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其信仰下的批判鋒芒指向於外，也指向於內。對於己，巴金為什麼要痛苦地挖自己的肉，殘忍地解剖自己呢？因為它正是一個封建文化、獸道文化、奴才文化的產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殘忍地自虐，正是為了解剖這個文化範本，它提供的正是同魯迅一樣的煮自己的肉，也煮他人的肉，民族文化的肉。當巴金的“懺悔錄”真正地成為民族的懺悔錄時，那才能說真正有救了。“我沒有想到就這樣我的筆會變成了掃帚，會變成了弓箭，會變成了解剖刀。要清除垃圾，淨化空氣，單單對我個人要求嚴格是不夠的，大家都有責任。我們必須弄明白毛病出在哪裏，在我身上也在別人身上……那麼就挖吧！”“我知道不把膿血弄幹淨，它就會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僅是我，許多人的傷口都淌著這樣的膿血。……我們解剖自己，隻是為了弄清‘浩劫’的來龍去脈，便於改正錯誤，不再上當受騙。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須先從自己做起，不能把責任完全推給別人，免得將來重犯錯誤。”同時，巴金解剖自己也正是在操練自己的武器——獨立思考，突破框框，“每一個時代大概都是有框框的，任何時代都有框框”，但人必須解放自己的思想，堅持自己的責任與良心，做自己思想的主人。懺悔正是懺悔自己丟掉了武器，拋棄了信仰，而變成了奴在心者奴在身者，甚至成了覺新，成了井口拋石頭者——“但幸運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獨立思考’”。挖自己的瘡正是挖自己身上的奴性與獸性，而獨立思考也正是在呼喚和恢複著“人”性。“我們安那其主義者沒有教主”，安那其導師柏克曼也告訴他：“沒有神，沒有主人。”柏克曼“給我寫信時用的那柏林辦事處的信紙上鮮明地印著‘沒有神，沒有主人’的字樣。”而在數十年滄桑後，巴金又遺囑給大家：“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思想的一脈承續在70年後回響。早年信仰“我的上帝隻有一個，就是人類”。而現在，“我有我的主，那就是人民，那就是人類”。如果說早年信仰的“人類”尚有空疏之嫌，那麼一生的滄桑則教他具體化為了“人民”。獨立思考，批判整個的製度與文化，我們不難看出這與早年安那其之根的吻合。反封建、反權威、反奴役諸多主題的複活，解放人性、反對神性獸性奴性，高張“人”的旗幟，這是晚年巴金最重要的貢獻。
這樣於外於內的解剖、批判、懺悔為巴金帶來了痛苦，帶來了孤獨，但也為他帶來了幸福，他又可以重申那句話——“我不怕……我有信仰”，複歸自己的精神家園。安那其信仰在“五四”時代為巴金提供了徹底反封建的強大武器，它的超越處即在於直指製度與文化之根。“我的敵人是什麼呢?我說過，‘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製度，一切摧殘愛的努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安那其信仰使他成為“精神貴族”、戰士，然而曆史讓他繳了械，他淪落為“精神奴隸”，但現在，他又拿起了武器，“第一卷還不曾寫到一半，我就看出我是在給自己鑄造武器。……從此我有了自己使用的武器庫”。這個武器重新為他提供了火眼金睛，提供了戰鬥的勇氣和決心，重新肩負起民族與曆史的責任，重新成為精神的貴族。不僅於此，在思想領域的其他主題上，國際和平、友誼的再三歌詠，麵向世界，向西方學習的世界主義、開放化思想同樣是與早年安那其思想之根複合的。即便於身份認，他也敢於重新承認早年的無政府主義身份，並終於努力地為昔日的戰友們尋找到了現今時代下一個妥帖的命名：理想主義者，他還重申“一直到最後我並沒有失去我對生活的信仰，對人民的信仰”。考慮到幾十年滄桑中的斷絕，這顯然意味著一個認識與情感皈依上的極大突破。他恢複了與昔日安那其朋友們“劃清界限”中斷多年的通信聯係，懷友之作中開始出現匡互生、葉非英等，乃至吳先憂、吳克剛、衛惠林這些“對於我的人格發展有大的幫助”的無政府主義者，在生命的最終還清了多年積欠的最後一筆債。與早年的巴金一樣，他重申其不是文學家的身份，正因為他又有了於文學之外的文化奮鬥目標，他重新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奮鬥，“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至此，一個完整的巴金，信仰的巴金最終輪廓定影——因信仰而痛苦、孤獨的巴金，信仰淪落的巴金，因信仰重獲而繼續痛苦、孤獨的巴金。因信仰而痛苦、孤獨，亦因信仰而幸福，巴金與其安那其信仰也將成為我們繼續思考和探索的資源。
(作者單位：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