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巴金研究 第一節 試論巴金如何關注薩凡事件
[日本]近藤光雄
引言
薩凡事件，象征著20世紀初期美國紅色恐慌與排外運動的一起冤案，曾經轟動了全世界。1927年初巴金赴法留學，不久在當地獲悉這一事件。之後，巴金以通信、散文、譯作等多種方式，開始關注薩凡事件的動向。這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之中，也許唯獨巴金一人所為。關於巴金如何關注薩凡事件的問題，早已受到學界的重視，不僅在各種《巴金傳》中有所提及，另外還有一些專題研究。然而在我看來，對這一問題的討論至今依然沒有進一步深入，盡管這將有助於我們切入巴金怎樣理解無政府主義與人道主義這一問題。
鑒於此，本文以有關薩凡事件、無政府主義思想與運動的資料以及小說《滅亡》文本為分析對象，試圖闡釋“無政府主義者”巴金在關注薩凡事件的過程中表現的一種態度轉變。第一章主要概括薩凡事件的發生與經過；第二章總結中國無政府主義團體與無政府主義者對薩凡事件的反響；第三章描述“無政府主義者”巴金在薩凡二人被處以極刑前後的態度轉變；第四章分析這種轉變在《滅亡》故事進展中的重現。通過這一論述過程，能夠發現巴金在關注薩凡事件的過程中如何主持人道與正義。
一、薩凡事件的發生與經過本文關於薩凡事件的發生與經過的記述，主要依據以下兩本著作：守川正道《サッコ、ヴァンゼッティ事件》；小此木真三郎《フレームアップ》。
1919年12月24日，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普利茅斯縣(Plymouth County)布裏奇沃特(Bridgewater)發生了一起現金搶劫案。一家製鞋工廠的會計與警衛從銀行提取職工工資後遭到襲擊。與警衛相互射擊後，犯罪團夥開車逃離現場，無人負傷，搶劫未遂。
1920年4月15日，馬薩諸塞州首府波士頓近郊諾福克縣(Norfolk County)南布倫特裏(South Braintree)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一家製鞋工廠的會計與警衛向工廠運送職工工資的途中遭到襲擊。警衛中彈四發當場死亡，會計中彈兩發事後身亡。犯罪團夥劫奪現金，開車逃走。
這兩起現金搶劫案發生後，警方於1920年5月以涉嫌參與搶劫案逮捕了尼古拉·薩珂(Nicola Sacco)與巴托羅密歐·凡宰特(Bartolomeo Vanzetti)。薩珂與凡宰特是意大利移民，信奉無政府主義，曾為逃脫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兵役，於1917年5月逃往墨西哥。在此之前，凡宰特又支持過工人罷工，向廠方要求加薪，因此被廠方解雇。1920年2月，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薩爾塞多(Andrea Salsedo)以涉嫌參與1919年6月爆破司法長官住宅事件被警方逮捕時，薩凡二人也積極投身於營救運動之中。
1917年6月，美國頒布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 of 1917)，1918年5月又頒布反煽動法(Sedition Act of 1918)，紅色恐慌(Red Scare)開始席卷全美國。世界產業工人聯盟(IWW)與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被視為反戰勢力，辦事處遭到警方搜查，眾多成員被捕，受到法律懲罰。政府對左派的種種鎮壓，與1917年的俄國革命給世界各國帶來的革命運動熱潮，當時在美國激起多次工人罷工運動，來曆不明的炸彈炸毀行政官員住宅的事件也不斷發生。為此，司法長官於1920年1月在全國大規模展開拘捕行動。多數被捕者被逐出國外，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因此深受打擊。當時，在薩凡二人的居住地馬薩諸塞州也有拘捕的舉動。1920年5月，薩爾塞多從司法省大樓第十四層原因不明跌落身亡時，正是紅色恐慌的高峰期。
