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安那其信仰複蘇與《隨想錄》(2 / 3)

“講真話”是《隨想錄》的總題。“真話”,這看似最直白、最一目了然的表述選擇卻蘊含著巴金諸多苦衷。於己,“所謂說真話,就是講自己心裏的話,自己相信的話,自己思考過的話”。易言之,於己,真話即自己信仰的話,於外界,真話則要求是真相。“真話”,看似最簡單、最基本的要求,為什麼卻要鄭重其事提出來呢?就因為曆史、現實到處都充斥假話。於己,所說的不是自己心裏的話,是自己不相信的話,是喪失自己獨立思考的話;於外界,則是瞞和騙,是假象。早年安那其信仰追求的根本即人的權利,追求的是人的世界,然而數十年後,舉目一看,卻仍然滿是神鬼獸的世界,主與奴的世界,而非人的世界!這就是巴金焦灼的原因,急迫要求“說真話”的原因。

首先是對現實與曆史的界定。現在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五四”過時了嗎?反封建過時了嗎?非也。“‘文革’初期我還以為整個社會在邁大步向前進,到了‘文革’後期我才突然發覺我四周到處都有‘高老太爺’,盡管他們穿著各式各樣的新舊服裝,有的甚至戴上‘革命左派’的帽子。”“我在後記中說《家》所提出反封建的曆史任務已經完成,後來我就覺得話說錯了。在我們國家,封建的餘毒還深得很……”回顧“五四”方能界定現實,“‘五四’使我睜開了服晴,使我有條件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使我有勇氣一步一步離開我的老家,離開那個我稱為‘專製的黑暗王國’的大家庭。到今天我仍然相信要是不離開那個老家,我早已憔悴地死去。我能夠活下去,能夠走出一條路,正因為我‘拋棄’了中國文化,‘拋棄’了曆史傳統”。拯救與激勵他的正是激進的安那其信仰。然而,現在卻發現,又回到了這個“家”!麵對對“五四”激進反傳統的批評,“我的看法正相反,‘五四’的缺點恰恰是既未‘全麵打倒’,又不‘徹底否定’……所以封建文化的殘餘現在到處皆是。這些殘餘正是今天阻礙我們前進的絆腳石”。

談古是為了論今,正因為現實處境是回了“家”,所以才要求思想也回家——“五四”之家。而“五四”的思想之家於巴金的記憶而言,安那其信仰正是極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巴金以雷霆之力發問:“我們究竟怎樣總結‘五四’的教訓呢?為什麼做不到‘完全’?為什麼做不到‘徹底’?為什麼丟不開過去的傳統奮勇前進?為什麼不大量種樹摘取‘科學’和‘民主’的果實?”這酣暢淋漓的“天問”正活現出昔日安那其鼓舞下的激烈風範,而他無可奈何得出的“老化”其實正是對退化的悲哀,丟掉了昔日的批判武器,也重新變成了昔日自己所批判的神、鬼、獸腳下的奴。麵對現實,所謂“毒草病”、“遵命文學”、“長官意誌”、“小人、大人、長官”、“豪言壯語”、“緊箍咒”,都正是這個神鬼獸世界、主奴世界的表象。我們的敵人是什麼?封建製度、封建文化。在超越個人恩怨層麵,超越曆史的局部紛紜,巴金直指整體的製度與文化根源。“我們所要反對的是製度,而非個人”,這個幾十年前安那其信仰提供的思想製高點再次為今天提供了思想的超越性。“四個人”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能量”?秦檜怎麼有那樣大的權力? 風波獄的罪人在秦檜的前麵加了宋高宗的名字,“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四人幫’絕不止是‘四個人’”,於曆史,“我們不能單怪林彪,單怪‘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我們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貨色,林彪和‘四人幫’販賣它們才會生意興隆”。“青天一個人就能解決問題?”正因為直指整個製度與文化,巴金才會奇怪地為“四人幫”“開脫”:“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幫’身上,我自己承認過‘四人幫’的權威,低頭屈膝,甘心任他們宰割,難道我就沒有責任!難道別的許多人就沒有責任!”

麵對曆史,我們不能歸之於偶然,而是要看到其必然——封建的製度與文化,這才能正確麵對傷痕:“有人認為家醜不可外揚,傷疤不必揭露;有人說是過去已經過去,何必揪住不放。” “揭露傷痕,應當是為了治好它。諱言傷痛,讓傷疤在暗中潰爛,隻是害了自己。但也有人看見傷疤出血就驚惶失措,或則誇大宣傳,或則不準聲張。這些人都忘記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人們應當怎樣對待那些傷痕。”正因此,巴金要在傷口上撒鹽:如若不探索清楚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樣開始的?人又是怎樣變成“獸”的? 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會不會有成績?“文化大革命”仍在揪人,傷口今天仍在流血,倘使我們不下定決心,十年的悲劇又會重演。“否則萬一將來有人發出號召,進行鼓動,於是一夜之間又會出現滿街‘虎狼’,一紙‘勒令’就使我們喪失一切。”“人為什麼變為獸?人怎樣變為獸?我探索,我還不曾搞清楚。”為什麼要設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這裏就是如何麵對傷痕的問題。難道它僅隻是作為曆史獵奇的景點?是捂蓋子諱疾忌醫還是作為探索與反思、警醒與鞭策的思想資源、財富?它不光具展覽價值,更是曆史與現實以及未來的沉思處。現實裏,巴金兩說衙內,三說端端,四談騙子,是要探索他們的滋長土壤——封建特權與封建文化,觸及假、大、空、填鴨式的封建教育與“小小紅司令”的產生機製。正是安那其信仰所賦予的反權威、反專製、求自由的徹底性與超越性使巴金不局限於個別的人事,而於史於今都直指其後的整個文化、製度,著眼於未來的平等與自由世界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