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有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簡稱成都會議)，毛澤東在22日的講話中提出“收集民歌問題”。毛澤東說：“我看中國詩的出路恐怕是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麵都提倡學習，結果要產生一個新詩。現在的新詩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誰去讀那個新詩。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
25日《詩刊》1958年3月號刊出唐魯戈輯的《山區新歌謠》、陳道信等的《河北麻城農民歌謠》、李蘇卿等的《社員短歌》以及卞之琳《十三陵水庫工地雜詩》、郭小川《縣委書記的浪漫主義》等詩和洪永固的文章《邵燕祥的創作歧途》。洪永固文章說：“近兩年來，邵燕祥在各報刊上，發表了不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品，墮落成為右派分子，在創作上走上了危險的歧途。”“邵燕祥是在1949年全國人民歡呼自己的共和國誕生的時候，走出學校到北京電台參加工作的。這時候他才十六歲。黨和人民用甘露和陽光，培養他，教導他，使他在詩歌創作上冒出小小的嫩芽，他在任何方麵的成長，都是黨一手培養起來的。”“但是，近兩年來，邵燕祥卻恩將仇報，在政治上、創作上走上了這樣一條反黨的歧路。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在他的心靈裏，現實社會已經不是一個可愛和溫暖的革命大家庭，而是一個陰森可怕的國家。他把黨分配給他的工作當成是包袱，認為黨把他‘當作棋子到處搬’，認為在北京工作是一種‘折磨’，一種‘慢性的消滅’。”“‘賈桂香’一詩裏，作者射出更為惡毒的子彈了，他打著攻擊官僚主義的幌子，實際上把我們黨團的基層組織描寫成漆黑一團，對社會主義製度傾泄了深刻的仇恨。”“作者不僅把新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作了惡毒的歪曲，一切都是畸形的，病態的，黑暗的；並且還無中生有地大肆捏造。”“這裏，作者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他的感情思想，真是昭然若揭，不打自招了。”
《詩刊》1958年5月號以《對卞之琳“十三陵水庫工地雜詩”的意見》為總題刊出劉浪《我們不喜歡這種詩風》、徐桑榆《奧秘越少越好》文章兩篇。劉浪說：“‘十三陵水庫工地雜詩’的最後一首‘十三陵遠景’是不夠健康的。十三陵本是封建帝王死後葬身之地，陵園中的任何一花一草，一土一石，都凝結了多少勞動人民的血淚，興建陵園時又有多少勞動人民付出了生命！應該說十三陵是封建帝王留下來的罪證。‘十三陵遠景’全詩共四節，詩人並沒有對封建帝王的罪行予以尖銳有力的譴責和鞭打，反而用了十行來描繪封建帝王的情趣和威風……這種筆調，很難看出詩人是抒人民之情。相反，在詩中的其餘六行中，除了‘人民翻身了’和‘人民的大花園’以外，也看不出詩人對於翻了身的勞動人民的勞動和英雄氣概給予應得的歌頌和禮讚。這就很難令人理解詩人在麵對‘十三件小古董’時，是一種什麼樣的思想感情！”徐桑榆講：“這組詩在思想感情、語言邏輯、表現手法方麵，都有一些使人摸不透的奧秘。我以為，這種奧秘越少越好；因為它妨礙正確、生動的表達思想感情，破壞藝術畫麵，損害甚至歪曲藝術形象。”“必須注意的是，詩人的語言和風格是長期形成的。這裏我們不妨提一下舊事。”“詩人解放前的作品我們暫不討論。五一年，詩人發表了‘天安門四重奏’，因晦澀難懂，受過批評；詩人接受了批評，保證以後的作品能讓大家懂得。五四年詩人又發表了一組農村詩歌(五首)，但又是奇句充篇，難讀難講，讀者又向詩人提出過意見。現在是五八年了，而這組詩又具有以往那些詩歌的缺點。看來，要不是詩人喜愛這種特殊的語言和風格，就是詩人難於改變自己的習慣。”
