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新作薦評 抒情不輟——從張堂錡《個人的聲音》談起
季進
20世紀是個人的時代，自由、解放和浪漫被放到最大，卻也是集體意誌最強大的時代，啟蒙、革命的號召甚至變成一種道德律令使人無從擺脫。用長時段的觀察視野來看，個人與集體的此消彼長，正與普實克所指點的抒情與史詩的更迭觀念若合符節。正義壓倒欲望，知識鉗製想象，抱負越來越大，抒情則由此趨疲走弱。可是，縮小這樣的史觀，我們也不難發現，這種將公私律動推到此消彼長結構中的看法，總有其不妥之處。比如新文學破舊立新的家國願望不可不謂大，可是其開出的方案，卻未必真要與個人的體驗南轅北轍，甚至在史詩之音日趨強化之時，文學家們還有意試驗著“革命+戀愛”的可能，由此成全一種抒情與史詩的互動。退一步講，當史詩意誌達至高潮之時，是否也恰好暗示了抒情的形態有了其他向度的可能？毛澤東時代的紅色崇拜，可以是意識形態最扁平的表現，卻也可以是最狂熱真摯的抒情。由此，王德威推論，抒情不是泛泛之辭，在耽溺、審美的視景之外，還可以付諸生活的模式、隱喻政治的維度——“一種參與、幹預或脫離政治曆史情境的企圖”。
當然，王德威的定義頗有將抒情史詩化的意思，但我認為，其症結並不在於他對“抒情”做了過大過高的估量，恰恰相反，其龐大的抒情架構仍有盲視之處，即他關懷文學與政治的對話，卻也回避文學與商業的關聯。這不僅是指20世紀文學的現代性總是與經濟的現代化別有牽連，從報紙、雜誌到舞廳、劇院，它帶出了一層都會的意蘊與城市的想象，同時也是指置身如今的經濟大潮之中，文學因為商業利潤而多有矯揉造作，甚至粗糙的表現，抒情在這個層麵上，可以視為對文學純粹性和自主性的維護和反省。當然，必須看到，王德威的討論因為有其特殊的時間起訖，所以其對商業左右抒情的偏忽，不見得就是研究上的不見或漠然，而是時代自身使然。不過，離開了世紀中期這個時間段落，當我們嚐試將抒情的視線往前或往後延伸之時，就必須承認，政治也好、經濟也罷，都同時與抒情發生對話。在這個層麵上，王德威所謂的抒情實際隻是其中的一脈，或者說他討論的是由抒情展開的對話，是“眾聲喧嘩以後”的問題，而更基礎的抒情則可以“降到”純粹的審美維度上，或者說“眾聲喧嘩”的層次上，它假設文學的世界真有所謂的內外之別，存在研究者念茲在茲的“純文學”。
盡管“純粹”的觀念在後學思潮之下，特別是強調文學社會性與物質性的理解中，變得極為可疑。但是，回首現代文學的曆程，這樣的烏托邦想象從來不絕如縷。原因無他，隻有把純粹作為一種信仰或執念，寫作者們才獲得了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建立起他們事業的獨特性，使文學具有它的文學性，而非政治性、社會性等等。張堂錡先生剛剛出版的《個人的聲音：抒情審美意識與中國現代作家》正有意挖掘20世紀以來，從王國維、蔡元培以降，到魯迅、周作人、朱自清，以及沈從文、徐誌摩、卞之琳、無名氏諸位綿延半個世紀之久的“抒情審美意識”及其變奏與喧嘩，呈現出中國現代作家中抒情審美意識的豐富景觀。他直言：“在血與淚的時代，我們應當忍受愛與美的存在；在‘風沙撲麵、狼虎成群’(魯迅語)的時代，應當容許作家有不做民族文化代表、人民大眾代言人、階級戰士及青年導師的自由。讓文學回歸本體，回歸自我，回歸審美，讓作家走出文以載道的框架、走出政治時尚的宣傳鬥爭、走出各種旗幟、主義、黨派的不當束縛，這是我所理解並主張的抒情審美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