探討董橋散文的藝術成就與特殊風格。在我看來，此二者才是董橋散文的文化底蘊、審美精神能夠卓然獨立、不拘一格，同時又是其創作感悟與生命境界能夠融合感性與知性、平衡出世與入世的真正關鍵所在。
二、是真名士自風流：董橋散文中的名士風
所謂“名士風”，是一種富才學而不拘禮法的風度和習氣。時有高論，灑脫倜儻而不拘小節，趣味寬廣，品位不俗，且時時有懷舊的心緒所謂名士，說法不一。或指已知名而未出仕的人，如《禮記·月令》中有“勉諸侯，聘名士”的記載。漢鄭玄注：“名士，不仕者。”唐杜甫《陪李北海宴曆下亭》一詩有雲：“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指的是以詩文著稱、恃才放達的人。名士風流以魏晉為最，如阮籍、嵇康者，他們蔑視禮法，狂放不羈，強調精神自由，展現個性的可愛。當然，有時“名士”也泛指有名的士人或文人雅士。本文所用“名士風”一詞，並不局限在魏晉名士清談的概念，而主要是泛指一種有文化品味、有獨特個性的知識分子所表現出的精神風貌與生活態度。盡管名士風流以魏晉清談為典型，但本文無意於這個概念的探討，而是采取一種寬泛籠統的說法，主要是泛指一種有文化品味、有獨特個性的知識分子所表現出的精神風貌與生活態度，他們著迷於傳統精致文化，對社會現實有不俗的個人見解，且能保有知識分子的相對獨立品格。讀董橋的散文，很難不被字裏行間濃鬱的名士氣息給吸引，其中有對前塵舊事的撫掌高談，也有對昔人流韻的頻頻回首，表現出一副文化遺民的真實本色。他自己在文章中曾多次以舊派遺民自居，大有名士之風流遺韻：
偏偏愛說我是遺民……劫後的意識形態，值得依戀的正是這些殘留的舊時月色，跟臥薪的憂鬱倒是沒有幹係了。……文化遺民講品位，養的是心裏一絲傲慢的輕愁。
我是舊派的人：窗竹搖影、野泉滴硯的少年光景揮之未去，電腦鍵盤敲打文學的年代來了，心中向往的竟還是青簾沽酒、紅日賞花的幽情。
在文化意識上，我很懷舊，卻也不甘心放縱自己化為故紙堆裏的書蠹。我隻希望在安裝了空調設備的現代書房裏，依然會有一盞傳統的明燈照亮我的原稿紙和打字機。
既是舊派遺老，他對“民國味”特別有種親切的迷戀。例如傅抱石的筆墨，他認為40年代最巔峰，原因之一是“那又是民國味還很濃的年代”；即使是看電影，他也偏愛帶有“民國味”的戲，例如演《圍城》、《上海的早晨》的女演員李媛媛，他欣賞的正是她“那種久違的民國味”，他深情地說“這樣嫵媚的柳梢月色，也許隻有我這輩帶點遺老襟懷的人才傾倒”，甚至還刻了一方閑章“董橋癡戀舊時月光”以自況。這樣的遺民情懷、名士風度、懷舊心態，處在香港這個高度現代化的科技城市與激烈競爭、瞬息萬變的傳媒社會，實在顯得格格不入，不合時宜。然而，這正是董橋及其散文的特殊魅力所在。是真名士自風流，他一邊編輯報刊，一邊體味藝術，一邊聽著鬧市塵囂，一邊安靜寫稿，寵辱不驚，從容悠然，完全是“大隱隱於市”的精神境界。餘秋雨的讚賞說明了董橋身處名利場、心在荒野村的不易：“名士情懷如窗外六朝之山，感性筆墨如簷下秦淮之水，一靜一動，亦仁亦智，而這種組合居然完成於南洋和英倫之間，真是奇跡。”這段文字在香港天地圖書公司《舊情解構》的版本則無。說“奇跡”也許重了點，但“董橋風格”是香江文壇的一則傳奇，應該沒有爭議。
董橋的名士風與魏晉士人的縱酒放達、裝瘋賣傻完全殊旨異趣，他既不煩躁憂悶，也不逃避現實，反而力求與生活對話，與真我照應，顯現出閑靜悠然的特殊意趣。勉強說來，這和陶淵明倒有些相近。董橋就說過：“我老早中了田園的毒了。”失意時隱逸山林，得意時心係田園，讀書著述，淡然從容，怡情山水，隨性所至，這是董橋的人格精神，也是他能寫出寂寞高蹈的美文的內在動因。除了靖節先生，董橋的名士風也會讓人自然聯想及“五四”作家周作人與俞平伯，而這兩位又不約而同地都受到晚明名士與小品的啟發，於是，遠慕六朝，近取晚明，心向往之，筆隨意之，董橋的名士風是以地道，正宗。瘂弦就佩服地說：“董橋博學廣聞，作品具有傳統文人的曆史情懷，而一種舒放蕭散的敘寫風格，特別令我心折：這是中國晚明以降，散文文學精神的繼承和宏揚了。”
董橋散文中多用掌故，大量引用妙文佳構的知識性寫作，和周作人的“文抄公體”頗能輝映；他流連於琴棋書畫、讀書寫作，“滿目是寫意的幽趣，滿心是瀟灑的放浪”，逢人說夢，悠然自得，則頗有俞平伯的名士風範。對周作人、俞平伯這對師徒，董橋自小即在文章中拜識：
從小讀周作人，讀俞平伯，讀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兩位長衫人物的袖裏清芬，盡管都吹過歐風，淋過美雨，無恙的依舊是那一盞苦茶，那一株古槐，朱絲欄間浮動的墨影永遠是三味書屋和春在堂的疏影。說頹廢，那是最後一代文化貴族的頹廢；說閑散，那倒不是秦淮夢醒燈火闌珊的閑散：是鍾鼎胸襟供養溫山軟水的脫俗。
這兩人的文化品位、生活雅趣與文學風格，顯然給了董橋極大的啟發和示範。閑散、脫俗的文化貴族，傳統士大夫的習氣，偶有“喪誌”的頹廢，這是董橋傳承自“五四”文人氣度中名士風的一路。
“五四”的文風氣度自然不是隻有這一路。朱自清在寫於1928年的《背影·序》中曾回顧“五四”以來現代散文的發展，認為“確是絢爛極了”，“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可見得名士風早已存在，和以批判為主的“叛徒”共構出“五四”文學的精神全貌。在朱自清看來，最能代表“中國名士風”的散文作家恰恰是周作人與俞平伯。對於周作人，董橋直言：“我少年時喜歡周作人的小品，一度模仿他的筆調，太難了。幾十年後的現在，我還是覺得他的隨筆寫得有個人風格，卻不想去學他了。”依我看，董橋在散文中流露出的名士風，要更接近於俞平伯。他欣賞俞平伯，多處提到對他的喜愛，如“五十年代大陸上批判他和胡適之的治學思想，我反而越發愛讀俞先生的書”；“俞平伯的字我尤其喜歡”。他四處搜求俞平伯的字畫，在《春在堂》一文中對俞平伯流露出難掩的心儀與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