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埃落定》所寫的藏族血親複仇與古代文學作品中的血親複仇有一定差異:古人多受“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倫理觀念支配而進行血親複仇,如幹寶的《搜神記》中赤比的為父報仇,而藏族多為家族的榮譽和體麵而複仇;藏族人的複仇是公開而正大光明的,而古代文學作品中的複仇不乏采用隱忍策略,或暗暗不動,或製造假象迷惑對方,然後伺機複仇,如《舊唐書·列女傳》寫濮州陻城孝女賈氏隱忍撫育幼弟為父報仇,《清史稿·孝義二》寫陸氏兄弟為父報仇,先假意收下仇人的殺父賠償金,讓仇人以為他們不再報仇,其後他們乘其不備殺了仇人;藏族人報仇的途徑方式是“手刃仇人”,而古代文學作品中除此方式以外,還有神靈實施懲罰或報應加身等報仇方式,以讓“正義”得到伸張,“仇怨”得到釋放。由這些方麵可以看出阿來所寫的藏族血親複仇的民族特色。
有論者指出:“任何一個偉大的作家都有著自己的生活界域,以及伴隨他的個體化的心理體驗,這種個性化的生活界域及心理體驗會成為他母題選擇的重要源泉。”《塵埃落定》的“複仇”母題的選擇與複仇故事的書寫,無疑也有著作者生活界域的影響和民族生活體驗的印記,從中可以看出藏族人作為複仇者和被複仇者的獨特的內心世界與精神品性:麥其土司並不懼怕複仇,反而讓對方看清自己的臉;傻子二少爺本來完全可以避免仇人的追殺甚至先發製人,但他依然固守複仇規則,等待仇人;複仇者一方也從不在暗地裏使刀子,要殺就殺得光明正大。由《塵埃落定》中複仇母題的呈現、複仇過程及複仇心態的描寫,可以看出作者對藏族複仇傳統的熟悉和對藏族複仇文化的寬容認同,也能見出作者對本民族精神品質的讚賞。
二、藏漢婚姻模式建構的民族立場
《塵埃落定》中的藏漢婚姻模式和家庭倫理,也是體現民族文化特征和作者民族意識的重要方麵。表麵上看,這一模式的建構隱喻著族別文化之間的交叉和融合,實際上彰顯了作者的民族立場和藏族本位的族別意識。
從中國曆史上看,異族聯姻比較常見,漢代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清代滿洲貴族與蒙古王公聯姻等都是著名的例證。文學作品對異族愛情的書寫也較多,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多有美麗的異族女子愛上漢族男子的情節。金庸小說中也有異族男女相戀的大量書寫,如《倚天屠龍記》中的蒙古女子趙敏為了張無忌不惜與自己的祖國和家人訣別,《天龍八部》中的阿朱深愛著有著契丹人血統的蕭峰。
在《塵埃落定》中,作者設計了一個“漢女嫁土司(藏族)”的兩性婚姻模式,與古代文學中的“番女嫁漢將”模式有所不同,在“番女嫁漢將”模式中,漂亮多情、健壯能幹的番女總是愛上異族的漢將,這種模式的建構不免有漢族中心主義之嫌,《塵埃落定》則將“番女嫁漢將”模式顛倒過來,設計了“漢女嫁藏人”的兩性婚姻模式,頗為耐人尋味。
首先,在這一兩性格局中,藏族為“強”,漢族為“弱”。
土司太太原本是出身低賤的漢族妓女,被一個商人賣給麥其土司,是聲勢顯赫的麥其土司讓她過上了上等人的生活;這一“漢女嫁藏人”的婚姻實質上是弱勢的漢族女人對擁有權力、地位的藏族土司的“雌伏”,另一方麵也是強勢的麥其土司對漢族女人的拯救,是麥其土司使那個原本是妓女的漢族女人擺脫了不堪的生活處境,能夠體麵、尊嚴地生活。
