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詢的即位，漢武帝之子廣陵厲王劉胥感到憤懣，“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劉胥此語道出劉詢政權在當時並不名正言順。在此種情況下，如何確定政權的正統性、合法性，格外重要。《春秋公羊傳》 不但沒有起到作用，反而否定了衛太子政權正統性。否定衛太子的正統地位也就否定了“意外”即位的宣帝的正統地位，罪人之孫如何繼承大統？儒生的這個轉變，直接對劉詢的政權造成了危害。可想而知，這種學說的命運在劉詢真正掌權以後必定岌岌可危矣。那麼如何削弱《春秋公羊傳》的地位呢？作為後繼之主，漢宣帝不便於完全廢除漢武帝支持的《春秋公羊傳》一派，因此隻好通過增立和支持其對立麵來達到削弱的目的。
在此我們可以再考察一個後代的似是而非的說法。“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榖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榖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榖梁》， 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榖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根據陳元的說法，因為祖父衛太子劉據喜歡《春秋榖梁傳》，漢宣帝在未為皇帝以前已經對《春秋榖梁傳》很有好感，後來增立它的博士就建立在這種感情基礎上。陳元提出此說是為了增立《春秋左傳》，雖然憑著善於辯難，他成功地實現了增立《春秋左傳》博士的目的。但是，通過查閱《漢書·儒林傳》，我們就會發現陳元這裏的論據卻並不大可靠：“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榖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榖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榖梁》”。據此，漢宣帝在即位以後，才了解 《春秋榖梁傳》 與劉據的這種關係。漢宣帝對《春秋榖梁傳》是否有感情？因為資料缺乏，今天要下斷定已經不容易，但是我認為這種感情的存在很值得懷疑。首先，我們從《漢書》的其他地方很難找到類似的論述，作為後代人的辯難論據，陳元的說法不足以否定前朝的記載。其次，《宣帝紀》載有：“甘露三年三月己醜，丞相霸薨。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製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榖梁《春秋》博士”。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一個對《春秋榖梁傳》從小就有著強烈感情的宣帝要等自己快要去世的時候才增立它的博士。再次，宣帝對儒生和儒術的討厭已經如前所述，很難相信一個對儒家學術持如此否定態度的人會單單鍾情《春秋》三家解說中的一種。宋代王應麟曾經對漢宣帝的《春秋》學造詣，頗為質疑。“孝宣學《榖梁春秋》而違不近刑人之戒，自謂雜霸道，而齊桓寵寺人貂之失，躬自蹈之，豈所以垂裕後昆乎？”
那麼，為什麼漢宣帝在增立《春秋》學博士的時候喜歡把《春秋榖梁傳》與衛太子聯係起來呢？本書認為：確定衛太子與 《春秋榖梁傳》 之間的可能的聯係，對於漢宣帝極有價值；因為這樣可以一舉兩得。首先，它可以幫助宣帝利用傾向於衛太子的民間輿論和社會思潮，為自己的正統地位加上一塊砝碼。民間輿論傾向衛太子已如上文所述，作為衛太子之孫的宣帝，在個人對儒術的偏愛上與劉據保持一致，在感情上可以拉近與民眾的距離，並從而在政治上贏得更多來自衛太子陣營的支持。這樣，劉詢在血統上是劉據的孫子，在個人趨向上相似於衛太子，極有利於提高劉詢政權的威信和合法性。其次，它可以為宣帝對《春秋公羊傳》的削弱找到一個很好的借口和方法。在尊重和繼承衛太子愛好的口號下增立 《春秋榖梁傳》 的博士會為漢宣帝贏得一個“孝”和富有人情味的好印象 。通過增立《春秋公羊傳》的對立者來達到削弱的目的，無疑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至此就可以得出結論：甘露三年的增立博士可以解釋為經學的發展跟不上政治形勢的變化，《春秋公羊傳》的思想不但不再符合新政權的需要，而且還傷害了新政權的利益：在維護政權的合法性上，《春秋公羊傳》不利於宣帝，因此它遭到削弱與打擊。增立《春秋榖梁傳》博士隻是用來削弱《春秋公羊傳》學派的一種方法。《春秋榖梁傳》的增立並不能表明它從此就得到統治者的信奉和支持。事實上，宣帝時期《春秋榖梁傳》並沒有受到尊崇，《春秋》學領域依然是《春秋公羊傳》一統天下，皇帝的詔書和大臣的上奏裏麵采用較多的仍然是《春秋公羊傳》的學說。