17日在北京的詩人和作曲家召開座談會，討論詩人和作曲家合作的問題。臧克家、袁水拍、呂驥等參加。會議綜述題為《揚帆鼓浪，力爭上遊——文學界大躍進座談會綜合報道》。
26日《文藝報》1958年第6期刊出袁水拍的文章《五行詩裏的思想》。
3月白得易的詩集《解放戰爭詩鈔》由東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3月戈壁舟的長詩《沙原牧女》由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
3月阮章競的長詩《漳河水》由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
3月薛汕編的《北京的歌謠》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3月巴牧的詩集《南行集》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收有《天安門組詩》、《我們在月光下行軍》、《右派一“詩人”》、《斥右派四“作家”》等詩，分為《給北京》、《南行集》等4輯，有作者《後記》。《後記》說：“在這個集子裏，值得提及的是，今年八月初，我從三門峽回到北京以後，便投入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在這場激烈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嚴肅鬥爭中，自己受到了極深刻的教益，同時，由於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和陰謀，言行累累，使我深深感到憤恨！在這為時幾月的時間中，我寫了三百多行反右的詩，曾發表在北京各報刊上。但由於自己的水平，這些詩，對右派分子的批判，還是不夠有力。現在僅選出其中八首，作為一輯，取名‘短劍集’，並按照全書各篇寫作時間的前後排列，把它附在這個集子的後麵。”
3月顧工的詩集《軍歌·禮炮·長虹》由重慶出版社出版。收有《在戰士的心靈中》、《喂！奇形怪狀的人物》、《六億人民的合唱隊》等詩，分為3輯，有作者《後記》。《後記》說：“一個輝煌的勝利，接著一個更輝煌的勝利；一個歡騰的節日，接著一個更歡騰的節日……這就是我們生活的主題，這就是我們詩歌的主題。”“在這壯麗的年代，在這躍進的時刻，在這歡樂的空間，我的筆，在生活手冊上，在稿紙上，在陽光下麵，在列車上，寫著，寫著……我簡直不能把我的筆放進筆套裏，像農民不能把鋤頭靠在牆角上，像工人不能把風鑽收進倉庫裏……”
3月郭瑞年的詩集《村野散歌》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收《早晨》、《高粱曬米了》、《老飼養員》、《栽秧謠》等詩33首。該書《內容簡介》說：“這是作者第一本詩集。”“這些詩歌頌了祖國農村美麗如畫的自然景色和在豐饒的土地上辛勤勞作的人們。這是一束勞動和愛情的讚歌。”
3月孫靜軒的詩集《海洋抒情詩》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收《海上日出》、《江南早春》、《致北京車站》、《船夫》等詩五十餘首，分為《海洋抒情詩》、《北京詩鈔》等4輯，有作者《後記》。《後記》說：“一九五七年，對我來說，是值得記憶的。這一年，我訪遊了北方的和南方的一些城市，並且遊曆了美麗神奇的海濱……這就使我更加深切地認識了我的祖國。我越來越覺得，我的生命和她是不可分離的了。”“我這個小小的詩集，當然沒有全部記錄下我訪遊南方和北方的印象，也沒有表達出我對祖國的全部情感；但是我相信，我從祖國的土地上所吸取的東西，已經在我的心裏萌芽，醞釀，成長，有一天，它會結出果實來的。”
3月鄒荻帆的詩集《金塔一樣的麥穗》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收《寫在透明的土地上》、《歌羅盛教》、《給一個白衣戰士》等詩5首。
3月詩集《十月頌歌》由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收有郭沫若《天堂已建在人間》、臧克家《短歌頌蘇聯》、冰心《莫斯科的上空》等詩，有臧克家《序》。
