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國文學檔案 第一節
中國新詩：1958(上)
劉福春
1958年1月
1日《星星》詩歌月刊1958年第1期刊出章兆慶《直上九重》、羅清亮《在田野上》等詩和山莓的文章《流沙河的“個性”》。
1日北京大學紅樓編輯部編輯的《紅樓》雙月刊1958年第1期刊出楊書案《吹吧，東風》、洪子誠《信》、張炯《飛鸞嶺》、謝冕《機器廠》等詩及李扶搖等《純潔詩的語言》、丁爾綱等《要什麼樣的愛情詩、景物詩？》等文。
1日《處女地》1958年1月號刊出方冰《祖國頌》、郭煌《主席，我發言》等詩。
4日《人民日報》刊出穆旦的文章《我上了一課》，說：“我在去年5月7日《人民日報》八版上寫了一篇諷刺詩‘九十九家爭鳴記’，效果很不好，反右鬥爭開始後自己就感覺出來了，可是直等前些天在同一版上看到戴伯健同誌的批評，才驚覺於它在讀者中間造成了如何印象，才看到那篇詩的實際麵目是多麼壞。這給自己上了深刻的一課。”“我寫那詩的主要動機是如此的：當時黨號召解除顧慮、大鳴大放，可是還有個別不敢鳴放的現象，我想對這種落後現象加以諷刺。當時想到有幾種‘懷有顧慮’的情況，就把這幾種情況湊在一起，編造成一個故事，使故事充滿了否定性細節。這些細節原是指個別現象，而且是通過一個被諷刺的落後人物的角度來掌握的。可是，想不到，因此就構成一幅圖畫，顯得整個是陰暗的了。”“我的思想水平不高，在鳴放初期，對鳴放政策體會有錯誤，模糊了立場，這是促成那篇壞詩的主要原因。因此，詩中對很多反麵細節隻有輕鬆的詼諧而無批判，這構成那篇詩的致命傷。就這點說，我該好好檢查自己的思想。”
5日《文藝月報》1958年1月號刊出周應瑞等的《對沙鷗同誌的“璀璨如粒粒珍珠”的意見》和天明的文章《艾青的兩支毒箭》。《艾青的兩支毒箭》講：“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號的文藝月報上，發表了艾青的兩則寓言：‘養花人的夢’和‘蟬之歌’。這兩則寓言，初讀時我覺得不大對頭，似乎影射著文藝界有著一股怨氣似的，但也沒有深入思索一下。直到這次丁陳反黨集團被揭發、暴露了艾青的反黨麵目以後，我才恍然大悟，艾青的這兩則寓言，是他反黨思想的表現，是他向黨射出的兩支毒箭。”
8日《人民文學》1958年1月號刊出郭沫若《新年，歡迎你！》、工人範以本《整風詩抄》、工人陸宇清《拷布工》、工人齊雲溪《印染工人短歌》、工人高文真《工廠雜詠》、工人鄒積祿《海河邊的夜》、朱子奇《我高唱共產主義勝利進行曲》、李季《南行五首》等詩。
12日《解放軍文藝》1958年1月號刊出晏明《歡呼嗬，東風壓倒西風！》、顧工《偉大的宣言，全人類的詩篇》、周綱《北大荒春謠》、柯原《送別小唱》、李瑛《嗬，楊敏莉，我們的楊敏莉》等詩。
15日《青海湖》1958年第1期刊出黃河《黨，母親》、葛澤溥《撒在辯論會上》、朱奇《高原之城》等詩。
20日《北京文藝》1958年1月號刊出呂遠的詩《理發師》和丘山的文章《公劉在他的“小夜曲”裏宣傳了什麼？》。
20日《文學雜誌》第3卷第5期刊出瘂弦的詩《紅玉米》和阮囊的詩《塑像》。
25日《詩刊》1958年1月號刊出臧克家《沒有什麼聲音比你更響亮》、李霽野《佛子嶺水庫》等詩和劉綬鬆《論聞一多的詩》、公木《公劉近作批判》等文。公木文章講：“假如說開始寫詩，反映些邊疆生活，雖然浮光掠影，卻還給人以清新之感；但近兩年尤其是近一年來，他的詩作卻像患了貧血症的嬰兒一樣，愈來愈蒼白無力了。年紀輕，閱曆淺，對生活理解的不深，這原是不便苛求的。問題是脫離現實、脫離人民，已經成為一種創作傾向。——不是意識到與社會現實、與人民生活之間存在著距離，想法縮短它、消滅它；而是旁逸斜出，橫衝直撞，一天天擴大這個缺陷，拉長這個距離。問題的嚴重性就在這裏。”“假如隻是由於生活空虛，而顯得蒼白無力，而陷入形式主義，那似乎還沒有超過個人修養問題，為害會不致太大。不是這樣。既然從斜坡上往下滾，不落到穀底是停止不住的。作為現實的存在，公劉既已逐步轉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他的不滿和怨氣，他的陰暗情緒，就不能不從他的詩篇中流露出來。人們不難從他的作品中嗅到濃烈的邪氣並尋見帶破壞性的菌毒。”
