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西文化靜觀冥思，對兩岸三地社會現實議論針砭，看來是兩個世界，兩種聲音，但事實上其所表現的真誠與關懷、承諾與呼籲，都來自他作為一個傳統書生、現代知識分子的操守、良知與信念。
長年觀察香港的政局、社會與文化，董橋自有其秉持知識分子良知的批評與不滿，身為傳媒的一分子，他對時局的嗅覺是靈敏且尖銳的，許多現象經他解析，總給人豁然開朗的了悟，或者是了然於心的認同感。例如當香港立法會的選舉結束，他對當選的“尊貴和並不尊貴的議員們”發表了語重心長的“賀詞”：“在你們當選的時刻，我原該奉上我衷心的祝賀：為你們連任而繼續尊貴祝賀你們；為你們當選而變成尊貴祝賀你們。可是，我實在培養不出衷誠之情這樣做。忍受了你們製造平庸而濫情的拉票噪音，忍受了你們之中那些尊貴麵紗後麵不幹不淨的往績，我不相信我的那一票會是神聖的一票，正如我不相信你們每一位真的都抱著聖潔高貴的大公精神出來參選。”對於香港的教育問題，他的質疑也予人當頭棒喝之感：“我對香港教育問題早就死了半條心：政策布滿框框，決策囿於框框；官府改而不革，學校教而不育；老師扣著腳鐐起舞，學生聽不到音樂還要打拍子；根本的靈活不存在，立本的靈性自然冒不出來。”甚至於，他還曾經氣憤得寫道：“有一個字可以形容香港近來發生的一些事：Shit！”標題下得直接——《就一個字：Shit！》。這哪是名士風，分明是“橫眉冷對千夫指”的“魯迅風”了。這是少見的董橋，接近“罵街”了，但他畢竟不是“潑婦”，所以邊罵還邊考證：“中文‘屎’字‘也用以比喻極低劣的事物’，比如‘今嘲惡師曰屎詩’；英文Shit雖然也‘used to express anger,impatience or disgust’，活用起來比中文粗俗得俐落。”“我當然也想過用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形容詞去形容這髒髒的氣氛：‘不幹淨’。”這罵得幽默，罵得有學問，說穿了，還是改不掉的名士氣息。
董橋批評最多的還是文化，這畢竟是他的“本行”。對於香港缺乏深厚的文化，他難掩心中的失望：“香港這樣一個西方文化哺育成長的地方，回歸前沉迷樊籠裏的自由，回歸後感念珍妃井邊的花花草草，文化大同的根基和人文跨界的理念早就單薄得像園中的落英了。”在《中年是下午茶》中他提到屬於自己的這頓下午茶，“不是在倫敦夏蕙那麼維多利亞的地方，也不是成功大學對麵那麼蘇雪林的地方，更不是在北平琉璃廠那麼聞一多的地方：是在沒有艾略特、沒有胡適之、沒有周作人的香港”。帶點無奈的嘲諷，卻又說到骨子裏。因此，當李歐梵說“我感覺香港缺少一個人文思想的空間，像北大一樣”，董橋自然所見略同地申論起香港的港大、中大、科大等校園，然後點出香港“從殖民統治者開天辟地以來，始終是個華洋商賈招財進寶的勝地，現在連行政首長都是船王之後，股票地產炒來炒去之外，矽穀矽穀才是新歡，當然不會有剩出的情感和精力去營造什麼人文空間了”。
身為書生文人，盡管董橋對當前文化現狀有著諸多不滿和尖銳批判，但他苦口婆心想要傳達的依然是對文化的堅持信仰與不變信念：“我的希望與其說是寄托在政治製度之上，毋寧說是擺放在文化理念之上。政治是一種‘行動的人生’；文化卻是‘靜觀的人生’，在朝的政治行動可以顛倒乾坤，在野的文化靜觀始終是一股製衡勢力，逼人思其所行。”更深層的思考應該是《陀山鸚鵡的情懷》一文，其中所引佛經的故事令人動容。他說：
說“中國情懷”，八九是文化的概念，幾乎完全可以不牽涉政治意識。我常想，政治隻是理念的遊戲，龍騰虎擲，鋒穎太露；真正可以提升民族的精神層次、加強個人的歸屬意願的，還是文化的認同：畫簷蛛網，斜陽煙柳，即使是斷腸處，也得風流。這是道德情操的定盤針。“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誌意，何足雲哉？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政治家大半不是鸚鵡，陀山一旦大火，他們想到的當然是能不張揚就不張揚，真的隱瞞不住了，隻好發動全民救火運動，自己坐享大功；有點文化情懷的尋常百姓則十九是鸚鵡，不計成敗，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因為“不忍見耳”！
董橋在結尾如此自許：“文化的庭園萬一著火，定然入水濡羽，飛而灑之。這一點點操守是要有的。”同樣令人動容。這種一以貫之的文化關懷，始終回蕩在董橋散文的字裏行間。
四、結語
紳士與流氓，隱士與戰士，衝淡平和與浮躁淩厲，董橋既可以是解甲歸田的員外，也可以是衝鋒陷陣的闖將。他有靜穆淡泊、文質彬彬的一麵，也有豪放激昂、憤世嫉俗的一麵，正如魯迅對陶淵明的評價：“這‘猛誌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名士風與書生氣，雖然是知識分子的兩麵，但在董橋身上則是渾然一體。且看他在《故事結局在你心裏》中的這段文字：
到了我這個年紀的人，早就不再迷信文學了。我有充分的權利寫寫我喜歡寫的文字，不必解釋，不必交代，不必借口。我的信念隻有一個：我紮紮實實用功了幾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幾十年，我計計較較衡量了每一個字，我沒有辜負簽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字，我不在乎人家對我的文字的看法，我隻在乎我滿不滿意我筆下的文字。既然是職業，是專業，我沒有理由馬馬虎虎亂寫東西砸自己的招牌。人家說好說壞是人家的事：I don’t care a damn.