1958年4月
1日《星星》詩歌月刊1958年第4期開設《詩歌下放筆談》專欄，刊有默之《為詩歌“下放”進一言》、冬昕《誰看？誰聽？》、碎石《讓詩歌活在群眾的口頭上》等文；是期還刊有嵐曼的文章《李白鳳在默想些什麼？》。
1日《處女地》1958年4月號《大躍進的鼓聲》欄刊出井岩盾《鼓啊，鼓啊，震響不停》、劉文玉《人人誇這個新世道》等詩。
1日《長江文藝》1958年4月號刊出《談詩風》短評三則，有河路《打掉兩“氣”》、羊翬《從群眾詩風想到的》、鍾彥《腔調問題》。《打掉兩“氣”》講：“今天的文風有洋八股氣，今天的詩風則有知識分子氣和洋氣。知識分子氣和洋氣都不是正氣，都不是工農勞動人民喜聞樂見的東西。”“有一種詩，主題思想好，題材也好，但它們是用知識分子的語言寫的，而語言是表達思想情感的工具，於是這種詩也就發散著知識分子的氣味。這種詩或者是轉彎抹角，扭扭捏捏，浪費筆墨；或者是詞藻華麗，粉飾雕鑿，像那塗脂抹粉的病態的小姐；或者是采用流水賬一樣的排比，如：‘太陽照著山崗，照著河流，照著森林，照著城市，照著村莊……’叫你為它擔心，到底要‘照’到哪裏為止呢？或者是把散文化的語言分行排列，硬把散文當作詩拿給讀者；或者是發揮那不合邏輯的想象，用些似是而非的比喻和形容詞，把你帶入霧海雲天。”
3日雲南省委宣傳部發出立即組織搜集民歌的通知：“雲南省二十種少數民族人民抒發社會主義建設熱情的新民歌，將由雲南省各級黨組織有計劃地搜集起來。省委宣傳部已於3日向各地縣委發出了‘立即組織搜集民歌’的通知。”“通知中說：在社會主義大躍進中，雲南各族人民中出現了很多歌頌躍進和當前生產鬥爭的民歌、山歌、民謠和小調。特別是在具有歌唱傳統的傣族、白族、彝族、苗族、傈僳族、哈尼族、納西族等民族中，已湧現出了很多歌唱鬥爭的新作品。它不但豐富著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有利於各族人民社會主義意識的增長，因此，應該十分地注意把它們搜集起來。”“通知指出搜集民歌的辦法，是由各地縣委宣傳部利用會議機會，向縣、區、鄉黨的負責幹部說明意義，然後動員水庫工地、農業社、工礦的幹部和群眾，發給三—五張紙，寫和記錄民歌。不能寫的可找人代寫，少數民族群眾口述的民歌，都應加以記錄和翻譯。”“通知要求：對內容好、藝術性高的民歌，不論是短小的、較長的，都應搜集起來。流傳於各民族中尚未搜集起來的老民歌，這次也應記錄下來，民間史詩和長篇故事詩凡未經整理過的，也應注意發掘。”“通知要求在一個月內，各縣搜集的民歌就應送交省委。”
5日《草地》1958年4月號刊出劉開揚的文章《橫濺著毒液的說教——評艾青的〈詩論〉》，講：“艾青的理論雖然很膚淺，但他懂得詩是宣傳，也懂得他的《詩論》是宣傳，這一點他倒是沒有忽略的。在《詩論》中，他宣傳著他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思想，宣傳著他的‘擁抱世界’的主觀戰鬥精神，宣傳著他的修正主義的階級調和論，也宣傳著他在藝術問題上的唯心主義和虛無主義觀點。他的宣傳是以傳道士的姿態來進行的，我們要揭穿他的這本《詩論》不過是橫濺著毒液的說教。”
8日《人民文學》1958年4月號刊出郭沫若《迎春序曲》、田間《田間詩抄——街頭詩十五首》、郭小川《爆竹兩三聲》、林庚《十三陵水庫》、蔡其矯《水利建設山歌十首》、王亞平《鋤麥》等詩，並以《工人的詩》為總題刊出陳道尊《姑娘，你在藍色的海洋裏》、溫承訓《氧氣瓶》、孫友田《本礦消息》等詩，《讀者論壇》欄刊出北京國棉二廠工人王日初的文章《作品和評論能不能給工人看？》。王日初文章講：“現在寫工人的詩多起來了，不像過去老是‘春天哪’、‘秋天哪’。這是一個進步。但有的詩人隻能寫出工人在車間裏飛奔，或說像蝴蝶，或說像潮水，全憑主觀想象。有時外表寫得很美，工人的內心怎麼想，就寫不出。這樣的詩人，如果叫他寫一次紡織工、燈泡女工，還寫得出。如果叫他第二次再寫紡織工、燈泡女工，恐怕就沒有可寫的了。”
