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集藏俞平伯的字幅藏的無非是俞家“花落春仍在”的那一縷暗香：蘇州曲園主廳的春在堂，杭州西泠橋邊的俞樓，棲霞嶺下的右台仙館，一脈綿長的薪火就這樣靜靜傳進了老君堂胡同的古槐書屋和清華園中的秋荔亭。幾代人匆匆走了，燈也滅了，我隻撿一撿飄落台階的幾片黃葉，庶幾是跟昔日那一彎清流的重圓，不必花燭，不必沉吟。
異代同調之感，感慨之際還是有著濃濃的詩意。在現代文學史上，俞平伯的名士形象與灑脫作風是很鮮明而突出的，他的好友朱自清對他認識最深，在為他的散文集《燕知草》寫序時，就提到有人評論俞平伯的性情行徑，說是有些像明朝人。朱自清對此解釋說：“我知道所謂‘明朝人’，是指明末張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這一派人的特征，我慚愧還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現在流行的話，大約可以說是‘以趣味為主’的吧？他們隻要自己好好地受用，什麼禮法，什麼世故，是滿不在乎的。他們的文字也如其人，有著‘灑脫’的氣息。”俞平伯還特地標點了張岱的《陶庵夢憶》，寫跋談及對張岱的向往。董橋也同意朱自清的看法，認為“俞平伯習性確是跟那班明朝人相近，倒不是故意去學名士”。正因不是故意去學，其以趣味為主的灑脫氣息也就是“真名士”的風流了。
董橋是文士、雅士，同時也是名士。毫不掩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癡戀，這是名士風揮之不去的情結。董橋說得更深刻，他說“我偏愛中國的舊人物舊文化”，這是“合理的鄉愁”。於是，我們看到他的散文題材充滿傳統文化的雅趣：買碑帖、求孤本、寫書法、品字畫、尋信箋、談裝幀、玩奇石、迷扇子、好石章、賞宣紙、製硯墨、藏古玩、集藏書票、逛骨董街、搜名人書劄……這樣幾近“喪誌”的“玩物”，隻能說是名士本色了。“玩物”的背後是文化的支撐與傳統的堅持，董橋與人結交也有著相同的心態。當一般人尊稱“柳存仁教授”時，他卻說“我情願沿用舊派禮貌叫柳存仁為柳先生”；當有人批評林青霞應該“受苦受難才寫得出驚世巨作”時，他說“我情願她不寫”，“我們畢竟都是惜福的舊派人”；和餘英時先生有緣交往，他說“靠的也許竟是彼此都抱著‘舊文化人’的襟懷”。舊派的人自有舊派的理念作風，他擔任刊物主編時，與作者通信或邀稿，仍是以毛筆書寫，這在現代講究速度的科技時代完全是個異數劉紹銘為董橋《品味曆程》、《舊情解構》二書寫的導讀《文字是董橋的顏色》中說：“那時他編《明報月刊》，我在威斯康辛大學教書。他來信約稿，每次攤開來看到滿紙俊秀的毛筆字，精神為之一爽。”林文月也有同樣的感受：“董橋的信總是寫得非常有禮，用清秀端正的楷體毛筆書寫。”。對於電腦、手機等現代科技產品，這位“今之古人”也是刻意地“忽略”，或者說是“排斥”。他曾經語帶幽默地自我解嘲道：
我這一代人已經給電腦狂潮弄得更像古人了，視一切硬件軟件的操作如鬼魂幽靈，從什麼自動轉帳到網上理財到流動電話理財，一概不敢叨光，生怕按錯兩下鍵盤就傾家蕩產，血本無歸。好不容易等到千年蟲危機來臨了，電腦都不可靠了，我這才挽回一點尊嚴，理直氣壯走進銀行和郵政局排隊，享受一下時光倒流的樂趣和古意。還有，滿街的手提電話此響彼接，誇誇其談，一派要員忙人的造型，我總是替他們當眾出賣私隱而難過。現在終於也說手機傷腦了，英國報上也有人挖苦街上這些人是‘the armies of self important mobilephone users’了，我不禁竊喜。
十足的名士口吻。明知不合時宜也怡然自得，在日新月異的世界裏偏要享受“古舊的歡愉”，這刻意的“不正確”正是名士派的作風。
我特別喜歡他為自己的書所寫的序跋散記，雲淡風輕中，總透顯出他內心深處對傳統文化的癡迷，對年華似水的喟歎，對寫作這一行的緣深意重。例如2006年出版的《故事》，他寫了一篇《楔子》，後來又從《楔子》聯想開去而寫了《楔子的跋語》，其中一段寫道：
活了這許多春秋的老頭了，邂逅的人和事說不上多也說不上不多，閑時回想恍如一出出的戲，有的繽紛，有的蒼涼，更多的是幕啟幕落之間的那一陣微茫。畢竟跟文字結了四十幾年的深緣，書齋裏一盒一盒的舊信件舊日記舊筆記藏著太多的人和太多的事，抗拒撫今，情願追昔，尋尋覓覓總會尋出一番前塵，半簾夢影，有些可以寫得細致，有些不便依帖描紅，比較穩練的做法往往是背臨碑字似的摹繪淼茫的輪廓留住無盡的念想，為流逝的歲月，為往昔的際會。