26日《文藝報》1958年第2期刊出馮至的文章《駁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講：“去年夏天和秋天，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召開了一係列的擴大會議，會上大量揭發了艾青的反黨言行和生活腐化墮落的情形。不了解艾青的人感到驚訝，發出疑問，一個靈魂這樣肮髒、生活這樣腐朽的人怎麼能夠寫出優秀的感人的詩篇呢？在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艾青寫過一些好詩，也感動過不少讀者。但是艾青由於他的資產階級思想根深蒂固，而又拒絕思想改造，滿足於過去的一些成就，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不但沒有克服，反倒更為滋長，傲視一切，以具有‘國際地位’的詩人自居，以致墮落腐化，不能為社會主義歌唱。許多同誌在會議上的發言都曾經提出這一點。艾青的資產階級思想根深蒂固到怎樣地步，他的這篇短文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1月柯藍的詩集《早霞短笛》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月黎家的詩集《星火》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1月《劉大白詩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月王波雲的詩集《黎明的讚歌》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月田漢等著的詩集《歌中蘇擁抱》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1月蘭州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編《戰鬥的紅旗——戰士詩選》由蘭州軍區政治部出版。
1月覃子豪的詩論集《詩的解剖》由藍星詩社出版。
1月蔡其矯的詩集《回聲續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船家女兒》、《南曲》、《武夷山歌》、《生活的歌》等詩44首，分為《海上》、《故鄉》等5輯，有作者《後記》。
1月丁力的詩集《發光的日子》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收《斯大林、毛主席絲織像》、《雨花台前的杜鵑花》、《送你上北京》、《山歌越唱越有勁》等詩44首，分為《南行詩草》、《農村短笛》等3輯，有作者《後記》。
1月沙鷗的詩集《為社會主義而戰》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收《尾巴夾起來了》、《“小家族”的頭目》、《艾青》、《火焰的熱情為了黨》等詩39首，分為4輯。
1958年2月
1日《星星》詩歌月刊1958年第2期刊出工人景宗富《春》、火煉《大字報》、陳犀《秦嶺風景》、沙鷗《故鄉三首》、雁翼《深山旅行記》等詩和賃常彬的文章《詩要下放》。賃常彬文章講：“詩要好好地為工農兵服務，詩人就要跳出‘自我檢驗’的小圈子，到山上去，到鄉下去，到街頭去，到車間去，到沸騰的勞動戰線上去，把自己剛剛寫成的詩稿，朗誦給工農群眾聽聽，看看他們是否打瞌睡。”“詩要下放，要在勞動群眾中鍛煉！詩的生命才能茁壯堅實。詩才能成為響亮的戰鬥的號角。”
1日《長江文藝》1958年2月號以《工廠農村的詩》為總題刊出工人衡鍾《車間新事》、工人傅占元《號角》等詩，還刊出蔡其矯的詩《漢水四首》，有《霧中的漢水》、《漢濱女兒》、《大風中的漢水》、《漢水謠》。