薩爾塞多死後，薩凡二人想借用朋友鮑達(Mario Buda)的汽車，從家中運出有關無政府主義的文件，於是來到修車廠取車。布裏奇沃特警察署長斯圖亞特(Michael E. Stewart)早已斷定兩起現金搶劫案是紅色外國移民所為，懷疑起維修中的這輛汽車與車主鮑達，並提前吩咐廠主如有人來取車，務必通報。這樣，薩凡二人在從修車廠回家的途中被警方逮捕。
1920年6月，在普利茅斯開始審理布裏奇沃特一案。由於三名目擊者出庭作證，指認凡宰特是事發當時的射擊凶手，裁判長於同年8月將凡宰特判處12年到15年的不定期徒刑。但是到了1927年才發現：三名證人的口供與他們在事發後不久向偵探提供的信息大不一致——他們描述的凶犯相貌根本不符合凡宰特，甚至還有人說沒有看清。另外，當時有不少居住在普利茅斯的意大利人作證：事發當天，許多意大利移民從凡宰特那裏買到鰻魚，由於意大利人習慣在聖誕前夜吃鰻魚，所以不會記錯日期。然而，檢察官卻認為這些證言極不可靠。這便暴露了他對意大利人的偏見。
1921年5月，在馬薩諸塞州戴德姆(Dedham)開始審理南布倫特裏一案。在審理的過程中，有人證明凡宰特在事發當時為作案團夥開車，還有人指認薩珂就是擊中警衛的凶手。當時犯下盜竊罪的慣匪古德裏奇(Carlos E. Goodridge)將薩珂認定為凶犯的證言，也得到了法院的信任。然而在事發當天，薩珂來到位於波士頓的意大利領事館辦理護照，這已得到館員的證明；凡宰特根本不會開車，他在事發當天與往常一樣推車買魚，並與一位漁夫閑談許久。可見事發當時薩凡二人果然不在現場，然而這一事實卻沒有法院為了陷害薩凡二人收買的偽證更加“可靠”。
當然，法院陷害薩凡二人的手段不僅如此。比如：在警衛屍首附近發現的帽子很像薩珂在工廠戴的那一頂；警方的科學驗證證明，擊死警衛的槍支有可能與薩珂被捕時攜帶的手槍是同一類型的。另外，檢察官根據薩凡二人的“犯罪意識”將他們斷定為殺人凶手，而“犯罪意識”不過是指薩凡二人被捕時攜帶槍支、在審訊過程中沒有提供真實的情報。如果考慮到當時紅色恐慌席卷全美國，薩凡二人為自身與其他同誌安全起見，隱瞞了無政府主義者的身份，故意回避陳述與無政府主義相關的情報，該是極為正常的舉動。但檢察官竟然把這些因素認定為搶劫殺人的動機，這說明了這場審理本來就是紅色恐慌的一個環節。檢察官通過對薩凡二人的審問，試圖浮現出薩凡二人顛覆政府的無政府主義者形象，顯然也不無理由。1921年7月，薩凡二人受到一級殺人罪有罪判決，被判處死刑。
至此，薩凡事件引起了世界各地的關注。美國的意大利移民與無政府主義者於1920年5月成立“薩珂、凡宰特援救委員會”，立即展開營救運動。在馬薩諸塞州與周圍其他州，支援薩凡二人的工人與工會也開始逐漸增多。1921年10月，法國作家法郎士向死刑判決表示抗議，主張思想自由，強調營救薩凡二人。薩凡二人的辯護團根據一些新發現的證據，曾多次向法院請求複審，盡力於營救運動。其內容包括：檢察官對薩珂的審問充滿偏見；警衛的致命彈隻是有可能從薩珂的手槍射出而已；1925年11月，麥蒂羅斯(Celestino F. Medeiros)親自招認他與南布倫特裏一案的幹係，供出真正犯罪團夥等等。然而，裁判長竟然駁回一連串的請求，於1927年4月宣布同年7月對薩凡二人執行死刑。這再次證明，薩凡二人所信奉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與法院對外國人的偏見才是他們被判處死刑的決定性因素，他們是否真正參與搶劫殺人案，其實並不重要。
之後，執刑日又被推遲到8月10日。到了8月3日，唯一有權寬恕薩凡二人的州長佛樂(Alvan T. Fuller)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審判結果，拒絕營救薩凡二人。這一聲明立即在世界各地引起了種種抗議。在倫敦、紐約等地發生炸彈爆炸騷動，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紐約、倫敦以及法國各地出現大規模罷工。接踵而起的抗議活動一時得到了州長的特赦，執刑日被推遲到8月22日，但薩凡二人終歸沒有逃脫紅色恐慌的魔爪。
然而，薩凡二人之死並沒有使抗議活動馬上消失。在德國哈勒(Harle)，數千名群眾舉行示威運動，抗議薩凡二人死刑處分，並與警察發生衝突。在日內瓦，同是因為抗議死刑處分，約有五千人襲擊了美國人經營的銀行與旅館，損害了國際聯盟總部的建築物。