《詩刊》1958年5月號刊出陳驄的文章《“改了洋腔唱土調”》，說：“唱慣了‘洋腔’的詩人蔡其矯，這一次到大躍進的農村中生活了不多一些日子以後，就改唱起山歌來了。近幾個月來，我讀到的有‘襄陽歌’(1月14日《人民日報》)、‘會議地’(3月20日‘人民日報’)和‘水利建設山歌十首’(四月號‘人民文學’)。從這十多首山歌裏，可以看出詩人在努力改變自己的詩的風格，想使他的作品從內容到語言、格式，都能夠接近勞動群眾。”“蔡其矯是一位受到知識分子讀者注視的詩人，寫過一些較好的詩篇。可是，近些年來，詩人的創作上出現了一種令人耽心的傾向：內容越來越遠離生活和鬥爭，洋腔洋調越來越重了。”“我們說詩人風格的變化還隻不過是開始，不僅是由於他所唱出的山歌，給人以‘夾生飯’的感覺：造詞遣句還有生硬的地方，不能準確地安排韻腳，‘比’、‘興’手法的運用顯得很外行，等等(這在初學乍練的人來說，是難免的)；更主要的是，在一些近作中，或隱或現地還有著詩人舊時思想情緒的遺留。最突出的例子是寫於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漢水四首’(二月號‘長江文藝’)。在這一組詩中(尤其是那首‘霧中的漢水’)，人們絲毫感覺不到生活在躍進、在沸騰，響徹全詩的是一種鬱沉的冷漠的基調。”
蔡其矯講：“當時，浪漫主義的大躍進民歌正在興起，我也深受感染，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農村水利建設山歌十首》，其中寫道：‘改了洋腔唱土調/明天再寫新詩歌。’批評家又調笑我不徹底，仿佛除了民歌，並沒有什麼新詩歌。他們不但是形式主義者，而且是反藝術的。假話大話空話受鼓吹，真話實話人話不允許。現實生活在文學中消失了！”
《詩刊》1958年5月號《讀者談詩》刊出陝西臨江空軍172劉敬安的文章《下雨不能鋤麥》，講：“我們的部隊給一個農業社鋤麥。便拿到社員們麵前高聲朗讀了起來，念到：‘四月天空出巧雲，/年青婦女青春的心，/增產多立功，/刮風不停工，下雨不停工……’白胡王大爺說：‘刮風不停工，這行，下雨不停工，那可了不得！’說著他把桶內的一點水倒在地上，順手拿鋤拉了兩下，結果變成了泥糊糊。……”“社員們一時議論紛紛。他們都說：‘沒見過！下雨還能鋤地？’”
9日徐玉諾在開封病逝。《奔流》1958年5月號消息：“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政協委員會委員、省文聯常務委員、老詩人徐玉諾先生因患食道癌症久治不愈，於1958年4月9日4時30分在開封市逝世。享年六十五歲。靈柩已移回魯山原籍安葬。”
10日四川省委宣傳部組織力量采集民歌民謠。“為著廣泛深入地彙集大躍進中的群眾文藝創作，使它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四月十日從本部和省文化局、省文聯、省人民出版社、西南音專等單位抽調了二十二人，組成了四個采集工作組，分赴川東、川南、川西、川北以及雅安等地區的重點縣市，深入工礦、農村，搜集發掘大躍進中群眾創作的詩歌、民謠、金錢板、花鼓、漫畫等各種文藝作品。五月上旬，采集工作暫告一段落，集中進行整理、編輯、出版工作。”“省委宣傳部並認為，這次采集工作還隻能算是一個開始，普遍深入的征集工作，還須依靠各地黨委宣傳部門和政府文化部門以及廣大農村工作幹部和文藝工作者，大家動手，深入廣泛地進行收集。”
11日《文藝報》1958年第7期刊出丁力《詩，必須到群眾中去！》、聞山《明亮的星星》、曹子西《春天的呼聲——讀田間的近作〈街頭詩一束〉》、朱式蓉《農民的心情農民的話》等文。
12日《解放軍文藝》1958年4月號刊出郭沫若《歡迎誌願軍凱旋》、晏明《祖國，大躍進》等詩。