在麥其土司與漢族土司太太的夫妻關係中,這種強、弱之別又衍化為麥其土司的開明重情和土司太太的陰沉乖張。麥其土司懂得欣賞異族女性,敢於打破規矩娶一個地位低微的異族女人,雖然對方是出身低賤的妓女,他也不嫌棄。結婚以後,他沒有像眾人設想的那樣迅即向其他土司的女兒求親,而是長時間維係著與土司太太的感情生活。他雖然篤信權力,崇尚享樂,一度迷戀央宗的美色,但不久又回到土司太太身邊。而土司太太呢,喜歡無病呻吟,對下人十分凶狠,土司太太還吃老鼠,她“齜著雪白的牙齒撕扯鼠肉”,吃完像貓一樣舔嘴唇,神情極為可怖。小說對麥其土司的上述描寫透露出作者的民族自尊心與民族優越感,而對土司太太的描繪尤其是對土司太太吃老鼠細節的描寫則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漢族女人的“他者”想象。
藏漢強弱之分甚至延伸到他們的後代身上:土司與藏族太太所生的大少爺,英武彪悍、聰明勇敢,被視為當然的土司繼承人,而土司與漢族太太酒後所生的二少爺,天生愚鈍、癡傻呆憨,被排除在權力繼承之外。當然,這一強弱、優劣設計也牽涉到藏族人的血緣觀念,“藏族對血緣有兩個基本的概念:‘骨’和‘血’(或肉)。‘骨’被視為堅固的,而‘血’則是流動易變的。‘骨’是從父親來的,屬父係;‘血’是從母親來的,屬母係”。在藏族的觀念中,來自母親的血本來就“流動易變”,加之二少爺身上流動的並不是純正的藏族血液,他是漢藏混血兒,所以作者賦予他生下來就不健全的“傻子”特性。
從土司與漢族太太婚姻模式的兩性格局來看,漢族身份的土司太太屬弱勢群體,麥其土司則成為強勢力量。這一婚姻模式建構雖然對“番女嫁漢將”模式的漢族中心主義有所反撥,但又難免流露出藏民族本位思想的征兆。
其次,從民族身份歸宿感來看,《塵埃落定》中的漢族女子嫁給麥其土司後,淡忘甚至放棄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認同,以變成“藏人”為自己的身份歸宿。這讓人想起金庸筆下的回族少女“翠羽黃衫”霍青桐(《書劍恩仇錄》)與蒙古郡主趙敏(《倚天屠龍記》),她們心甘情願放棄自身的“民族國家”身份與認同,全心全意歸屬於異族男人,《塵埃落定》中的土司太太最終也被藏文化同化,放棄了自己民族身份的認同,臨死前為自己變成了十足的藏人而欣慰。但不同的是,霍青桐與趙敏是為愛情而不顧一切,不惜背叛民族國家,放棄自身的民族身份認同,而土司太太則是因為家庭遭遇的不幸而認同了異族:國民黨軍隊搶光了她家的鋪子,害得她父母雙亡,讓她淪落風塵,這使得她對母族人並無好感,所以當國民黨的黃特派員向她提起他們共同的“漢人”身份、希望土司太太站在他一邊的時候,土司太太並不買賬,在她眼裏,漢人並不比“夷人”好。再則,嫁給麥其土司以後,身為土司太太的她擁有了高高在上的地位和優裕的生活,雖然生活在異地異族免不了孤獨寂寞,但她已經習慣了那樣的生活,所以她逐漸淡漠了自身的漢人身份,更在乎作為土司太太的貴族身份,甚至願意自己變成藏人。也正因如此,當漢人的軍隊來襲時,她沒有去投奔漢人,而是選擇吞鴉片自殺。這裏,《塵埃落定》寫漢族女子放棄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認同,凸顯的不是“夷族的漢化”,而是“漢族的夷化”。可見,阿來雖然受漢文化熏陶,仍無法抹去血液深處的族別意識和民族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