該刊3月號鍾彥的文章《稱讚·感想·希望》講：“讀了《長江文藝》二月號上的《工廠農村的詩》，很興奮，很感興趣。這些詩都是不知名的群眾寫的，比起我們有些詩人寫的詩，卻要充實，要動人。這些詩的內容，大部是表現工農生活的，也都是出自作者對現實的實際感受，樸素、健康，從詩裏發散著濃厚的生活氣息；詩的藝術性，雖然不是怎樣高、怎樣完美，但是通俗明白，一目了然，又是它們的最大優點。”
蔡其矯講：“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我兩次到海軍部隊，寫了一些關於海的詩。朋友曾勸我沿著這方向發展下去，我也這樣想過。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有人說我的詩最多隻有愛國主義思想，而沒有社會主義思想。我決定投入社會主義建設最活躍的戰線。‘作家下放’一聲號召，我自動走到長江水利建設的工地。反正江和海都是水，我要向水討生活。”“一九五七年最後一星期，我是在漢水上一隻小火輪上度過的(五八年元旦才到襄陽)。中國唯一的一條從北向南的大江漢水，兩岸相當荒涼。小火輪逆水而上，每一小碼頭都有客貨上下，蝸牛般爬行，使我有機會觀察體驗。在船上，我寫了這樣一首詩《霧中漢水》”，“這詩一發表，有人說：為什麼詩人在一片歡欣鼓舞的全國大躍進中唱這種低調？就著文在《文藝報》上予以批評。更不幸的是，當時寫這樣的詩不隻一首。我從襄陽經當陽、江陵到宜昌南津關，又寫了這樣一首《川江號子》”，“即使詩的末尾有條‘光明的尾巴’也不能挽救我免受批判。有人開了頭，還怕沒有後來者嗎？批評家說我的詩是‘一麵灰旗’，是‘反現實主義’，是‘唯美主義’等等。說實在話，為了現實主義，我肯犧牲藝術。當時我在管九個省的水利建設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掛了個名義上的宣傳部長，一心要歌頌那將改變我國落後麵貌的偉大工程哩！”
1日《處女地》1958年2月號刊出劉文玉《鄉土的歌》、高東昶《第一個成活》等詩。
8日《人民文學》1958年2月號刊出蕭三《友誼之歌》、方殷《同誌，咱們走！》、李霽野《訪畢加索同誌》、黃東平《在印度尼西亞》、李音湘《寫在礦工們中間》、方冰《煤都走馬》、工人石峰《噴砂工人的歌》、工人鄭紹緒《雖給北方》、瞿鋼《耕地》等詩。
《詩刊》1958年5月號《讀者談詩》刊出湖北省潛江縣城關商業管理所楊森的文章《“耕地”的生活細節不真實》，講：“‘人民文學’二月號有瞿鋼同誌的‘耕地’一詩，我回到農村朗誦過，由於這首詩是用群眾喜愛的語言和形式表現的，群眾都說，又好聽，又好懂，念起來順嘴。但其中有兩句：‘左手扶犁右手揚鞭，犁兒走的一條線’，群眾很有意見，七嘴八舌的議論起來：‘怎麼會用左手扶犁？’‘下放幹部嘛，當然和我們不同。’‘我今年六十三歲了，耕了一輩子的田，也不敢用左手扶犁，右手揚鞭更不能，因為牛鼻拴上的繩子是在左邊，右手揚鞭如何揚法？’說得大家哄堂大笑。”“由此看來，這首詩表現形式雖好，但深入生活不夠才弄出了這種笑話。”
11日《人民日報》刊出蕭三的文章《最好的詩》，講：“這些日子在首都懷仁堂裏，我們和全國人民共度著另一個‘不平常的春天’。”“從全國各地來到這裏出席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的代表，在這個莊嚴的講壇上，展開一幅又一幅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壯麗圖畫。他們的發言就是一篇又一篇最美和最動人的詩歌！”“人民代表們所念出來的詩歌，真是美不勝收。”“今年是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也是要在十五年內在鋼鐵及其他重要工業產品在產量方麵趕上英國的頭一年。一年之計在於春。這次會議在年初舉行是最理想的。在這時候，全國各地正唱著多少美麗的歌，寫著多少雄偉的詩！這些都是最好的詩！詩人們，多讀些這樣的詩吧，去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也寫出這樣的好詩來吧！”
11日《文藝報》1958年第3期刊出阮章競的詩《鋼鐵的誓詞》。
12日《解放軍文藝》1958年2月號刊出臧克家《紅軍弟兄呀，我向你們致敬！》、魏巍《紅軍讚》、張長《搗米》等詩。