這話說得多有書生氣，又帶點名士風，完全是典型的“董橋風格”。對自己的文字負責，畢竟最終“結局”還是隻在自己“心裏”，這樣的信念與操守，在我看來，先是性格，而後才是風格。他有一段話讓人看出他近乎偏執的堅持：
我寫作向來用心，改了又改，到出書看校對還想改，最後“到底忍不住了：年過半百，花甲在望，圖個自在，我愛怎麼寫，人家怎麼看，尋常事耳”。雖然這樣，心裏並不踏實。科技興旺，人文貶值，作者不用功，不敬業，產品加載先進的e-Book，一定寒傖，收在皮麵燙金的傳統裝幀書籍裏，更不配了。
如果不是這樣的性格，多年來任職於商業掛帥的媒體高層，深諳傳媒文化嘩眾取寵之道的董橋，豈會不知如何在名利場中左右逢源，然而，他今天能在香港文壇有著突出的地位與獨特的成就，靠的還是他吞吐古今、攬抱中西、情深趣真又文化品位高雅的一支健筆。
目前所見有關香港的文學史書，對董橋散文的風格特色大抵是這樣的描述——“濃鬱的書卷氣，儒雅的文化精神，熱烈的中國情懷，精致的文字，英國式的幽默”。所用文字與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一模一樣；曹惠民主編的《台港澳文學教程》一節中則寫了學養之醇厚淵博、見解之明敏通達、情致之幽雅淡遠、幽默諧趣的文筆、熔中西文化於一爐、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孺慕與認同等，所論也大致相近，這成為董橋散文的鮮明標誌。如此具有共識的藝術概括，說明了董橋散文已然是香港文學重要的一頁。這是近半世紀來無數個夜晚挑燈辛勤筆耕的結果。東西文化爛熟於心，世間百態冷眼閱盡，一個個苦思冥想的時刻，一篇篇文采煥發的斑斕文章，意境超然，思索深刻，處處閃現著屬於董橋式的睿智光芒與幽默鋒芒。他的散文重視個人體驗，追求唯美境界，從語言文字到題材內容都深深烙上中華文化的傳統印記，同時又以特殊的審美經驗，體現出西方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思想。楊照對董橋能以“接近文藝複興時代的隨筆”、“接近周作人的小品文”，而使“長期陌生幹涸的隨筆文類之流，終於灌注入了新的水源”，認為董橋的“新隨筆體”已經昂然卓立，“奠定了董橋在文學史上，邊緣卻獨特的位置”。董橋偶有匠氣，但更多的是匠心；他當然懂得學術的路數，但他更追慕於學問的意境。傳統名士漸已蒼白的館閣筆墨，在董橋筆下嗅到複蘇的氣息。不著氣魄、盡得風流的文人氣，在董橋身上也依稀可見。至於冷眼看世界的入世情懷，那是如何也揮不去的董橋本色。
有名士風的品位，有書生氣的品格，這樣的董橋令人驚訝，更令人驚豔。20世紀90年代初，因為學者柳蘇在《讀書》上的一篇精彩評論《你一定要看董橋》，在大陸知識界掀起了一股董橋熱。“你不可以不讀董橋”似乎成了文化界一句流行的口號。1997年，上海文史學者陳子善教授欽賞之餘，既編了作品選集《董橋文錄》，又編了評論文集《你一定要看董橋》，於是董橋散文再度引起讀者廣泛的關注，甚至有此一說——“交談不說董橋記，縱讀詩書也枉然”。學者柳蘇於1989年4月在《讀書》上發表《你一定要讀董橋》一文，引起許多人對董橋散文的關注和討論；1990年，福州《台港文學選刊》發表了一組以《中年是下午茶》為題的五篇董橋散文。香港回歸前夕，香港文學在大陸喧騰一時，董橋也就更熱了。陳子善教授編輯了厚厚一本的《董橋文錄》，於1996年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1997年則收錄三十多篇評論文章，由上海文彙出版社出版《你一定要看董橋》一書。還有《董橋散文》由浙江文藝出版社於1996年出版、《靜觀的固執》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於1997年出版、《文化眉批》由遼寧新世紀出版社於1997年出版等等。二十餘年過去了，在21世紀的今天，我認為大家還是應該來看董橋，而且是要看完整的董橋，因為，像他這樣有書生氣的名士，有名士風的書生，當今熱鬧的文壇裏已經越來越少了。
(作者單位：台灣政治大學中文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