當然，薩凡事件也轟動了世界各地的無政府主義者。例如：“柏林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國際也有沉痛的宣言檄告全世界無產階級”；“法國無政府主義的老將福爾旅行各城市舉行遊曆演講，每次的結果都是全體聽眾一致議決反對這法律的謀殺”。在日本，關東黑色青年聯盟、關東勞動組合自由聯合會等其他加入國際彈壓防衛委員會的十個團體，於8月21日19時舉辦抗議執刑演說會；22時半，與會者攜帶要求取消執刑的抗議書，湧進美國使館。
二、中國無政府主義陣營對薩凡事件的反響
當時在中國，薩凡事件並沒有引起各界的關注，隻在中國無政府主義陣營中受到了重視。其中，最為主動關注薩凡事件的無政府主義團體該是“中國少年安那其主義者聯盟”(下略為“聯盟”)。在薩凡二人被處以極刑之前，“聯盟”就積極展開抗議活動。至於其經過，“聯盟”說：
在美國麻沙菊涉州的意大利同誌沙柯和樊澈蒂事件，在去歲〔1926年——筆者注〕即引起民鋒社之注意,一九二七年一月各地民鋒社聯合成立聯盟，即由聯盟致抗議書於麻沙菊涉州長Fuller，更致函慰問沙樊二氏，由波士頓防禦委員會轉去，其致防禦委員會函曾在其特刊上披露。……
七月已屆，世界各地的無政府黨人及勞工團體之憤慨，愈形緊張，沙樊之命運已陷危殆，本聯盟以其時適值內部因進行上之需要改組，而外則以本聯盟所發言論受上海陳楊之嫉，故不能有擴大之舉動，民鋒月刊亦不能出版。繼得緩刑確訊，故於八月十二日，即由改組後之中國少年安那其主義者聯盟發表第一次“為沙柯樊澈蒂同誌事件”告全中國安那其主義者及革命的無產階級宣言，並致抗議書於北京美使館及上海美領事署……中國少年安那其主義者聯盟書記部。“聯盟”又通過引文中的這篇宣言明示了他們展開抗議活動的具體目標：
……現今各國無產群眾一致的抗議已然生了部分的效果了！但我們所要求的不隻是在於緩刑，而在於無條件恢複沙樊二氏之自由，最後的勝利快要爭回了，本聯盟希望中國的革命同胞一致起來援助中國少年安那其主義者聯盟！
由此可見，“聯盟”不僅關注薩凡事件的時期較早，他們堅持抗議、毫不畏怯言論壓製的姿勢也極為可貴。其實，“聯盟”此時的舉動與世界各地的種種抗議活動和營救運動幾乎沒有任何性質上的差異——通過社會運動，把抗議的鋒芒直接指向對無政府主義者與意大利人心懷偏見的裁判長和檢察官，以及由他們造成的不合理的審理與審判結果，從而控訴紅色恐慌與排外運動，試圖營救薩凡二人。這也正是世界各地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在內的所有善良的群眾之所以能夠結為一體，支援薩凡二人的主要原因。
在中國無政府主義刊物中，《革命》周報著重介紹了一些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對薩凡事件的反響。1927年8月，《革命》周報第17期刊載了宗綠《轟動世界的凡薩案》一文，這是《革命》周報首次發表有關薩凡事件的文章。宗綠介紹了世界各地主持人道與正義、抗議死刑判決的呼聲，呼籲毫不關心薩凡事件的中國群眾起來抗議、宣傳人道與正義。同月，《革命》周報第18期刊登了宗綠《裁判官賽葉竟敢殺薩凡耶？》。宗綠在此文中向州長與裁判長發出抗議，同時又譯出巴黎薩珂、凡宰特援救委員會於1927年6月29日向州長佛樂提交280萬人抗議薩凡事件簽名名單時附加的抗議文，向中國傳播了充滿人道與正義的呼喚。
薩凡二人死後，1927年9月，《革命》周報第19期開設《薩凡紀念號》。編者《卷頭語》向“慷慨就義，視死如歸”的薩凡二人表示“百萬分的敬仰”。碧波《哭薩哥凡齊蒂》一文說：“你們(薩凡二人——筆者注)的偉大的精神，決不怕為主義而捐棄頭顱的，你們慷慨就義，你們大呼‘無政府萬歲！’愧煞了我們這些後死的弱者！”，並稱讚薩凡二人是“光明磊落，為眾人謀幸福的誌士”。宗綠《薩凡慘殺的前後》。一文雖然大部分采用了巴金《死囚牢中的六年——薩珂(Sacco)與凡宰特(Vanzetti)果然會被殺麼？》中的材料，但通過概括從薩凡二人被捕到被處以極刑的整個過程，暴露了法律的不合理性，證明了薩凡二人的無罪。可見，《革命》周報《薩凡紀念號》以辯護薩凡二人的信仰、證明他們無罪的方式，向兩位殉道者表示了哀悼與紀念之意。
朋斷定薩凡二人是“意大利的共產黨員”，並在概括事件的發生與經過後結束此文時說：
……要誅除共產黨就應有勇氣去明殺，何必借不相幹的案件做藉口。美國司法界的黑暗也於此可見！同時我們也感覺得西方人的生命畢竟還值錢，連不足重輕的共產黨還有人去替他們講話，使得他們受到法律的保障；反觀張屠帥在京津隨便殺戮革命黨，有誰去抱不平呢？
從這幾句表述中可以看出，朋有所讚同法院對薩凡二人的審判結果，似乎沒有維護薩凡二人人權與抗議死刑判決的意思。這便引起了宗綠的批駁。
