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
張賀乃一宦者，出於酷吏張湯之後，其《詩經》學造詣可想而知。
兩漢經學史研究中很少涉及昭宣之際的劉賀，或許因為這位短命的皇帝在位時間太短，認定他對經學發展不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其實，昭宣之際劉賀的繼位與隨後的廢黜是西漢曆史上非常重要的曆史事件之一。對劉賀進行研究，尤其是對他被擁立和被廢黜的曆史背景、原因及影響進行深入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漢的曆史，對於經學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具體到《春秋榖梁傳》被增立為博士也不能離開劉賀立而複廢事件的影響。
關於劉賀立而複廢的原因，前文已有論及，此不複述。霍光廢黜劉賀以後，為了自己專權，沒有選擇尚在人間的劉胥，也沒有選擇漢武帝眾多的孫子，而是選擇了武帝的曾孫——曾遭毀滅的衛太子劉據之孫劉詢。霍光這樣做，在當時形勢下乃是出於“不得已”：漢武帝之子劉旦被霍光在昭帝朝親自鏟除，因而他的後嗣不可能被霍光考慮繼承皇位。劉胥因為相同的原因在劉賀被擁立時已經是第二次失望，對霍光勢力充滿仇恨自不待言。因此廢黜劉賀以後，他也不會在考慮之列。至此，武帝之後，唯有衛太子之後劉詢可以繼承皇位，而且當時張安世和丙吉皆竭力向霍光推舉劉詢。劉詢與劉賀的相同點就在於：二人都缺少封建帝王所常常依倚的外家勢力，誰擁立就應該依靠誰。這是霍光先後選擇劉賀、劉詢的原因。二人的差別就在於：劉詢比劉賀更有政治頭腦，視霍氏為鏟除目標，而不直接針對霍光本人。隱忍數年，芒刺在背，曆經艱險，終於鏟除霍氏勢力。二人之間存在著時間上和因果上的聯係：正是劉賀出乎幾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立而複廢，才導致劉詢作為衛太子後裔的死灰複燃。劉賀不聽勸諫，不自量力地與霍光作對出乎當時儒生的意料之外；劉詢作為衛太子劉據的後代能夠死灰複燃重登至尊，更出乎精明的儒生的算計。在這種的劇烈的社會變動中，文化學術的發展顯然落後政治的變動。《春秋公羊傳》由與政治相得益彰變成新政權的障礙，也正是因為二者發展不同步這一事實。
從總體說，《春秋》諸家當中，《春秋公羊傳》學在漢廷發展最為成熟壯大。不但有大量的理論著作出現，而且更為明顯的是研習 《春秋公羊傳》 的儒生越來越多。即便借儒術緣飾政事的各級官吏也更多趨向《春秋公羊傳》這個百寶倉庫。這種趨勢一直延續著，終武帝之世沒有改變。因此，到了昭宣之際， 《春秋公羊傳》的儒生已經遍布朝野。
意識形態的變化往往很難與現實社會同步。常常出現的情況是，當現實社會已經發生劇烈的變化，而意識形態卻依然沒有改變，與新的社會現實並不符合。西漢政壇不但萬分複雜，而且瞬息萬變。這樣的社會現實極易陷經學於窘境：“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禦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雋不疑此處引用的“春秋”即 《春秋公羊傳》。衛太子被他比作春秋時期的蒯聵，據魯哀公三年“公羊家”的解說，曾被立為太子的蒯聵並不應該立為衛公。因此，雋不疑認為即便來人就是真正的衛太子劉據，也是“罪人”，沒有理由繼承皇位，更不允許對漢昭帝的政權構成威脅。這種勇於維護中央政府的穩定和安全的行動馬上就得到了霍光和天子的嘉獎鼓勵：“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但是《春秋公羊傳》 此時的功勞卻有可能成為將來某時的罪證。當然我們可以先分析一下當時的民間輿論和社會思潮，進而考察習經之士的善變和精明。
在這次騷動之前，“巫蠱之禍”緣由明朗化以及武帝晚年的懺悔，都曾經強化了社會上普遍流行的對衛太子的同情。車千秋就準確地把握了這種社會思潮，適時向武帝進了一道奏疏，對衛太子的正統地位進行撥亂反正，這道奏疏是他贏得丞相十分關鍵的一個原因。 然而，在經學之士那裏，這種情況很快就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變得不利於衛太子及其後裔。武帝去世後，昭帝即位；衛太子後裔在當時已經被認為斷絕；劉詢幸存於世的消息雖然逐漸被人知曉，卻被認為已不可能重新振起。因此盡管在民間輿論中衛太子的位置沒有變化，但是勢利的儒生卻已經改變了立場。此種民間與儒生在立場上的差異，集中體現在這次騷動之中。當江湖術士利用普通老百姓對衛太子的同情，在長安城裏造成極大騷亂的時候，儒生卻挺身而出，用他們擅長的《春秋公羊傳》思想當機立斷，否定了衛氏政權的正統性，果敢地平定了這次動亂。應該說，儒生對政治局勢的判斷本來是正確的，他們對於衛氏衰微的預測本來也很準確，但這種正確性和準確性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即西漢政局能夠一直按照當時的形勢發展下去，昭帝崩後，再由霍光從衛太子後裔之外的皇室成員中選擇一個唯他是聽的皇位繼承人。這個前提在霍光“力排眾議”選擇劉賀為帝的時候依然存在，但是當劉賀貿然並且出人意料地針對霍光並導致霍光迅速廢黜劉賀時，這個前提就不再存在了。因為在這種變化的形勢下，霍光已經措手不及，不得已擁立劉詢。已經倒下去的衛氏因霍光專權、因為劉賀被廢而死灰複燃。政治形勢的變化有時候來得太快，令人難以捉摸，聰明的儒生怎麼也不會想到劉賀得到擁立又被迅速廢黜，他們也不會料到劉詢會成為天子。 西漢政壇這次變故來得太快，導致《春秋公羊傳》整個學派有點措手不及。研習《春秋公羊傳》的儒生在對衛太子劉據的立場上才剛剛實現了由認可到否定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