15日《文藝報》在中國文聯大樓文藝茶館舉行文風座談會，老舍、臧克家、趙樹理、葉聖陶、謝冰心等參加。會議綜述題為《反對八股腔，文風要解放！——本刊舉行文風座談會，大家起來聲討八股腔》，其中臧克家講：“詩人們寫的有些散文詩和知識分子氣味濃重的詩，到工廠、農村中就吃不開了，工人農民看了不對勁，聽了不入耳。今天，寫詩的人麵臨著這樣一個問題：怎樣讓自己的作品使工人農民喜歡。任何一個作家都希望把自己的作品給廣大群眾看；不但給他們看，而且能夠鼓動他們。要做到這樣，就聯係到寫詩的風格問題。現在很多寫詩的同誌下放到工廠農村去了。‘下放’包含的內容很多：勞動鍛煉，思想感情和工農結合，同時也應該包括文風。我們在寫作上要打破陳規。過去寫慣14行體、散文體的，今天應當在創作方麵、文風方麵適應個人思想感情的變化，適應周圍的環境，適應群眾的需要，來一個變化。”
15日《青海湖》1958年第2期刊出王怡庭《明月照著群峰》、張道慶《歡送下放速寫》、伊萍《帕米爾戀歌》等詩。
20日《文學雜誌》第3卷第6期刊出馬逢華《長短句》、辛鬱《曖昧草》、袁德星《日午》等詩。
25日《詩刊》1958年2月號刊出郭沫若《牡丹·芍藥·春蘭》、冰心《春風得意馬蹄疾》等詩和桑明野的文章《批判艾青“詩論”中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桑明野文章講：“過去和現在，艾青一直是個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他早期固然沒有共產主義思想；就是現在，共產主義思想對他也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詩論’的主要部分包含著深刻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和資產階級社會觀點。他的詩，是直接受到他的文藝思想和社會觀點的影響的。中國革命詩歌從詩人郭沫若開始，發展到詩人殷夫，已經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邁步前進了。艾青卻並不是繼承這一傳統而進行自己的詩歌創作的，他的詩沒有社會主義精神。艾青的某些具有民主主義精神的詩，產生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因而在一定的範圍內也發生過相當的影響，曆史已給他的詩作出了評價。曆史向前發展了，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艾青以什麼來回答曆史向他提出的任務呢？事實說明，他一貫堅持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和文藝觀點，甚至發展到卑鄙的不可容忍的地步，墮落成為右派分子。這就是他對曆史的挑釁性的回答。”
26日《文藝報》1958年第4期刊出《反對八股腔，文風要解放！——本刊舉行文風座談會，大家起來聲討八股腔》、印染工人鄭成義的詩《賽跑——寫在黑板報上》及徐遲的文章《人民的歌聲多嘹亮》。徐遲文章講：在這一屆的人代大會上，一些人民代表報告了我們各地的生產建設的宏偉規模。然後，為了要說明我們的勞動群眾的情緒高漲，他們用“有詩為證”的方法，引用了一些歌謠。蕭三搜集、精選了其中一部分發表在2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並稱之為“最好的詩”。這些歌謠“確實是最好的詩；這些歌謠使我們許多詩創作相形見絀了。它們直接地傳出了我們這個大躍進的時代的聲音”。
28日《人民日報》刊出周揚的文章《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
2月陳建洲的詩集《木棉花之歌——記僮族女英雄黃美倫革命鬥爭的故事》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月禾波的詩集《創造者》由重慶出版社出版。