宗綠在《裁判官賽葉竟敢殺薩凡耶？》一文附言中說：
此文剛寫好，友人謂現代評論上有批評薩凡案的短評，謂薩凡是意國共產黨，世界輿論表同情於共產黨，未免太無意義雲雲。……就假定薩凡是共產黨，我們也不能因他們是共產黨，就可把一切正義與人道的觀念。都置之腦後，何況他們不是共產黨……
對於與共產主義相敵對的無政府主義者來說，薩凡二人被視為共產黨人，顯然難以置之不理“聯盟”曾表示：“聯盟更以上海各資產階級性之報紙，淺見陋識，欲藉今日國人嫉恨共產黨之忿恚，而中傷對於沙樊二氏之同情，共指沙樊二氏為共產黨，現代評論之記者亦因循為論，故由聯盟書記部致函更正，並予警告。”。然而宗綠並沒有追究這一問題，在他看來，無論個人所信奉的主義如何，對於所有受到壓迫的弱者，我們都應該堅持人道與正義，主動援助他們宗綠在《轟動世界的凡薩案》一文中批判路透社將薩凡二人稱為共產黨人時說，該社“受當事資本家的收買”，“以為反對資本家的隻是共產黨”，他們將薩凡二人視為“失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同情”的共產黨，其目的是“使薩凡沒有後援兵”。可見，宗綠批判路透社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於薩凡二人是否為共產黨人，而是擔憂路透社的報道將會導致抗議與營救後台的消失。
從以上種種概括可以得出：無論是抗議資產階級、試圖營救薩凡二人的社會運動，還是證明薩凡二人無罪、敬佩他們慷慨就義的形象的種種言論，其中幾乎都貫穿了主持人道與正義的基本立場。這也是世界各地絕大多數群眾對薩凡事件最為普遍的認識，並非中國無政府主義陣營的獨到見解。
然而在薩凡二人被處以極刑後，中國無政府主義陣營對薩凡事件表明了另一種態度。“聯盟”在薩凡二人死後展開的抗議活動即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沙樊事件與中國人——民鋒月刊的記載》一文介紹了其具體情況：
迄後,知美帝國資本主義之萬惡政府與法庭,已不接受全世界有組織的勞動群眾之抗議,故即準備為可能範圍內之舉動,使美國帝國主義者知無政府主義者力量之不可侮而為吾死者複仇。因即印發第二次宣言,並聯合朝鮮黑幟團,上海A聯盟及武漢來此之同誌,於八月二十四日夜分往南京路,愛多亞路,虹口,南市,閘北等處發散本聯盟第二次宣言及與朝鮮黑幟團,上海A聯盟共同簽發之英文傳單……吾輩自此之後,更進而計畫進一步之實際行動,惟皆遇森嚴防禦,未克實現為遺憾耳!二十七八日夜更聯同黑幟團於法租界環龍路呂班路一帶散發朝鮮文告朝鮮民眾宣言及英文傳單等,以宣布美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之所謂法律,實為強權階級迫害革命無產者的刀鋸；而所謂德謨克拉西政治者，亦不過資本階級的獨裁罷了。1927年8月27日《晨報》載有《美二工人案餘波上海亦有反對傳單各國對英皆表不滿》一文，報道24日的抗議情形：“【上海二十五日東方社電】昨日午後八時，有人自永安先施公司屋頂，向南京路散布中英合璧傳單者。單上印有在美國處死之散叩，範其第二人相片，其下刊有為參加普羅達利革命之兩領袖，死後情形及排斥美貨等標語。”28日《晨報》又載《美左派工人案真相引起世界各國風波證據不實法官偏心》，其中提到“上海雖無積極行動，散布傳單，排斥美人之事亦曾發生”。《晨報》報道的也許就是“聯盟”的抗議活動。！
這場抗議活動與以往的活動相比，目的明顯不同。顯然，薩凡事件構成了“聯盟”展開無政府主義運動、擴大無政府主義勢力、推動無政府主義活動的一大動力。“聯盟”散發英文、朝鮮文傳單，與朝鮮無政府主義團體共同形成抗議勢力，都可以說明這一點。
不僅如此，“聯盟”還通過薩凡事件汲取了以下幾種“重大的教訓”，此文結尾如下：
第一，我們當加緊注意到安那其黨人一國的與國際的組織。我們應該接受旅法俄國安那其黨人提出之組織綱領；/第二，加入工農組織中去工作——宣傳，教育，組織——；並與柏林的國際工人協會(無政府工團主義國際)攜手合作：而努力打倒一切黃色的及赤色的工賊，而完成國際革命工人的唯一的大組合One Big Union；/第三，澈底的反對任何政黨與政府；反對改良的議會主義與經濟政策，而宣傳直接行動之社會革命；/第四，肅清安那其主義者組織中間的機會主義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