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論述對象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文學團體，對其作總體把握自不待言，但是，對其中每位主要成員的評述又必須合乎其人的個性。在書中，研究者立於史實，在解釋他們共同品格的同時，著力突出幾個代表性人物的個性特點，在著作裏展現出的是一個個活脫脫的人。在童著的第三章“創造社接受外來文化的過程及特點”，開篇就很準確地指出：“他們留學期間的讀書完全是自發式的，缺乏係統性和條理性，從西方啟蒙主義文學到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象征主義、頹廢主義、感傷主義等均有涉獵足。再加上他們本身感情化、好衝動的性格，對作家作品的取舍帶有很大程度的主觀性、情緒性和隨意性，從而形成了他們在接受西方文學時的一個主要特點。”換言之，他們在接受外來文化時是在時代的場閾中，以每個人的獨特屏幕來接受、過濾，重新加工釀造的。當然這裏不可忽視的是日本社會(特別是文壇)的中介作用。我們從海涅、歌德、泰戈爾、惠特曼對郭沫若的影響的闡釋過程看到了“五四”時代文學巨匠郭沫若的風采。郭沫若把歌德稱作為“球形發展的天才”，“球形的發展是將它所具有的一切天才，同時向四麵八方，立體地發展去”。他將歌德稱作“人之至人”。接著，童著從三個方麵進一步分析了郭沫若與歌德的文學緣源。接受他人影響不是簡單地拾取或相加，而是神奇地化合，根基在於心靈地碰撞。在革命風雲激蕩的年代，惠特曼受到郭沫若的青睞是很好理解的。惠特曼的那種“充滿男性狂暴的力量，以及發狂般的叫喊”驅使，鼓動詩人成為時代的“狂人”。“那種發作時時來襲擊我。一來襲擊，我便和扶著乩筆的人一樣寫起詩來。”這是我們心中的 “立在地球邊放號”，“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的“天狗”形象，以自己的滿腔熱血迎接 “鳳凰涅槃”的鬥士就會鮮明地凸現眼前。在這裏沒有必要用其他的文字概括郭沫若的個性特點了。同樣我們看過鬱達夫在接受他者文化中的律動就會有另一形象躍然紙上。同是江南才子，鬱達夫內心帶憂鬱的柔情使他更欽佩盧梭和一批北歐作家，他認為盧梭不是“完人，但是一個“真人”。童著結合鬱達夫和《懺悔錄》的關係揭示了他的個性。作為我國現代文學重要作家，鬱達夫推崇盧梭的“追求情感自由，勇於自我告白，表現自我的文學浪漫精神”，欣賞盧梭的人格魅力和“盧梭對於大自然之美的開發”。鬱達夫還喜歡屠格涅夫作品的清麗纏綿。這些都體現在他的文本之中，我們看到的是和郭沫若不同的風采。
童著恰當地指出了借鑒中的“誤讀”與過濾。郭沫若無論是對海涅、惠特曼都“有些不滿”，“海涅的詩麗而不雄，惠特曼的詩雄而不麗。兩者我都喜歡，兩者都還不足令我滿足”。同樣，鬱達夫借鑒日本的私小說時也作了符合自我的改造。日本自然主義和私小說的影響在創造社來說是有共同性的。但是，鬱達夫更具特色，他受私小說家葛西善藏的影響毋庸贅言，在《病閑集》中對其倍加推崇。鬱達夫的《蔦羅行》和葛西的《可憐的父親》的借鑒關係已有多人論述，在此不必重複。我們想突出強調的是，對於中日兩國知識青年來說，他們的指向都是“個我”，可是《可憐的父親》的主人公雖然追求“自己的路”，但是“他那孤獨的生活，不論走到哪都沒有變化，仍是寂寞和苦惱”。也就是說，他們隻能在一個封閉的世界內求生。然而在鬱達夫筆下卻突出地提出“誰之罪”，喊出的是“我們的社會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葛西等人喊的是“逃走，再逃走”，而鬱達夫高呼的是“反抗再反抗”。鬱達夫的《沉淪》與佐藤春夫的《田園的憂鬱》的異同更能說明借鑒中的複雜機製。概括起來說，這兩篇小說既具私小說特點，又與現代主義作品聯姻。具體而言，則(一)兩篇作品都以寫人的內心活動、變化為中心，以此貫穿全書；(二)都帶有自述傳性質，或者說是以作者親身感受而創作的作品；(三)都具有浪漫主義特點，抒情的筆調，作者都具有詩人氣質，佐藤春夫是個詩人，鬱達夫在日本大學念書時已是中國古詩創作的佼佼者；(四)兩篇作品都受到一定的西方現代派作品影響(當然各有不同，後麵再敘)。我們可以窺見兩國文學作為不同生存狀態的複雜體現，在各自心目中不等值的“現代性”。為此作者選擇了不同的敘述。在《沉淪》中雖然同樣反映一位青年的“憂鬱”，但是這種憂鬱主要是親身體驗的現實社會、民族壓迫的結果，它產生的直接原因“是對外部的壓迫的反抗，對祖國希望‘你快富起來’的呼喊，對日本人複仇的叫喊——這是真正的被壓迫者的自我的呼喊，在這一點上在廚川白村、佐藤春夫那裏是找不到的”。同時在《沉淪》中可以看到中國文學的傳統精神，一種“憂患”意識，作家因為從被壓迫者、失敗者的立場來考慮問題，表現出一種“憤世嫉俗，渴慕正義”的感情，最後主人公甚至以自殺來喚起國人的覺醒，使這種憂患意識達到高峰，它不禁使我們想到屈子精神。相對的《田園的憂鬱》則“含有文人的憂鬱，是自古以來日本文學傳統用西洋手法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