2月《劉半農詩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2月飲可的詩集《戰鼓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月馮至的詩集《西郊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我們的西郊》、《鞍鋼勞動模範》、《北京莫斯科中間的飛行》、《韓波砍柴》等詩50首，分為4輯，有作者《後記》。《後記》講：“新中國的誕生使每個中國人民親自經曆了一次新生。我於是又利用我業餘的時間重新寫詩，又重新把詩當作我生命裏的一部分，不肯割舍。詩裏基本的調子和過去的也迥然不同了，有信心，有前途，歌頌中國共產黨，歌頌共產黨領導下的偉大的事業。同時對於人民的敵人也給以諷刺和攻擊。”至於詩集的書名，“因為這些詩絕大部分是在北京西郊寫的或修訂的，並且其中的第一首詩是‘我們的西郊’，所以把這部集子命名為‘西郊集’”。“我的詩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我曾經一再遲疑，不想把它們搜集成一個集子出版。但是在今年的春夏之交，從最陰暗的角落裏冒出來一些別有居心的右派分子，他們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事業橫加汙蔑，就是解放後的詩歌，他們也不曾放鬆。其中有人給詩人們寫了‘公開信’，說當前的詩歌界是處在‘凍結’狀態，還有人指著我的臉罵我，說我解放後寫的詩沒有人愛看——其實，這位罵我的先生根本沒有讀過我解放前的詩，就是我解放後的詩也不過隻是讀過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的幾首，他這樣說，無非是表示他對‘解放’兩個字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而已。由於這些惡毒的叫囂，我才決定出版這部集子，作為對他們的回擊。我的詩數量不多，但是我願意再重複前邊說過的一句話，隨著中國的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我才又重新寫起詩來。這說明，新中國並不曾‘凍結’我寫詩，而恰恰相反，對於我正是春風解凍。這些詩在質量上也是粗糙的，但是比起我解放前的詩，我是走上了正確的道路，這道路不是旁的，就是一切為了人民，不是為了自己。在這美好的今天，詩人若不為廣大的勞動人民的利益而歌唱，那麼無論有多麼新奇的感覺或巧妙的比喻，都不免是徒勞無益，枉費心機。當然，我在詩的語言上，將來還要盡更大的努力。”
2月傅仇的詩集《種籽·歌曲·路》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收《給失去了聲音的詩人》、《竹號》、《伐木者的住宅》、《鴿子在兵士的鋼盔裏築巢》等詩43首，分為《戰鬥傳單》、《寨上春天》等5輯。
2月井岩盾的詩集《摘星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在收割後的田野上》、《列車奔馳過大草原》、《關於第一次航海的人們》、《初到廣州》等詩76首，分為《摘星集》、《南行集》等4輯。
2月沈仁康的詩集《秋天的白樺林》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收有《秋天的白樺林》、《鬆花江的黎明》、《列車員》等詩。該書《內容提要》說：“這是作者的第一本詩集，共收詩三十七首。就小興安嶺林區的生活和勞動，勘探隊的生活和戰鬥，北大荒的麵貌的變化以及鬆花江的風貌等等方麵，反映了祖國豐富多彩的生活麵貌，並對大自然的風貌和社會主義建設者們從各個生活角度所付出的辛勤勞動，給予了熱情的讚頌。”
1958年3月
1日《星星》詩歌月刊1958年第3期刊出工人猛兵的長詩《向田野上進軍》和田間輯的街頭詩《哨崗》、《歡迎詩》及林采《詩歌應該和工農群眾相結合——關於街頭詩的一些意見》等文。
1日《現代詩》第21期刊出紀弦《多餘的困惑及其他——答黃用文》、《兩個事實》和林亨泰《主知與抒情》等文。
1日《處女地》1958年3月號刊出井岩盾的文章《艾青批判》，講：“艾青，由於進行瘋狂的反黨活動墮落為右派分子，他的名字，由和詩人這個光榮的稱號聯係在一起變成了罪惡與恥辱的印記，把自己的作為一個革命者的政治生命結束了。”