每一個字的背後，都隱隱漫漶著歲月已逝人已老的滄桑。2009年出版的《青玉案》，他說在整理文稿時，“想起六十年代賣文至今四十多年，寫書出書賣書曆盡滄桑”，“仿佛黑白電影畫麵，襯著放映機沙沙的聲響，心中幽幽飄起幾絲傷逝之情”。這樣的清冷氛圍，這樣的懷舊情調，於是他說：“那幾天春雨連綿，春寒不散，我深宵悠悠忽忽讀了一些宋詞元曲，雨聲越聽越密，懷舊越懷越深，這本新書的書名索性借用賀鑄名作詞牌《青玉案》。”還有《從前》的序言，依舊是：“雪前雪後綻放了單單薄薄一枝心香，瑣屑的這樣一本《從前》，興許不致過份辜負那一抹舊時月色了。”文章之道，還在文人之心，董橋的心在《從前》的《青玉案》裏，也在《記得》的《小風景》裏，更在《白描》的《記憶的腳注》裏。
不得不說，董橋畢竟是念舊。他說“名士難求”，其實他自己就是名士。
三、莫信詩人竟平澹：董橋散文中的書生氣
不止一次說過喜歡“一條小橋，一彎流水，一叢翠竹的日子，很甜。一盞明燈，一函舊書，一碗苦茶的日子，很甜。一封家書，幾聲兒女嬉笑的日子，也甜”，或是“近來住在大都會，接觸的東西，都很現代，很進步，但是，心裏懷念的，竟是農村的生活，田園的情調。閑來翻讀範石湖的《田園雜興》之類的詩，往往可以爽半天”。這類的話，董橋的隱逸心態與田園雅趣，自然會讓人聯想及陶淵明，然而即使是陶淵明，也並非時刻都在躬耕閑居，飲酒賞菊。事實上，梁昭明太子蕭統在為《陶淵明集》撰序時即已指出：“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焉。”他對陶淵明人品與詩風評價道“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依我看也很適合任真自得的董橋。盡管筆下濃濃的名士氣息，但其背後蘊含的深味真意，其實更接近典型的書生意氣，就如清詩人龔自珍對陶淵明透徹的觀察：“莫信詩人竟平澹，二分梁甫一分騷。”陶淵明如此，“逢人說夢”的名士俞平伯也是如此。董橋有一文《聽那槳聲，看那燈影》提到俞平伯的一段往事：在“文革”期間，紅衛兵們將俞平伯推拉到屋外樓頂陽台，按倒在地，不斷踢打，非讓俞平伯承認是“反動權威”不可。俞平伯承認了“反動”，卻不承認“權威”。他說：“我不是權威，我不夠。”他是誠懇而虛心的，即使被折磨得匍匐在地，他也始終沒承認自己是權威。董橋引了朱寨對俞平伯“書生氣”的評論說：“謙虛原來不是隨聲附和，不是俯仰服從，不是好好先生，而是理性的頑強。”這“理性的頑強”正是不畏生死逆境也要對知識崇敬追求的讀書人風骨。董橋欣賞俞平伯，名士作風也氣息相通，性靈才思往往含蓄婉轉，出之以幽默，動之以抒情，然其“靜觀的固執”似乎也在追想俞平伯“理性的頑強”，知識分子的責任感與批判性絲毫不減力道。
董橋是先有滿腹書卷氣，才有滿腔書生氣。這“書生氣”不僅是指他博覽群書，而更是指他有自我之見地，能卓然特立於商業大潮下的當今俗世，滔滔濁流中自覺做好一個知識分子的“本分”——用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Said)的話來說就是“局外人、業餘者、攪擾現狀的人”。有趣的是，薩依德強調“要維持知識分子相對的獨立，就態度而言業餘者比專業人更好”。然而現實中的董橋，不論是在《明報》、《讀者文摘》還是《蘋果日報》，都是不折不扣的“專業人”，但他卻能在“公共空間”以個人的方式發聲，而且給人非主流的邊緣印象——這使他的書生之見特別具有另一種說服力。這一點，必須歸功於他委懷群書的文化素養，甘於邊緣的晏如自得，以及機智幽默的言說方式。有論者就指出他這種“麥田守望者”的特質：
從某種意義上說，董橋的散文也有刺，刺向當今社會的文化肌理，隻不過它顯得不是那麼劍拔弩張，往往因為其機智的幽默而會心一笑的時候忽略了它隱性的批判鋒芒。董橋屬於明哲保身的書齋型知識分子，他們不會讓自己卷入政治風浪，而是站在邊緣立場上，喜歡獨善其身，以旁觀者的姿態介入生活、參與政治，不自覺成了“麥田守望者”。守望是一種靜觀的看守，不張揚不招搖，更顯得可貴。
這種特質也許就是董橋所謂的“靜觀的固執”吧。心態上不迂腐清高，觀念上能與時並進，董橋源於個人自覺與文化堅持的書生氣，在香港這個高度消費形態的環境中特別顯得難能可貴，他自己曾經冷靜地分析過置身其中的內心掙紮：
接編《明報月刊》的這六年裏，我看到中國大陸痛定思痛，埋頭修補人類尊嚴的一塊塊青花碎片；我看到台灣經濟拖拉機機件失靈，大家忙著清理大觀園內物質文明的汙水；我看到香港維多利亞陳年披巾給拿掉，政治著涼的一個噴嚏噴醒了多少高帽燕尾的春夢。就在這個時候，我也看到朝秦暮楚的個人信仰隨隨便便竄改價值觀念，各種政治宣傳向商業廣告看齊，利用現代傳媒科技的視聽器和印刷品，日夜不停地騷擾中西文化中靜觀冥思的傳統。於是，我和我主編的《明月》也都生活在兩個世界裏，一個是熱性的政治世界，一個是冷性的文化世界；我和我主編的《明月》也有兩個聲音，一個是對文化之真誠與承諾，一個是站在政治邊緣上的關懷與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