14日《人民日報》刊出社論《大規模地收集全國民歌》，講：“雲南省委宣傳部向各地縣委發出了‘立即組織搜集民歌’的通知，通知中說：雲南各族人民中出現了很多歌頌生產大躍進的民歌。它不但豐富著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有利於各族人民社會主義意識的增長。因此，應該十分注意把它們搜集起來。”“根據最近的消息，已經有不少地方在進行這項工作。他們收集民歌的方法是通過群眾路線，深入群眾，依靠群眾，把民歌記錄下來，分類整理，這比我們曆史上任何時期收集民歌的方法都要完善得多了。已經有些縣編出了一些民歌集子。看來，這項工作已經引起了各地領導機關相當的重視，已經完全有條件可以大規模地進行。這是一項極有價值的工作。它對於我國文學藝術的發展(首先是詩歌和歌曲的發展)有重大的意義。”“從已經搜集發表在報刊上的民歌來看，這些群眾的智慧和熱情的產物，生動地反映了我國人民生產建設的波瀾壯闊的氣勢，表現了勞動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的高漲。‘詩言誌’，這些社會主義的民歌的確表達了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高尚誌向和豪邁氣魄。”“這些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好詩，在農業合作化以後的大規模的生產鬥爭中，農民認識到勞動的偉大，集體力量的偉大，親身地體會到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他們就能夠高瞻遠矚，大膽幻想，熱情奔放，歌唱出這樣富於想象力的、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傑作。”“這是一個出詩的時代，我們需要用鑽探機深入地挖掘詩歌的大地，使民謠、山歌、民間敘事詩等等像原油一樣噴射出來。我們既要把它們忠實地記錄下來，選擇印行，也要加以整理和研究，並且供給詩歌工作者們作為充實自己、豐富自己的養料。詩人們隻有到群眾中去，和群眾相結合，拜群眾為老師，向群眾自己創造的詩歌學習，才能夠創造出為群眾服務的作品來。”
15日《青海湖》1958年第4期刊出李來予《一柄寶劍》、葛澤溥《在大躍進中》等詩。
16日《筆彙》第21號刊出覃子豪的詩論《關於新現代主義》。
紀弦講：“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六日《筆彙》第二十一號發表了覃子豪所寫的一篇《關於新現代主義》，我則回敬之以《兩個事實》和《六點答複》，算是第二個回合。這一次，他的攻勢遠不及上回那麼淩厲，所以我的筆墨也消耗得並不太多。”
19日新華社南昌19日電：“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最近發出通知，要求全省各地黨委宣傳部立即組織和動員力量深入基層搜集山歌、民歌，在5月5日和15日分別將第一和第二批稿本送給省委宣傳部選編出版，通知還要求各縣今年內編出民歌選集二本到五本。”“通知說，目前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生產大躍進中，各地湧現出了許多歌頌幸福生活、鼓勵生產大躍進、抒發建設熱情的生動的山歌和民歌，我們必須立即把這些山歌、民歌進行有計劃的搜集、整理和選編出版，以豐富人民文化生活，促進文藝事業的大發展。通知要求各地黨委宣傳部把這一工作看成經常性工作，做出經常工作計劃，做到鄉鄉有專人負責。通知還要求省報和各地報紙、文藝刊物、出版社今後也要經常以一定篇幅定期選登山歌、民歌，並係統地整理出版。”
20日中共四川省委發出關於搜集民歌民謠的通知。“通知說：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詩詞歌曲，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詩，可能更為人民群眾所歡迎。這種新詩應該具有民族的形式和風格，應該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通知中說：今天人民已經作了國家的主人翁，人吃人的剝削製度已經被廢除；人民的思想、人民的生產力已經獲得了解放。作了國家主人翁的人民，從他們內心表達出來的歌頌社會主義建設，歌頌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的民謠，實際是社會主義的東風。這種社會主義的東風，是能夠吹得人心怒放，百花齊放的。”