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著中比較詳實地論述了張資平這位別樣的作家。作者稱之為“非主流作家”。郭沫若、陶晶孫等人對張資平的評論，比較客觀地再現了這位作家的形象。這裏沒有貼標簽式地作什麼“結論”，而是托出一個要從多角度審視的作家。在著作裏，對成仿吾(我們敬愛的前校長)、田漢、陶晶孫諸位的論述都很有亮點，此不贅言。
經過近30年的努力，我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包括中日比較文學研究的成果不斷問世，新人輩出，讓人為之振奮。讀過童曉薇的新著，我更加感覺到在這一形勢下，有必要重視日本的文化文學研究，特別是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全麵了解日本當代文學、文化，進行深入研究，迫在眉睫。以日本為參照係，對於中國比較文學再上新的台階，具有獨特價值，對這一點的認識應該加強。
日本作為地處東北亞的一個重要國家，是漢文字圈國度之一。在古代深受中國文化的浸潤，近代以來又始終處於和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漩渦(但在深層次上仍與中國文化有割不斷的關係)，為此在日本發生的東西文化交融中的經驗、教訓足資借鑒。在過去的許多研究著述中關注、記述了近代中國借助日本這個“窗口”、“橋”而了解西方和借鑒西方的作用，這是確實的，也有必要。但是，如果將日本文化的作用止於此，則是片麵的。其實，在近代史上，日本了解西方有相當大部分是來自於中國，當時中國譯介西方的一些著作倒是早於從日本傳入中國的譯著。費正清先生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指出：“從中國傳來的危機新聞以及在中國的直接觀察和經曆都是重要的。日本人對西方的感受本身又引起他們與中國人的競爭意識。從西方著作的中譯本中得到的教益雖然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同理，我們應該不僅重視從日本轉手得到的對西方的了解，而且更應深思日本消化、吸納西方文化的過程。
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日本文壇處於多元態勢，一個重要原因是西方多種文化思潮，尤其是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使得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更為激烈，它被評論界稱作日本文壇的“轉型期”。這一階段日本文壇重新反思東西文化交融，總結經驗教訓，有很多問題意識頗有啟發。揭示日本如何吸收、改造西方理論，其結果(當然有的還在進行中)如何，這對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非常有利。當今，我國正處在新一輪東西文化交融的高潮之中，自覺地、清醒地認識其中的深刻道理很具現實意義。研究創造社自然會碰到前期、後期的問題，童著也致力於這一問題。如果我們把它置於中日西文化大的背景中，重新叩問何為“文學”，從更深層麵去剖析闡釋，是不是會有新的收獲呢？曉薇已在探討。一本書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曉薇正當年，我期待她的新著，再次做認真的讀者。
(作者單位：長春理工大學中日比較文化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