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娓娓道來細細品味——讀童曉薇《日本影響下的創造社文學之路》
孟慶樞
童曉薇老師是我熟悉的一位女學者，得到她的《日本影響下的創造社文學之路》後，馬上讀了起來。研究創造社的著述可謂不少，對創造社與日本文化文學關係比較研究的書也不斷麵世，可見是備受關注的題目，為此也就難寫。我讀這本新書，越發感到有種娓娓道來，邀你對話的情趣，在細細品味中我體悟了許多。這不正是閱讀的樂趣和比較文學的魅力所在嗎？
講述過去，評價前人，是以今人的視點進行一場時空連線。如何盡可能立體地、全方位地把事件置於那個動態的網絡之中，讓讀者也動起來，做一場穿越時空的探尋，是精神上的愉悅。作為邀請者的童曉薇在本書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一下子把人們帶到風雨如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接著猶如特寫鏡頭，推出了一群年輕人，一批時代的精英——郭沫若、張資平、鄭伯奇、鬱達夫、成仿吾、陶晶孫、田漢……他們為了民族的複興，為個人的出路遠渡扶桑，在異國他鄉打拚。在日本大正年代，郭沫若、鬱達夫等人如何創辦起創造社？童著不僅把曆史人物置於大的時代背景，同時又抓住那一時代的症結。“他們的創造社自創建伊始，就帶著一股強烈的傲氣和霸氣——他們批判既有的秩序並試圖重建秩序。用現在的話來說，作為精英，他們隻是想自己的話語權。”作者沒有用概念化的語言講述他們的曆程，而是首先把他們作為活生生的人在具體斑雜的時空裏進行靈與肉的碰撞，從大到民族的、國家的意識，小到衣食起居的不同文化的感受，在每一位未來的創造社成員心裏，日日產生漣漪，在複雜的機製下磨礪著他們的品格。當年的弱國子民，在日本普遍受到民族歧視，正如鬱達夫所說：“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他們心底裏流著淚，“看清了我們中國在世界競爭場裏所處的地位”，“覺悟到了今後中國的命運，與夫四萬五仟萬同胞不得不受的煉獄的曆程”。往往身在域外更能提升愛國精神，這是近代以來的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突出情結。童著的可貴之處在於既揭示了這群精英的內心煎熬，又窺探出他們放平心態，如饑似渴地學習對方(哪怕是仇者)的一切有用的東西。從對人的曆練來說，大正年代是難得的。大正時期時間雖然短暫，但是社會思想活躍，東西文化交融激烈深刻。一位新銳學者中村三春在《修辭學的現代主義——文本樣式論探討》、《語言的意誌——有島武郎和藝術史的轉向》、《萬花筒》以及稍早推出的《虛構的結構》幾本著作中，重新審視新感覺派的旗手橫光利一、白樺派代表作家有島武郎，把大正年代猶如萬花筒般多彩紛繁詭譎的狀態作了新的闡釋。那時，無產階級思潮、無政府主義、亞細亞主義、殖民主義思想等等錯綜交織，西方的各種主要思潮幾乎都一起登場亮相，把大正時期的日本說成一個思想實驗場也不為過。作者抓住了這一時代思想的核心問題，指出：“大正時期的日本社會是日本曆史上頗為有趣的一個存在。它相對安定、繁榮，其摩登發達的都市文化可以說是現代日本都市發展的先端。社會環境相對自由、民主，各種思想混雜，紛紜交糅。其中公認的主流思想則是大正時期盛行一時的民主主義思潮。”在追逐西方的過程中更從精神和體製方麵追求“個我”，成為西方式的“國民”的夢想激蕩在知識分子心間。然而，這裏畢竟是東方的日本。從白樺派的興衰，自然主義、私小說的盛極一時到退潮，都可以窺見這段曆史波瀾的態勢。創造社的同仁(也包括其他同時期留日的中國作家)對白樺派的青睞，對歌德、泰戈爾、惠特曼、易卜生的狂熱，創造“人的文學”是在這一時期應格外加以重視的問題。童著拿出相當的篇幅條分縷析，是有識之舉。需要指出的是，創造社的精英們大都在1910-1925年期間在日，他們感受為個性張揚的一麵多，而對另一麵1923年東京大震災後的轉折體會得少。鬱達夫說過，新文化運動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以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童著沒有用線性思維單一地作出結論，而是全方位地從婚姻戀愛、人際交往、都市風情、媒體的變化等諸方麵多角度地構建動態的畫麵。比如說不了解與謝野晶子的驚世駭俗的詩，就很難體會到當時中國留學生對待男女之情的激進。不了解大正時代日本作家的多才多藝，就很難理解那時文學的特點。比如電影剛剛傳入日本，在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的作品中就得到很好的借鑒。有島武郎對繪畫的造詣使他的作品別開生麵。芥川龍之介更是學貫東西、詩書琴畫集於一身的才子。我們在創造社的精英身上看到了他們的形象。我想如果把文學理解得太狹隘不利於這一研究。童著很好地處理了這一點，讓曆史人物回到當時的時勢、語境、情境中，讓他們“活”起來，他們搞的不是幹巴巴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