“通知說：古代有過采集民歌民謠的製度，即所謂采‘風’的製度。今天我們為著豐富、提高和充實人民的文化藝術生活，並為中國新詩的發展攝取樸素美麗、富有情感的營養資料，因而不斷的在廣大工農中采集一批民歌民謠，那是非常必要的。”“為便於民歌民謠的搜集，通知中提出了以下措施：首先，要求各地、市、縣委，廠礦黨委，農村支部負責把知道的民歌民謠記錄下來，或在各階層青年和老年中搜集。凡自己能寫的即發給他們三、五張紙，請他們自己寫。勞動人民不能寫的，可找人代寫。”“其次，民歌民謠、詩詞歌曲，不拘形式，不限字數，隻要內容好，能充分表達人民的感情，有一定文藝水平的都可以搜集。”“第三，報紙刊物和出版部門，今後應有計劃有組織的選擇一些好的民歌民謠來發表，以示提倡和鼓勵，必要時亦可出些民歌民謠選集。”“通知最後要求各地在接到此通知後，立即將搜集起來的第一批民歌民謠於5月半以前送交省委宣傳部。”
20日《文學雜誌》第4卷第2期刊出夏菁《舞之邊緣》、瘂弦《蛇衣》、沉思《鄉村日記》等詩。
21日《人民日報》刊出《關於大規模收集民歌問題——郭沫若答“民間文學”編輯部問》，講：“中國收集民歌，是有傳統的。古時代有所謂‘采風’的製度。‘詩經’三百篇，裏麵大部分都是民歌。曆代都有較好的文人做過這件事。現在黨把這件事抓起來了，這就太好了。從前大家對於民間的東西不注意，文藝雜誌上根本不登舊體詩，不登民間的東西，對它是鄙視的。我在1930年左右，還是在日本的時候，曾經在陶晶孫編的‘大眾文藝’上寫過一篇文章，提倡文藝要重視民歌民謠，音樂要重視打鑼打鼓，是挨了罵的！毛主席對民間的東西一向很重視。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扭秧歌，不是就敲鑼打鼓了嗎？現在黨把收集民歌抓了起來，各省各縣都動了起來，這就會出現一個從來沒有過的局麵。孔子刪詩，一共三百多篇，我們將來收集到的東西，不知道會有多少億首！現在的搜集工作是由群眾來做的，各地都會出許多大大小小的孔夫子。”
25日《詩刊》1958年4月號刊出荃麟的文章《門外談詩》和《工人詩歌一百首》、《工人談詩》。荃麟文章講：“我國新詩運動的曆史雖然較短，但也可以看出幾個時期中詩風的變化和發展。這種變化和發展和我國革命以及文藝界兩條道路的鬥爭又是分不開的。‘五四’以來的每個時期中，都有兩種不同的詩風在互相鬥爭著。一種是屬於人民大眾的進步的詩風，是主流；一種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反動的詩風，是逆流。”該期《編後記》說：“從這一期可以看出，我們正在不斷地改進工作。”“這一期我們發表了一百首工人的詩。這些詩強烈地表現了工人同誌們的革命幹勁和主人公的豪情，反映了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各個方麵。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作品。我們真為工人中湧現出這些詩歌作者而高興！這是我們社會主義詩歌隊伍中的強大後備軍。”“我們還發表了近三十位工人對當前詩歌創作問題的意見。我們認為這些意見都是有價值的，值得重視的。”“荃麟同誌的論文提出了關於詩風、詩歌與群眾接合、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等重要問題，我們準備就荃麟同誌提出的問題在刊物上展開討論。希望讀者和詩人把意見告訴我們。”
《人民日報》刊文介紹說：“‘詩刊’4月號發表了四十六位工人創作的一百首優秀詩歌。這些工人作者大部分都是新近才開始寫詩的，他們用樂觀、明朗、樸素、健康的筆調把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豪邁情緒和革命幹勁帶上了詩刊。”“這一百首工人詩作出自機床、煤礦、鐵礦、鐵路、汽車、紡織、電話、建築、農場、搬運等各行各業的工人的手筆，作者遍及北京、上海和東北、華東、中南各省市。這些詩歌生動地反映了祖國工業大躍進的麵貌和工人們豐富多彩的生活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