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不一樣的“寫法”——讀姚丹《“革命中國”的通俗表征與主體建構》
高明
早在20世紀90年代，李楊在《抗爭宿命之路》的前言中談道：“盡管通行的文學史都以1949年為界限，將20世紀中國文學視為‘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兩個獨立的部分，近年的文學批評實踐卻沒有在這兩個領域中均衡地展開。在‘五四新文學’與‘新時期文學’成為熱點，並取得了累累碩果之後，處於兩者之間的‘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則相對處於被冷落的狀態之中，尤其是‘文革文學’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很難說這是一種合理的現象。”時隔近20年，李楊的說法仍有其意義。事實上，關於中國革命的重新討論從開啟至今，一直充滿了爭執、矛盾、衝突，甚至不乏某種意義上的對立，這其中存在著龐大而複雜的曆史障礙，同時也表征著當下中國的某些現實問題；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對中國革命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化、文藝、文學的研究，也進行著重新的清理、討論和反思。中國革命文學的曆史構成及運作狀況極其複雜，包括了文化體製、文藝政策、文學製度、出版狀況、刊物運作等可以明顯感知的文學環境，這些問題已逐漸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也包括了諸如革命理念、政治實踐、作家狀況、文學形式等更為實質也更難進入討論的主題，這些方麵的研究雖然不乏問津者，但似乎一直缺乏足以扛鼎、打開局麵的力作。在這一意義上，我以為中國革命文學的研究要麵臨更大的挑戰，其挑戰在於研究主題的確立、對象的選擇、史料的發掘積累、必須的美學形式上的探詢以及不得不直麵的理論論證/論爭都將橫亙在研究者的麵前。當然，這一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況既與相關學科的積累和成果有關，也與本學科的研究現狀有關。在我個人對相關著作的閱讀和學習中，一方麵深懷期待，一方麵又抱有疑慮，這是因為無視中國革命基本史實、對大量史料恍若不見而隻是發揮某種理論名詞或話語邏輯的文章屢見不鮮，而真正以史料為依據，展開曆史論證並對重要問題進行研究的著作卻寥寥可數。因此，中國革命文學的研究取得怎樣的成果，取決於研究的方法論能否取得新的突破，更為要緊的命題是中國革命文化、文藝、文學等任何一個方麵的研究者究竟懷著怎樣的自我期許和抱負。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法學學者蘇力和他的同仁們不無迫切地向法學界提出“什麼是你的貢獻”這一命題，同樣的問題今天也不無迫切地擺在了當代文學研究者的麵前。在此，我以為姚丹的新書《“革命中國”的通俗表征與主體建構：〈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值得重視。
在《“革命中國”的通俗表征與主體建構》的導言中，姚丹說得明白，本書意在對長篇小說《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作以個案分析，“更多著眼於一種作者研究，關注不同藝術門類的作者麵對同一曆史對象的不同的理解與想象以及與之相應的處理方式”。這在方法論上無疑頗有新意。中國革命文化、文藝、文學的研究中不乏對整個曆史進行梳理和描述的著作，對某些文本和個案的具體分析也時有精彩的文章，我們通用慣見的作家專論、流派研究等在研究方法上也提供了某些啟示，但鑒於中國革命文學的複雜狀況，既能從史的角度予以整體把握，又能對具體細部進行細致分析的著作卻比較罕見。這裏並不是說，姚丹此書的方法特別值得表彰提倡，而是意在指出《“革命中國”的通俗表征與主體建構》一書的史料搜集、積累和運用不單構成了本書的基本材料，也拓展了革命文學研究的方法，也大可看作對曆史持何種態度以及將取得何種成果的標尺。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國革命及其文化、文藝、文學的研究原本是最需要曆史化的，但目前研究界的基本狀況卻是，這一部分的史料積累卻最為欠缺。姚丹在本書的後記中說：“當其時，有海外傳進國門的‘再解讀’，正吸引著國內眾多學子，我也不例外；但我和老師最初設想的研究方式，與那種深入文本內部‘解構’其意義的方法似有不同，這大抵因了我本人缺乏‘解構’工作所要求的細讀功夫與思想穿透力。”事實上，我以為正是這“似有不同”構成了姚丹著作方法論上的重要特色。關於“再解讀”這一研究方法的得失，賀桂梅做了精辟的總結，她提出“再解讀”研究思路的貢獻在於“借助於理論自身‘對語言或哲學再現性本質的越來越深、越來越係統化的懷疑’，側重探討文學的結構方式、修辭特性和意識形態運作的軌跡，對於突破社會—曆史—美學批評和‘新批評’這種80年代‘主流’批評樣式，把文學研究推向更具體深入的層麵，產生了較大影響”。不過，“再解讀”的問題也很明顯，“‘再解讀’諸篇論文無一不是從‘大’理論問題入手，並通過文本重讀後再次回到大問題。這些問題牽涉諸如‘民族國家文學’、‘民間文學與主流文人(通俗)文學’、‘新文學、通俗文化以及新的政治權威’、‘時間觀’、‘革命的核心邏輯’以及‘現代性’問題等。這或許可以視為德裏達式的‘把一個具體的事例作為說明一個普遍結構或邏輯的例證’，或福柯式提供‘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思考文本和話語的框架’。‘再解讀’思路的諸多論文的主要問題並不在於單篇論文本身，而在於這些論文為什麼形成了如此相近的研究思路，以及這種思路遺漏或者有意忽略的另外一些與理論不相容的文學史事實”。“再解讀”對學術界的影響及意義有目共睹，無需贅言，其主要缺陷即在於未能深入並把握龐雜的曆史狀況，也很難以基本史料為依據，紮實地梳理曆史的內在脈絡並揭示出其中的問題。在這一意義上，我以為姚丹此書的方法論與“再解讀”構成了某種根本區別。我在此就《“革命中國”的通俗表征與主體建構》以史料為方法論的著述特點略作三點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