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安那其信仰複蘇與《隨想錄》
白浩
在現代作家中，巴金是唯一明確宣稱“我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同時也唯一長期參與無政府主義實際政治生活的。他的無政府主義生涯大約可分為四期：第一期，1920年到30年代初，作為革命家的李芾甘，是中國第三代無政府主義者的代表，其無政府主義信仰表現為政治信仰與無政府主義戰士。第二期，30年代中到40年代，作為文學家的巴金，此期，他離開無政府主義實際政治生活，但仍保留有作為文化信仰的無政府主義元素，可稱為無政府主義的同路人及同情者。第三期，1951至1977年，無政府主義元素的清洗者與改造對象。第四期，1978年後，即《隨想錄》時期，無政府主義積極文化元素與曆史記憶的複蘇期。
對巴金第一期的安那其信仰基本無人否認，第三期的受清洗與改造也是顯然的，第二期文化無政府主義，評論界、學界以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也基本能概括其顯在表現。唯獨第四期巴金的信仰仍無人與安那其掛鉤。這樣，對巴金的信仰之路並未完整歸納，而安那其之路也未結穴。一生聲稱“我不怕……我有信仰”的巴金，是以信仰為支柱的激情與執著之人，安那其信仰支撐他走過了前半生，新中國成立後及“文化大革命”的改造令他無法再聲稱安那其信仰，但無其名而其實也已完全改變了嗎？那麼巴金又以什麼為信仰支撐呢？用通行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解釋嗎？這個大帽子並不能完全和準確地概括獨特的巴金，尤其是他抗議的大膽與直指老底的尖銳徹底。這樣存在的困境就是，一方麵晚期巴金其人的信仰及《隨想錄》、《再思錄》的創作精神支柱究竟是什麼並不能得到真正探其根底的追究，另一方麵，早年狂熱與執著的安那其信仰決定性地鑄造了早年及中年巴金，這樣深刻的信仰之根已經在外界壓力之下而徹底斷絕了？還是其合理與積極的文化元素仍潛隱於內，在重壓下或者觸底反彈或者一旦重壓解除又會緩慢複蘇？一個人決定性的文化構成元素要徹底根除是困難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的，安那其之根在巴金身上的最終歸宿仍需交代。正是本於此，探討晚期巴金信仰中安那其積極元素的複蘇自有其重要意義。
一
經曆新中國成立後的改造及“文化大革命”浩劫後，巴金已不再可能如其早年那樣聲稱安那其信仰，在創作上，他已完成了“換筆”，變成一個“歌功頌德”者，“豪言壯語”者，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失語者、“奴在心者”與“奴在身者”。然而翻譯，卻成為他精神生活的第二領域。在其一生中，翻譯既是他從事安那其戰鬥的武器，又往往成為麵對外界壓力時的緩衝域，也往往成為新的精神突破的孕育地。翻譯，於巴金確有其特殊的意義。40年代底其安那其信仰即以翻譯終，而“文化大革命”後，其主體性的複蘇又以翻譯始。
1973至1977年，巴金在控製下又開始了工作，翻譯這看似中性的工作一方麵麻痹了迫害者的警惕，一方麵卻成為巴金重新用他的老方式來治療心靈創傷、尋求精神資源的良藥。自然，如同魯迅所言的果蠃負子，祝曰“像我像我”，青蟲被“極高明”地變成了細腰蜂一樣，曆經長期改造，巴金也已變成了馴順和驚懼的忠仆，安那其信仰更是被毫無保留地清洗，避之唯恐不及。但畢竟“獸”的行為打破了“神”的迷信，使他由“奴在心者”變成了“奴在身者”，從煉獄中醒來。他選擇了重譯屠格涅夫《處女地》、翻譯赫爾岑《往事與隨想》，這二位既是當局可以接受的“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者”，也是與民粹派、安那其派有密切思想關聯與行動交往的作家俄國民粹派與無政府主義派有許多親緣關係，巴枯寧便被視為俄國民粹派內暴動派的代表人物，而許多人也把俄國民粹派與無政府主義派混作一談。同作為民粹派的代表人物，屠格涅夫、赫爾岑均與巴枯寧有長期交往，赫爾岑更與之從俄國國內到巴黎、倫敦交往長達幾十年，據說屠格涅夫小說《羅亭》的男主人公羅亭便脫胎於巴枯寧。盡管他們的改良主義思想並不認同於巴枯寧的激進暴動主義，並最終關係疏遠，屠格涅夫、赫爾岑也被視為“老式的自由主義者”，但畢竟他們對俄國統治者的批判與自由主義立場是相似的，於是在當局眼皮底下巴金又開始了“盜火”的勾當。這些作家早年就深深感動著巴金，是信仰的資源，而現在，“我每天翻譯幾百字，我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裏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尼古拉一世的統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我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舊的要衰老，要死亡，新的要發展，要壯大；舊的要讓位給新的，進步的要趕走落後的——這就是無可改變的真理。……重讀屠格涅夫的這部小說，我感到精神振奮，我對這個真理的信仰加強了。”正是翻譯讓他重歸與複蘇了昔日熟悉的信仰慣性世界，尋找著重新戰鬥的武器，並直接催生了《隨想錄》。
二
對《隨想錄》的評論可謂眾矣，但至今無人注意，為什麼在眾多老人中，正是巴金率先發出了“我控訴”的聲音？為什麼即便在以後幾十年的整個文壇，也正是這個垂垂老者觸及最深層的反思與批判？為何正是他？他有什麼獨特之處？這也正是於我們最有價值的地方。一直以來他並非學識淵博、思想深刻的學者、思想家，他並非受迫害最深，亦非作惡最重的，但為什麼正是他在眾人都局限於個人傷痕的舔舐時，他卻鋒芒對內直抵自身的膿血，對外直逼秦檜之禍背後的“宋高宗”，直逼整個製度與文化？這樣的超越性是怎樣獨特的思想資源賦予的？這便是我們要尋求的答案。而這個答案隻有聯係到整個一生的巴金，聯係到他從“五四”即持有的反封建武器——安那其信仰才可以解釋。誠然，作為政治思想他在30年代即已放棄，然而作為文化價值觀卻一直延續到整個40年代，而今，這種文化價值觀盡管已不可能再明確地複歸原來，但畢竟一些思想的老根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暗暗蘇醒了。當然，與二三十年代的政治地表生態已完全不同，他再不可能明確宣稱信仰，但當發現其地表下的封建土壤依然如故時，反封建的文化根芽怎不冒出。當如此批判的鋒芒和超越性與早年安那其批判乃至《家》、《寒夜》等相連時，我們會感到這不過是順理成章的延續，甚至有歲月消磨而鋒芒衰退之憾。如果摳去“改造”的經曆，那麼這樣的批判鋒芒與超越性便毫不足怪，而他的價值也正在於整個思想界的死亡與複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