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著作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史料搜集方麵下了很大的工夫。僅從史料來源上來講，在各個章節的敘述和論證中，都有著堅實的曆史依據。作者對史料運用可謂周於安排，各個章節根據史料的情況，將各曆史時期《林海雪原》文本衍生過程中比較突出的問題和關鍵的特點明確地揭示了出來。作者在第四章“話劇的總體設計”一節中就指出“話劇《智取威虎山》對長篇小說《林海雪原》的改編，在很多方麵有提煉和再造之功。首先，‘智取威虎山’這一凝練、生動的劇情命名，是從話劇才開始使用的，雖然這一說法最早由白茹道出，但在小說回目中並沒有使用。其次，是將小說中某些較為模糊的敘事背景明晰化，固定為幾個場景：雪地、深山廟堂、威虎廳、李勇奇家。這些場景大多被上海京劇院《智取威虎山》劇組所移用，而後來的革命樣板戲也以改造的方式加以保留。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心任務出現了位移”。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堅實的史料依據和比對，這一文本轉換情況很難呈現出來。其次，曆史感的產生要以史料為基本依據，但史料不應隻限於與主題緊密相關這一範圍，唯有打開開闊的曆史語境，史料才能更彰顯其意義。如在第三章“被引導和構造的‘讀者’”中，對五十年代後期讀者閱讀狀況的介紹，對《林海雪原》閱讀狀況的考察部分，在主要分析文本之外充滿了豐盈的曆史細節，大大有助於讀者對當時的曆史環境的感知。如果裁剪得宜，這樣的文字隻嫌其少，不嫌其多。最後，要特別提出一點，史料的生命力往往取決於運用者的學力修養。在第一章“‘農軍’作者的文化準備與‘新人’想象”一節中，對《林海雪原》小說的作者與現代教育做了一番曆史考證，很細致，也很見功力。從引文中可以看出，姚丹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小學新文學教育亦有專門的研究)，這一準備對本章的寫法提供了新的視角，也引入了新的討論途徑。
本書另一值得肯定之處是作者將曆史整體把握與細部分析有機融貫。
從曆史的角度來看，長篇小說《林海雪原》及其文本衍生有著清晰的曆史線索可循。作者說本書要“通過對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編輯、批評以及各種藝術門類(話劇、戲曲、電影、電視劇)改編等諸多環節的分析，將1949年至今‘革命中國’的文學(文化)實踐放在同一的創造無產階級文藝的曆史維度中考察”。從書中可以看到：1957年9月，長篇小說《林海雪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說從投稿到其後的編輯、再版的修改等環節由作者、編輯、批評對小說“齊力型塑”；50年代末的焦菊隱和北京人藝將《林海雪原》改編為話劇《智取威虎山》，確立了此後文本的基本劇情結構；20世紀50-60年代初改編為京劇和電影；從1963年上海京劇院《智取威虎山》被江青“發現”直至1970年該劇拍成樣板戲電影。以上事實構成了本書展開論述的基本框架。一本小說及其衍生文本的曆史過程基本貫穿了中國革命文學的主要時期，並在不同的曆史語境中衍生出話劇、戲曲、電影、樣板戲等通俗表征的文藝形式，本書正是著眼於此對《林海雪原》各類衍生文本的細致考察，由此引發並討論了其中牽連到的一些重要話題。
在此，作者文本分析的細致尤見功力。譬如，在本書第二章的“著力壓抑歐化傾向”一節中，姚丹提出“秦兆陽有意地刪除了現代城市生活相關的一些詞彙，這顯然有利於‘傳統’與‘粗鄙’的世界的建構。我們看到，曲波在原稿中使用了‘細胞’、‘交流電’、‘五層大樓’、‘玻璃’等指示現代世界的語彙，或者‘規律’、‘現象’、‘靈魂’等抽象詞彙，而這些詞彙均被秦兆陽刪除。詞彙對應的是其所指向的那個生活世界或想象世界，這幾個詞彙與城市生活可能有著更為緊密的想象性的聯係，在當時中國，大樓玻璃、交流電，大約是城市生活中所可能常見到的，而刪除之，就將小說的世界限定在一個比較農業社會的，城市以外的空間中了”。這一分析細膩而到位，頗能發明編輯者秦兆陽的用心和《林海雪原》小說文本“民族化”風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對小說“民族化”風格形成過程中編輯的強力作用，是作者關心已久的命題，這一細膩的文本分析是建立在對新中國建構“民族共同語”曆史情勢的具體把握之上。在之前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姚丹指出，曲波寫作的時間是1955年2月到1956年8月，而這期間國家開始推廣普通話，“力求在口頭語言與書麵語言兩方麵都建立起‘民族共同語’”，而這“民族共同語”是以“五四”以來歐化的現代漢語書寫語言為範本的，因而曲波在語彙、語法上對“洋腔調”的追求，是基於認為“此類‘技術’乃是進入文學殿堂的‘入場券’”；而編輯的壓抑，則表明在編輯那裏農民不具有使用這類語彙與語法的能力，意味著農民作者在新中國文化結構中實際的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