1日《長江文藝》1958年3月號刊出《麻城生產大躍進詩選》和《工廠農村的詩》。
該刊4月號刊出駱文的文章《疾馳猛進的生活頌歌》，講：“三月號《長江文藝》發表了《麻城生產大躍進詩選》，使讀者感到十分的高興！‘詩選’中雖隻十七首詩歌，卻鮮明地、深刻地反映了大別山南麓近百萬畝土地上豪邁建設的情景，跳動著激烈地時代脈搏。”
5日《邊疆文藝》1958年3月號刊出李廣田《他在各處行走》等詩和泥子《評“生活的牧歌”》、紀綱《公劉的情詩對青年的毒害》等文。
8日《人民文學》1958年3月號刊出公木輯錄的《口唱山歌勁頭足——采風新錄》和徐遲《這是又一個偉大的開端》、王亞凡《迎春讚歌》、沙鷗《冬天的農村》、白薇《盤錦花開十月天》等詩及臧克家的詩評《郭小川同誌的兩篇長詩》。該期《編者的話》說：“編完了一看，內容也還遠說不上充實。但也並非說，沒有值得推薦之作。比如說，我們特約公木同誌輯錄的‘采風新錄’——‘口唱山歌勁頭足’，就是值得詩壇予以重視的作品。公木同誌在序言中對於這些大躍進中群眾口頭創作的詩歌作了充分的估價，他說：這些‘都是當前詩歌中最生動、最活潑、最樸實、最剛健的作品’。我們同意這樣的估價。而且認為這些在生產戰鬥中產生的山歌、快板、順口溜在報刊上大量發表，將會對我國的詩歌創作發生很大的推動、刺激作用。所以我們特辟一個專欄發表它。”
《詩刊》1958年5月號刊出吳中幈的文章《評白薇的〈盤錦花開十月天〉》，講：“‘人民文學’三月號上白薇的‘盤錦花開十月天’一詩，不僅語言幹癟枯澀，藝術質量很低，就其表現出來的思想內容來說，更是一首壞詩。”“詩的主題似乎在歌頌，盤錦農墾局所屬農場群，在該局黨政領導同誌的帶動下，農業工人在豐收季節的英勇勞動；附帶也歌讚了整風。可是，在讀完以後，給人的感覺卻恰恰相反：它不是在歌頌，而是在陰損地諷刺工人的忘我勞動。”
12日四川文藝界舉行大躍進會議，作家、詩人、音樂家、畫家、戲劇家和文藝工作者五百多人，訂出了集體的和個人的躍進規劃。戈壁舟提出了五年計劃，在1958年至1959年，去四川灌縣一個鄉裏，作好黨支部書記工作。1960年至1962年，去灌縣紫坪鋪水電站或去石油勘探隊工作。在五年內完成一萬行的長詩一部，反映抗戰初期知識分子經過重重困難和鬥爭，到了延安，得到革命鍛煉和改造；並計劃每年出四本詩集。
12日《解放軍文藝》1958年3月號以《戰士快板詩》為總題刊出李二《優勝旗》、柯原《種菜記》等詩，並刊出畢革飛的文章《讀快板詩有感》。畢革飛文章講：“《解放軍文藝》在今年一、二月號上發表了許多首快板詩，這些及時反映部隊現實鬥爭生活、既短小精悍又能說唱的東西，一定能受到廣大戰士的歡迎。我讀了之後覺得有幾首相當好，讀來朗朗上口，明快淺顯，通俗易懂，並且詩中的意味也不見得就不深長。”
12日《文學研究》1958年第1期刊出馮至的文章《論艾青的詩》，講：“艾青近幾年來的詩的創作有形式主義的傾向，同時也喪失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感情’，這現象很突出地顯現在艾青去年十月出版的詩集‘海岬上’。”“艾青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寫過一些比較優秀的詩篇，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可是在工人階級領導的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大革命中，他的詩歌創作卻墮入反動的形式主義的泥沼，失卻革命熱情，走上了他的論文裏所反對的道路。”“在集子後邊用散文詩形式寫的四篇寓言竟徹頭徹尾是對於新社會惡毒的攻擊和嘲笑，完全顯露出——雖然他盡量想用寓言的體裁隱蔽起來——一個反黨分子的本來麵貌。”
15日《青海湖》1958年第3期刊出舒勇《加莫古斯》、耿紹周《寫給女招待員》等詩。
20日《文學雜誌》第4卷第1期刊出覃子豪《畫廊》、洛夫《投影》等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